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对于敦煌境内的汉长城烽燧作了全面的实地调查，获得许多重要新发现，他们还进一步考证有关汉简资料，初步考定小方盘城西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D21）为西汉玉门候官的驻地，玉门关为玉门候官所辖，其确切位置似应在马圈湾遗址西南0．6公里处，即马圈湾与羊圈湾之间的高地上，方位东径93度45，北纬40度21，西北距临要燧（D20）约1．3公里，通往西域的道路从高地中间穿过。也还有人认为，根据马圈湾遗址新出土的有关玉门关关址的檄书、符传、爰书、守关啬夫和关佐呈报关候的记录、文书邮递记录、吏卒廪给簿和大量出入关卡的登记簿“出入关致簿”、“以令出关”等汉简资料推定，玉门关应置在马圈湾西侧2．7公里处的后坑附近。以上的分析确实很有道理，然而无论是马圈湾以西的羊圈湾，还是后坑。均未保存下关城遗址，是因风雨剥蚀荡然无存了吗，还是关址另有他处？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开的谜团。
是“东徙”，还是“增设”
玉门关自西汉太初二年以后迁至敦煌西北后，历经东汉、魏晋、北朝几代，期间虽政局屡有动荡，但作为丝绸之路大动脉上的枢纽和西域门户，却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东汉时期丝路的“三通三绝”，还是魏晋在楼兰、高昌壁一带的屯田，抑或“五凉”政权与西域的频繁往来，都离不开玉门关和阳关的通道枢纽作用。到了北魏统一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后，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通过两关西域和外国商人前来中原的与日俱增，当时首都洛阳商贾云集，因喜好中国风土、购置宅第留居洛阳者不可胜数。洛阳还专设接待西域、外国使者和商人的“四馆”以及供各地商人交易买卖的市场“四通市”。留居河西走廊的西域商人也有很多，以至于河西一度通用过西域钱币。
历史进入隋唐时期，或者说早自北周起随着新的交通道路——莫贺延碛道的开通，玉门关又从敦煌西北向东迁移了约400多公里，移到了今天的安西县双塔堡附近。
莫贺延碛道在敦煌文书中又称作第五道，是由瓜州经玉门关，径向西北穿越莫贺延碛直到伊州（今哈密）的道路。这条道路不需要经过沙州，而由瓜州直接插向伊州，比较顺直，但路途却颇为艰险。“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日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途中每隔约百里才能找到一眼小泉。瀚海莽莽，沙浪肆虐，跋涉十分艰辛。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从伊州取莫贺延碛路到瓜州全程长达450公里，伊州正南微偏东到沙州350公里。记载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玄奘的亲身经历写道：莫贺延碛路相去百里才有一烽，中无水草，沙漠阻远，如果遇上“鬼魅热风”，那就无法幸免，即使徒侣众多，也有很多人要迷失路径；玄奘孤游沙漠，惟有凭借着遗留下来的死人骨骸和马粪为标识，找寻路径摸索着前行，“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莫贺延碛路是何时开通的，玉门关何时东移到双塔堡附近？这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隋炀帝时，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坐镇张掖，管理对西域和外国商人的贸易，裴矩由此了解到西域和西方许多国家的山川地理、风俗民情、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于是撰写了一部《西域图记》，并附有详细地图，特别是对于从敦煌到西方各国去的交通道路及沿线情况作了系统的叙述。裴矩把这部书呈送给隋炀帝，引起了炀帝对于西域和丝绸之路贸易的极大兴趣。这部书中称，“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书中所记通往西域三条道路的北道，仍记为出敦煌玉门关。于是有人认为直到隋炀帝时敦煌玉门关仍在使用，并未东迁，东迁是在唐初。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北周时（557年至589年）伊吾大道，即莫贺延碛路就已经开通使用，因而玉门关的东移也应在这一时期。《周书·高昌王传》有一段记载：从敦煌到高昌（今吐鲁番高昌古城）沿途多沙碛，人们往往记不准路途，容易迷失方向，只好用人畜骸骨及驼马的粪便作为路标；况且路上还有“魍魉怪异”，因而商旅往来大多取伊吾路行走。《隋书·西突厥传》还有一条记载：西突厥处罗可汗兵败后逃到高昌，隋炀帝派遣裴矩把处罗可汗的母亲向氏及其亲属随从接至玉门关晋昌城，并让向氏给处罗告之朝廷的“弘养之义”，于是处罗入朝。晋昌城即瓜州城，也就是今天的安西县锁阳城，将玉门关与瓜州城并提，可见此时的玉门关应迁至瓜州城不远。由此看来玉门关早在隋代以前的北周时期就已经东迁了。
以上两种意见实际上并无矛盾。根据上面所引史料记载，莫贺延碛路的开通及其玉门关的东迁确实不会晚于北周时期，然而该路的开通却并不意味着原有敦煌通往伊州和通往高昌道路（敦煌文书上分别称之为槊竿道和大海道）的废弃，经敦煌去西域的道路仍在使用，那么置于敦煌西北作为西出西域关口要卡的玉门关就不会废弃。也就是说从北周至唐代应同时存在两处玉门关，原置于敦煌西北的玉门关仍沿而未废，而由于莫贺延碛路的开辟又于瓜州附近新设玉门关，两处玉门关并置不替。因而我认为，与其把这一时期的玉门关说成是东徙，勿宁将其看作为“增设”，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北周至唐代“增设”的玉门关究竟在哪里
唐代地理志书《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晋昌县为瓜州州治，上面提到晋昌城即瓜州城、今锁阳城。有人据此认为，当时的玉门关应设在瓜州城东的近侧，二者相距极近。甚至有人确指锁阳城内东北角处的一处小方城就是玉门关。也有人认为“县东二十步”的记载不确，玉门关不可能离瓜州城那么近，所记恐为“县东二十里”，“步”疑为“里”的误写。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细记载了着名高僧玄奘途经玉门关的情形。玄奘由长安到瓜州后，打听西行道路，有人告诉他，从瓜州城向北25公里多有一条葫芦河（今疏勒河），上窄下宽，波流湍急，深不可渡；河上置有玉门关，此关为西去必经的关口襟喉。关外向西北方向沿路设有5座烽燧，派有兵卒候望，每座烽燧相距百里，烽燧之间没有水草。五烽之外就是莫贺延碛，伊吾国境。玄奘在瓜州找了一位年轻胡人作为向导，准备停当，乘天黑时一同出发。大约三更时分到了葫芦河边，远远望见了玉门关。玉门关上游约5公里处，河岸较窄，宽约1丈多，岸边有梧桐树丛。胡人砍了几棵树，搭在河上，又铺上草和沙土，与玄奘一起驱马过河。玄奘一行是傍晚动身的，三更时抵达河边，大约用了五六个小时，刚好可以走25公里多地。
上述记载是依据玄奘亲身经历而写的，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这样看来当时的玉门关确实应位于今天锁阳城北面25公里多的疏勒河岸上。至于“县东二十步”或“县东二十里”之说显然与玄奘的亲历所载相去甚远，难以让人置信，应为误载。向达先生就曾根据玄奘亲历认为唐玉门关约在今锁阳城北25公里多的安西县双塔堡附近。
考之双塔堡一地，正处在当时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之地，向东直通酒泉，向西可抵敦煌，向南连接瓜州，向西北又与伊州相接。并且傍山带河，形势显要。横亘于安西县中部，并一直向西可与敦煌着名的三危山、鸣沙山相连的截山子，其东端点就起自双塔堡一带。疏勒河自东向西切穿截山子东端流去，形成峡谷陡壁，水流急湍，此为长达300余公里的疏勒河中下游河段惟一的一处险关要隘。玉门关设于这里正好可以扼守隘口，控制津渡，势所天成。双塔堡四周山口、河口、路口要隘处，今存古烽燧11座，如苜蓿烽、月牙墩、北大墩、乱山子七烽等，可谓布防严谨。
唐玉门关遗址坐落在双塔堡村北的疏勒河岸边，1958年在截山子疏勒河峡口处修建双塔水库时，关址被淹，每年冬季枯水之际或夏、秋季溉田水位下降时，部分残址可露出水面，人们可近前细查。关墙因长期风蚀水浸已严重坍塌，夯土而筑，残宽3．5米至4米，仍显得较为厚实；残高0．3米至0．8米，南北长160米，东西宽155米，大体呈正方形。开东西二门，门宽约3．5米。关城四周环绕护城壕，壕阔12米许，残深1米多。壕内遗留大石磨两盘；关墙内外散落大量灰陶片、碎砖块。花岗岩石条等隋唐时期遗物。
从锁阳城到双塔堡，今天还残留一条明显的古道遗迹，当地老乡称其为唐道。该道须穿越大段泉水沼泽地带，为防止翻浆湿陷，底层用红柳、芨芨枝柴垫压，上面取就地粘土覆盖，构筑坚实。经千百年来的车碾马踏，今已低于地面0．4米至1米许，形成一道深深的路槽。路槽残宽4米许，断续延伸20余公里，今天仍被当地用作大车和人行的乡间干道。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写过一首《玉门关盖将军歌》的诗：
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
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
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
该诗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不久的至德元载（756年）岑参东归途中，所说的盖将军，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认为应指时任河西兵马使的盖庭伦。诗中形象地描绘了玉门关的冲要形势以及毗邻戎、胡的重要战略地位。守关甲兵多达5000，且派盖将军亲自坐镇，可见对其的百般重视。
双塔堡一地，原来还有清代所建的龙王庙、关帝庙、昭忠祠等一批建筑，1942年冬向达先生，1944年冬夏鼐、阎文儒先生来此考察时，庙宇尚存，亦因1958年修建水库被淹。清人汪隆写有《双塔堡》诗咏赞当时的形胜：“塔影参差旧迹荒，营屯卒伍启新疆。雪峰南耸当山阁，红日东来照女墙。草色满郊千骑壮，河流双汇一川长。幽情更爱禽鱼盛，闲向溪林钓猎忙。”
今天这里已被开辟成古迹形胜和自然山水相结合的游览区。双塔水库阔约万亩，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静卧在大漠戈壁间，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库面上波光粼粼，游禽队队，游艇点点，那湛蓝的晴空、金色的阳光、黝黑的戈壁，还有远处的雪峰，都尽情地投入碧水之中，交相辉映，情趣无尽。
唐僧取经过玉关
我国民间长期流传着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实有其人，这就是唐代高僧玄奘，他被誉为世界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旅行家，国际公认的佛教哲学理论家和杰出的翻译家。
玄奘俗姓陈，陈留（今开封市东）人氏，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生，家中排行老四。幼时早慧，聪悟不群，性情温清淳谨。13岁时随他的二哥在洛阳净土寺为少年行者，诵习经业，随后剃度为僧。玄奘言其出家的志向为“远绍如来，近光遗法”。16岁时正逢隋亡乱世，中原鼎沸，他与哥哥只好同去长安，后又来到成都落脚。他十分珍惜寸阴，励精无怠，两三年间就通晓许多经典。唐武德五年（622年）玄奘20岁时，学完了能够在成都看到的所有经卷，他不顾哥哥的阻留，私与商人结伴，乘船过三峡，来到荆州天皇寺，于寺中开讲《摄论》、《毗昙》，地方群僚及道俗人众，都来观瞻听讲，对他的讲演大为称叹。后来他又北上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赵州（今河北赵县），寻访名师，质难问疑。又听说长安有常、辩二位大师，“解究二乘，行穷三学”，便来到长安向二师求教。
玄奘行脚南北，遍谒众师，穷经究典，锲而不舍，但由于传入中华的佛典原本不全以及翻译上的错漏，他总觉得还有许多“莫知适从”的问题不能解决，于是萌生了追逐法显等人的后尘，亲自到佛教发祥地天竺（今印度）求取真经的念头。
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八月，27岁的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长达17年之久的西天取经的壮举。
玄奘先与在京城学习《涅盘经》即将返回故里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僧人孝达结伴，一同来到秦州，住了一宿。碰巧遇到要去兰州的人，便结伴来到兰州。在兰州又与凉州送官马来兰返程的人结伴，一同到了凉州（武威）。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域乃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国，各国商旅往来不绝。玄奘在凉州停了一个多月，向僧众宣讲《涅盘》、《摄论》及《般若经》。开讲之际盛况空前，不仅当地僧人大饱耳福，就连远近许多地方的和尚都齐聚凉州听讲，他们为玄奘高深的学问、精辟的演讲所深深折服。听了回去后又向他们各自的君长称叹玄奘之美，于是玄奘要西去求经的消息传遍西域各地，各地无不欢欣鼓舞，早早地就作好准备，等待玄奘的到来。
那时唐朝刚刚建立不久，西疆道路还不太通畅，官府禁止百姓西行，时任凉州都督的李大亮硬要让玄奘返回长安。幸好住在武威的河西佛教领袖慧远很敬重玄奘的才干德行，赞赏他西行求法的宏志，便秘密派了名叫慧琳、道整的两个弟子，护送法师西行。路上不敢公开行走，便昼伏夜行，到了瓜州。玄奘在瓜州听说玉门关外莫贺延碛道路非常险恶，很是发愁，所骑的马匹又死了，只好先在瓜州等待时机。个把月后从凉州发来的严查捉拿玄奘的牒文到了瓜州，州吏李昌怀疑玄奘可能就是牒文上要捉拿的人。李昌也很崇信佛教，便秘密地把牒文拿给玄奘看，问法师是否就是牒上要捉的人。玄奘吞吞吐吐，不敢实说。李昌说，法师必须将实情告诉我，以便弟子替法师想办法。玄奘这才具实相告。李昌听了深受感动，于是在玄奘当面毁了牒文，请玄奘及早动身。
跟随玄奘而来的两名小僧，道整先去了敦煌，慧琳因不堪远行，也被玄奘打发回了武威。玄奘在瓜州新买了一匹马，急于上路，但苦于无人引领。所幸有一个名叫石盘陀的年轻胡人，请求法师为其受戒，并许诺送法师通过五烽，玄奘大喜。石盘陀又给玄奘介绍了一位年老的胡人，说该胡翁非常熟悉西行路径，来往伊州已有30余趟。胡翁告诉玄奘西路异常艰险，劝他不要轻待身命，贸然前往。玄奘回答说：“贫道为求大法，立志西行，若不达到目的，终不东归，纵然死在中途，也绝不后悔。”胡翁见他的意志坚决，便说既然如此，你可骑我的这匹老马去，此马往返伊州已有15趟，熟知路途。
于是玄奘准备停当，乘着天黑与石盘陀一同出发，约三更时分从玉门关上游约5公里处渡过葫芦河。过河后解驾休息，玄奘与胡人相隔约50多步各自睡下。不一会，忽然石盘陀拔刀而起，慢慢向玄奘走来，未走10步，又返回睡下。法师不知他是何意，猜测胡人必有异心，便起身诵经，念观音菩萨。天快亮时，玄奘唤胡人起来取水盥洗、吃斋，准备出发。胡人说，此行路途险远，又无水草，只有五烽下面有水，必须夜晚到达偷水而过，一旦被发觉，就要死人，不如乘早返回。玄奘执意不返。胡人见劝说无效，便借口家中拖累大，不敢违忤王法与玄奘同去。玄奘明白他的意思，便任他回去，并送给他一匹马，以作酬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