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我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重建的开端，民族出版社有感于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民族工作的战线上从事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这些学科的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为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了他们的个人的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使上述学科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民族出版社决定为吴泽霖先生出版一册民族研究文集。吴泽霖先生当时接到邀约后颇感为难，因为他在1966年以前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其他微薄家产一起被抄走，事后也不知去向。中南民族学院有关领导得知这次筹集出书一事后就极力协助，热切关怀，当即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图书馆去寻找、复印或抄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也给予热情地帮助，在各方面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虽然一些有关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也不知下落，但还是在已找到的作品中挑选了一些有关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包括对苗族、纳西族、彝族的婚姻习俗、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具体篇目如下：《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水家的妇女生活》、《贵州少数民族婚姻的概述》、《炉山黑苗的生活》、《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么些人的婚丧习俗》、《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群婚残余试探——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等。
此外，吴老在欧美看到当时博物馆对于促进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所起的巨大作用，印象深刻，因此联想到民族博物馆在我国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他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只要财力许可，总尽量顺便收集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存放在贵阳大夏大学的社会研究室内，用以宣传民族文化交流。初期的收集、展览的成功坚定了他对民族博物馆在促进民族关系上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信念，并鼓励了他在以后的学术生涯里为促进建立各级民族博物馆而不断努力。因此在本文集中，也收录了两篇论述民族文物和民族博物馆的文章：《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此外还收录了几篇近作《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犹太民族历史画卷的一幅重要画面》。
三、吴泽霖与中国人类学
吴泽霖“对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基础的奠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吴泽霖先生的学术思想，当代学人曾经精辟地概括为“注重田野调查，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并认为他在民族学理论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注重学术研究的前瞻性、理论分析的理性和科学原则、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在此，我们拟从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教学、科研机构的建立、学科知识的普及及应用等方面的成就和建树来看吴泽霖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1．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
（1）早期的社会学研究
吴泽霖早年专攻社会学，造诣精深，学识渊博，是我国社会学开创者之一。
20世纪20年代末，正值社会学在中国酝酿的草创之际，吴泽霖学成归国，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立即率先投入到建立中国社会学的工作。他广泛介绍西方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学的发展流派；撰写和翻译了《社会约制》、《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等著述；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还讲授《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等课程；并会同孙本文、潘光旦、吴景超、信心哲等教授组织“东南社会学”——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团体，并创办了《东南社会学刊》。不久，又和东南社会学社的同仁一起与北京的任许廉、吴文藻、陶孟和、陈达等教授联合组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组织——中国社会学会，出版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刊物——《中国社会学会报》。
社会学是一门紧密联系实际，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吴老一贯主张社会学应着重社会调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理论应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认为学生在接触课堂教育的同时应深入社会实际，了解情况，丰富自己。在上海大夏大学期间，他就组织学生深入到上海市区和苏州的望亭镇，对劳工问题、粮食问题、慈善教育事业、育婴事业、游民及老残救济事业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上海老残救济事业》、《上海慈幼教养事业》、《上海的育婴事业》等一批见时弊而策改进的科学论文，开创了社会学应解决社会问题，理论应建立在社会实际调查之上的一代新风。
回顾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的时候，我们都会明显的感觉到，早期的学科分野并未如现在一样泾渭分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学科的研究往往交织在一起，呈一种复合的趋势，这也与早期的学者学贯中西是不无关系的，一方面深谙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又受过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所以，在吴泽霖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中我们也不难窥见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
（2）贵州的少数民族研究
吴泽霖教授一生中从事研究时间最长、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是民族学领域。这其中尤以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最为深入。
吴泽霖的少数民族研究始于1937年4月大夏大学邀请“西南夷族代表团”成员到校演讲。随后吴泽霖先生参加了京滇公路周览团到西南云、贵、川河乡西等地实地考察，由此开始关注西南民族研究。
对此，吴泽霖曾自述：
“我在清末读私塾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民族”一词。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后，我从当时高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中，才知道中国由五个民族组成的，但对民族的内涵、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在以后的长时期内，我仍然几乎一无所知。
二十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期间以及毕业后绕道欧洲和南洋回国时，才了解美国和世界上存在的一些种族和民族问题，但对自己国内的民族情况反而了解不多。回国后在上海从事研究期间，亦没有在这方面继续思考。直到1935年，当时的首都南京直达昆明的“京滇公路周览团”，邀请政府有关部门及一些民间团体的代表参加。我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参加了那次游览。在车队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县时，我才第一次看到和接触到汉、满、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就开始对国内少数民族的一些情况进行初步的探索。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我随大夏大学内迁。在三年贵州、五年云南的生活中，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亲身接触到了几十个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少数民族。我曾深入到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同他们一起生活过一些时间，也结识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对国内少数民族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抗战军兴，吴泽霖随大夏大学由上海播迁贵阳，由东方大都市上海到云贵高原，环境变了，他随即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都市社会转向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致力于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与创建。
贵州地处偏僻的西南，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历来被世人视为“蛮荒之地”、“瘴疠之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贵州广大地区的控制往往采取羁縻统治的方式，中国历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也鲜有对贵州少数民族专门详细的记载。明代在贵州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后，贵州正式成为明代全国的13个省级行政区之一。自此，贵州与外界的联系日多，一向鲜为人知的神秘贵州才逐渐被揭开面纱。明朝以来，特别是清朝，记载贵州少数民族的史籍逐渐增多，除官方修订的地方志书均辟有专章记载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外，一些地方官员私人著作也对贵州少数民族情况作了描述，有名的有李宗（日方）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罗晓典的《黔南职方纪略》、田雯的《黔书》、徐家干的《苗疆见闻录》等。这些典籍虽然保留了大量有关贵州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加之根深蒂固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方法上无一例外的以鄙夷歧视的态度描述贵州少数民族，故而舛错谬误甚多，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到民国时期，占贵州总人口40％以上的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间的隔膜仍然不被外界了解。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大学或科研机构纷纷内迁到西南诸省，迁到贵州办学的有上海大夏大学和浙江大学等著名学府。这些学术机构内迁到贵州后，许多学者都立刻敏锐地觉察到贵州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因为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存留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术研究资源，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尚待开发的处女地，亟需着手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正如当时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所言，“吾大夏大学迁黔以后，即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苗夷问题为最重要。”基于这种认识，再加上有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的领导，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此，大夏大学社会经济调查室更名为“社会研究部”，其核心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
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终于开始有人类学学者用现代民族学理论方法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学者、大学或其它研究机构内迁贵州后才出现的。当时在贵州做实地调查的学者除《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各篇目所列的作者外，还有岑家梧、李方桂等著名学者。
对于少数民族研究，吴泽霖的理念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凝结着少数民族的智慧，而过去却很少有人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客观的介绍，这是极不公正的。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成立之后，立即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积极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其中包括贵州苗夷概况调查、贵州苗夷民俗资料搜集、黔东南苗夷生活调查、北盘江流域苗夷状况调查、贵州各种苗夷语言调查多个田野工作，足迹遍布贵州今天的毕节、安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先后出版《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炉山黑苗的生活》、《贞丰仲家语字汇》、《威宁大花苗语字汇》、《安顺苗夷的生活》、《苗胞影荟》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学术著作。还编辑出版了《社会旬刊》、大夏研究部乙种丛刊等刊物。其中《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汇总的许多论文可以说是社会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除此之外，征集贵州少数民族文物也是社会研究部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们一共征集到各类文物二千余件，并举办了三次展览，社会反响良好。
1940年后岑家梧在吴泽霖离校后，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他和陈国钧等继续对贵州民族进行调查。期间，岑家梧曾到黔东南荔波水族地区作实地调查。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在吴泽霖的领导下，对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的分布以及各族历史、社会、文化、习俗、语言、歌谣、服饰等进行了探索性和专题性的调查，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还对如何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提出了精辟的意见，认为：“对边民与内地的民众应一视同仁”，“凡是民众应享的权利，不分内地与边陲，都应使之实现，得到公正平允的待遇”，呼吁“我们需要的是民族意识上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的划一的汉化”，他批驳了那种强制民族“同化”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做法。在开发边疆问题上，他也提出一些切合世纪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则意见和具体实施步骤，陆续在《社会旬刊》、《社会研究期刊》、《贵州日报》、《贵州旬报》、《实事导报》等刊物发表后，对增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维护民族尊严、宣扬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于学理上之研究，亦未敢忽略”。对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来源和民族特点等提供了科学根据，为丰富和发展民族学理论开拓了前景，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贵州省的民族工作者仍著文表达他们对先驱者的感激之情：“民族学专家吴泽霖教授等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用较正确的民族史观对水族社会进行实地调查，并发表论著”，“这些论文的发表，使世人知道在中国境内还有这么一个水族存在，并使世人知道水族还有他们自己的、只属于他而为其他民所没有的本质和特殊性，水族人民应该感谢他们的”。
吴泽霖教授的这些有关我国西南民族的民族志作品，是我国民族学界的宝贵遗产。尤其是其《炉山黑苗的生活》、《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1958年）等文章，堪称为我国民族志的代表作之一，为我国民族学、民族志调查研究提供了范例。
1941年，吴老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对云南省纳西族、白族、彝族的社会组织、婚姻、宗教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指导学生以少数民族调查研究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既开拓了民族研究领域，又培养了民族学的教学、科研方面的专门人才。
（3）种族问题及世界民族问题研究
吴泽霖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贡献还在于拓展了种族问题和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
20世纪，是一个种族冲突和种族歧视极端剧烈的时期，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吴泽霖以一个学者睿智的眼光对种族不平等进行了批判和研究。吴泽霖教授是我国最早研究种族及种族歧视的学者之一。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开始了世界种族问题的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以翔实丰富的调查资料撰写成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揭示了种族歧视的表现和根源。三十年代初，又出版了《现代种族》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人类种族和种族问题的专著，书中以大量的资料论证了各种族和各种族的平等地位，猛烈的抨击了种族主义的谬论。八十年代后，他又根据最新资料，写出了种族与种族歧视、犹太人问题等多方面的文章，坚持了其一贯立场，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
在《现代种族》这部书中，提出了种族的科学含义、划分标准和分类原则，并从科学的分析中，吴老就提出了“天下没有纯粹的种族”，“种族本来就无所谓优劣”等科学论断，并严厉谴责了当时白种人种族优越和种族隔离政策法。批判了种族不平等论的各种“根据”，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