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意大利谚语说：信任别人当然好，但不这么做最好。一号参与者或许并不知道这句格言；但是，在决定是否从10美元赌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参与者的时候，她多半会有类似的想法。如果她从10美元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这部分钱就会增加三倍；而她匿名的伙伴有三种选择：分文不还，还一部分，全部归还。但是，二号为什么要把钱还回来呢？而一号起初为什么又要给别人钱呢？尽管这套论调理由充足，一号还是输入指令，给二号一部分钱。过了一会儿，她笑了，因为她从屏幕上看到，二号还回一笔数量可观的钱，使双方同时牟利。
这种结果不仅嘲笑了众所周知的行为智慧，而且对经济学理论“做了鬼脸”。经济学里所说的“纳什平衡”就基于被一号参与者摒弃的冷静推理。这种理论预言，在陌生者之间进行的经济交易中，当一方要根据另一方的反应作决定时，最适当的信任水平为零。尽管这是正统的经济理论，一号参与者和二号参与者的行为却并不罕见。其实，在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试验中，大约有一半的一号参与者会送出一部分钱；在收到钱的二号参与者中，四分之三会归还一部分钱。
这些实验的带头人、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的保罗·扎克说：“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解释实验室中出现的这种高信任率，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信任的神经学因素。”扎克指出，进化已经使我们的大脑适应群体生活。因此，在所谓的“马基雅弗利”智力（即为赢得配偶、食物和地位而不择手段）之外，我们的社会性大脑也适于合作。个体可以通过合作获益。但是，这需要信任。扎克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彼此信任的本能需要。
扎克等人进行的实验证实了生活教给我们的东西：在经济交易中，人们常常选择合作、信任和慷慨。现在，这类研究要进一步发掘这种行为的生物机制。比如，扎克最近开展的研究试图把基于信任的各种行为与八种激素的水平变化联系起来。结果发现，催产素是人类“信任化学物质”最有力的“候选者”。催产素是一种生殖激素，主要作用是促进雌性哺乳动物的宫缩和乳汁分泌。对动物开展的研究也表明，催产素与某些社会行为有关，比如对后代的亲情和某些哺乳动物的“一夫一妻”式生活。
扎克进行的实验中，有两个结果非常重要。当二号参与者从一号参与者那里获得较大数量的钱款时，他返回的钱款也会增加。此外，二号参与者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也明显增加，而一号参与者的催产素水平却没有变化。扎克指出，一号参与者送出的钱数是信任的量度，而二号参与者返还的钱数则是“是否值得信任”的量度。扎克说：“这项实验表明，催产素与值得信任的程度密切相关。”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别人向我们表示信任时，我们想要回报对方的愿望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扎克说：“根据基本的神经系统解剖学，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催产素对人类信任的影响方式基本上不在意识感知的范围以内，因为刺激催产素活动的结构不在额皮层。因此，人类的信任似乎是由‘感觉’而非意志支配。”显示文明的信任却出自大脑中相对原始的区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扎克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解释对像“纳什平衡”一类的经济学信条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我们总是有意识、有理智地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些经济学模式认为，人类的动机是“明确无误的贪婪”，我们自己和他人都可以通过自省认识到这一点。根据这种理论，合作只是社会和教化的特质，是在人类天生的自私动机之外强加的东西。但是，扎克的研究认为，社会合作也许是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产生的原始冲动：这种冲动能够战胜更新进化的大脑区域产生的贪婪。
神经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在信任别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选择信任，因为信任只有能给个体生存和繁殖优势时，才可能作为适应群体生活的特质得到发展进化。信任显然是适应社会生活的特质。
扎克说：“在我们的实验中，那些选择信任的人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局。”
适用于个体的规律也适用于国家。正如扎克的合作伙伴、世界银行的史蒂夫·奈克指出的：“信任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在信任程度较低的时候，个人和组织在参与经济交易时就会更警惕，这可能抑制国家经济。”
各国之间的信任水平也大不相同。设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考察》对世界各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一般来说陌生人都可以信任吗？”肯定回答的比率相差甚远，从挪威的约65%直到巴西的5%左右。那些信任率低于30%的国家（南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一范围）可能落人因为怀疑而导致的永久贫困。奈克说：“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或许会对那些能使国民信任率提高的机制产生急切的兴趣。”
根据扎克的研究，能提高国民彼此之间信任的因素包括：独立的媒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提供大学教育、保护环境、加强公共卫生措施、消除贫困和提高电话覆盖率等也是增加国民信任程度的有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