敦煌是一个美丽而古老的小城市。
最开始知道一点点关于敦煌的印象，是曾经年少时看的一部电影《海市蜃楼》，电影中一些模糊的感觉告诉我，那是一个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地方。后来慢慢从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莫高窟”“道士塔”中知道了一些。
5月2日零晨4点1刻，火车到达柳源站，再从柳源乘出租车到敦煌，到达敦煌时已是清晨6点钟，天还未亮，首先见到的是霓虹灯下的敦煌市，这样的相见，竟如梦般的与我的梦想相吻合。
接我的敦煌中队干部把我安排在敦煌“金叶宾馆”，略作休息后，九点租“的士”直奔“莫高窟”，沿路的中外游客排成长长的伍队进“千佛洞”参观，每一组游客一个导游，解说着每一窟的年限和历史故事。
对敦煌历史完全不了解的我，只有惊叹盛唐时的伟大，惊异于一千多年的壁画，色泽竟还是如此的鲜亮可鉴。
当参观到某个窟时，导游解说几处空白的印子，说是某年某月被美国人用粘胶偷走时，所有的中国游客无一不气愤怒骂。
“莫高窟”的藏经洞是被一个叫王圆录的道士无意中发现的，在我还一点儿都不了解敦煌历史时，当看到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中斥责王道士，我也是赞同的。
余先生写道：“历史有记载，他是敦煌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地运走，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
既是一个“到处可见的一个逃荒的中国平民”，岂能担此重任？
当我千里迢迢见到了敦煌后，特别是读了刘诗平先生的《敦煌百年》一书后，其中恰当而中肯的评价，我的思想不再麻木。
刘先生记有：“王道士发现的藏经洞，由于当时官员和学者的麻木不仁，使得王道士与这些藏品长期相伴，在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中国学者得知实情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是痛心疾首的，埋怨当地政府不负责任的有之，指责外国人的有之，在所有激愤言辞中，没有人比叶昌炽更悔恨交加的了，因为连他自己也承认，他本来是最有机会的。如果说，王道士的文化教养不足以了解敦煌藏品的真正价值的话，那么像叶昌炽这样的一流学者总应该具有相应的意识吧，但令人扼腕的是他的脚步在敦煌几百里之外停了下来，成为中国人在敦煌伤心史上最遗憾的一个镜头，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长达七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国与自己的国宝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中国，你究竟怎么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敦煌百年》书中有这样的文字：“1902年3月，汪宗瀚出任敦煌县县令，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这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二年。汪宗瀚，字栗庵，湖北通山人，与王道士算是老乡，汪宗瀚熟历史文化，不愧为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当他见到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后，立即判断出了这些经卷的不同一般，但他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在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甘肃学政叶昌炽。”
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机缘，百年后的我作为一个通山人出现在敦煌，只是一个普通的参观旅游者，可当我读完这则文字时，震惊得双眼发亮，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敦煌史上竟有两位至关紧要的湖北人，甚至通山人，我不知是悲还是喜。应该说这位通山籍县令，算是作过努力的。
作为湖北通山人，我真想为这两位前辈故乡人共同承担、弥补百年过失，然而当时整个清政府的腐败和不重视，他们一个小小的道士，一个小小的县令又能何为呢？
我悲哀的不只是王道士，抑或汪县令，而是天意和天意对当朝的惩罚，以及对后人的警醒。
敦煌印记，给我的感觉是一份太过沉重的历史话题，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可以评判是非的。
2001年5月14日于凤池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