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梁先生与张寿祺合写《论民族考古学》，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四期，认为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必须重视民族考古学。他们根据自己考古田野工作的机会，认为过去这两门科学“貌合神离”是不好的，应该合为一门科学，他们认为“‘民族考古学’之为‘民族考古学’乃在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学之文献，互相引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于一些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更细致的说明。”在前文中说：“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为了探讨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具体内容，追溯古代百越历史情况，曾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等加以结合作为印证和研究的途径，后来我们将这种做法名之为‘民族考古’。”可见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是很不容易的，是通过长期实践的。
1979年梁先生即获准招收以民族考古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1年人类学系获准成立，即把考古学和民族学列为骨干专业，1981年再获准增设文化人类学研究生专业，授权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可见，梁先生的成就是受到国家的尊重的。
五、学者们对梁钊韬的评价
从梁钊韬教授的一生经历和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许多著名老一辈人类学家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只有当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把本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时，你的研究才有真正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同样，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离不开为现实服务，在现实服务当中才能繁荣和发展。谈及梁钊韬先生对中国人类学事业的贡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认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上的，一个是学术上的。
在组织贡献方面，经过梁钊韬先生的不懈呼吁和奔走，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了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学科体系上，明确以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四个部分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流派特色。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评价梁钊韬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学术贡献方面可以细化为民族学、考古学两个领域。对前者，梁钊韬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几十年来走遍了我国南方的民族山寨，深入调查研究，他在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关于百越民族的研究、关于我国南方文化区域和特点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就。在考古学领域，1958年，梁钊韬先生鉴定出曲江县马坝乡农民施工挖出的人头骨为古人类头骨化石，该化石后来明确为距今13万年前的“马坝人”，乃从猿进化到新人中间的重要一环。同年，梁钊韬先生对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则是他对我国考古学的又一贡献。在治学方法上，梁钊韬教授开拓了跨学科研究，提出”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主张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与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及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从而对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
梁钊韬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常说：“不经自己核实的材料不能用，不经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要写。”实践证明，他的许多学术观点都是超前的，逐渐为后人所印证，且对后人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与此同时，梁钊韬先生也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后人每每道及便肃然起敬。他一生编写了大量教材，出版的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等。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办公室主任李玉杏副编审也评价过梁钊韬，他是这样说的：
中山大学于1948年成立人类学系，后因故停办。1981年，经梁钊韬教授积极策划和争取，原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并授权培养博士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人类学系。梁先生任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
梁钊韬教授对人类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率先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他在人类学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建立中国人类学体系方面，梁先生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起源和发展规律的边缘学科，其体系应该是由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组成；而文化人类学应包含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这种体系既适合我国人类学客观实际，又符合当代跨学科研究的要求。梁钊韬教授十分强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他认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多民族的文明国家，拥有异常丰富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人类学。”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在他主编的《文化人类学》这部著作中得到了体现。
梁钊韬教授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在42年的教育生涯中，亲自培养了16名硕士生和4名博士生，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梁先生对人民的教育事业赤胆忠心，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毫无怨言，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未曾动摇过。他教诲老师们要正确对待待遇、地位问题；要自重，忠于职守。他在病重期间还一直关心人类学系的学科发展和教学工作，立下遗嘱，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图书、资料全部捐赠给人类学系。
由于梁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的卓越贡献，1986年被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名人录》（第二版）。
梁钊韬教授把他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我国民族教育和科研事业，他所倡导的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互相渗透、彼此交叉、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科学思想理论，在人类学系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发展。
人类学系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创业已初具规模。这几年来，本科招生设有：民族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并有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体质人类学被列为中大的重点课程。在教学和科研设备方面也有了改善，建立了多媒体网络教室、考古技术研究室、体质人类学实验室、人类学博物馆、摄影技术实验室和资料室。并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和较高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类学专门人才，其中我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藏族研究生格勒，是梁钊韬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不仅是我国藏学研究工作的骨干，而且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1991年1月2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亲手给格勒颁发“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证书，并且十分亲切地说“您是人类学博士”。这个殊荣，使我国人类学工作者为之振奋。作为格勒博士的导师——梁钊韬教授，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梁钊韬教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的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精神还表现在支持学校的发展上。1980年梁先生说服亲朋好友，把他的兄长、香港知名人士、工商界巨子梁琚先生给他建人类学系大楼的巨款，用来建中山大学会堂——梁琚堂，解了学校的燃眉之急。接着还动员梁琚先生夫人梁李秀娱捐款建中大附小图书馆，动员知名人士何善衡先生、何尧琚先生及其他知名人士捐款建立中大管理学院何氏教育基金会、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办公楼报时系统等。
梁先生的无私、慷慨的品质，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参考文献
[1]梁昆：《梁钊韬》，载于施琳主编《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百人小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3]且看人看我——评顾定国先生所著《中国人类学逸史》，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4]周大鸣编：《梁钊韬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5]梁钊韬：《中国古代的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徐杰舜、何国强：《崎岖山路上的攀登者——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月，第25卷第3期。
[7]梁钊韬、陈启新等编：《中国民族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庄益群编：《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3月版。
[9]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10]《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人类学论文选集（2）》，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钱玉趾：《山鬼：<九歌>中的负心汉——<云中君？河伯？山鬼>的全新剖解及翻译》，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附录：
梁钊韬主要著译目录
1938年“检讨欧战德国失败原因证明日本必败”载《更生评论》第4卷第2期
1941年“殷周占卜及卜筮袭用的取从标准”载《现代史学》第4卷第2期
1943年“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载《大同》第1卷第2期
“曼那观与中国‘气’的研究”载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
“宗教生机观与阴阳干支五行研究”载《中山学报》第2卷第1期
“粤北乳瑶民的宗教信仰”载《民俗》第2卷第1、2期合刊
1944年 “祭礼的象征和传袭”载《文讯》第5卷第1期
“粤北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载《中国边疆》第2卷第7、8、9期合刊
“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载《边政公论》第3卷第12期
1945年“古代的馈牲祭器及祖先崇拜”载《文史杂志》第5卷第9、10期合刊
“民族学与民俗学及其在我国的展望”载《文史杂志》第5卷第9、10期合刊
“中国巫师的种类”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
“中国西南民族导论”（英文）（与郑德坤合著）载华西大学博物馆丛刊
1946年“神话学与民俗学”（译自F？Boas原著）载贵阳《文讯》第1号
1951年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发展体系”载香港《大众报》“新史学”第3期
“北江瑶族的来源”载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
“连南县‘南江事件’及其前后命案调查”载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
“黎族的历史和传说”载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发展体系”载香港《大公报》”新史学”第3期
1955年“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版）第1期
1959年 “广东原始社会初探”（合作）载《理论与实践》第12期
“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年代探讨”载《考古》第9期
“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与李见贤合作）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2期合刊
“马坝人的发现”载香港《大公报》
“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与方瑞廉、李见贤合作）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
1960年 “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的一些看法”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卷第1期
1962年“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载《学术研究》（广东）第1期
1963年“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载《学术研究》（广东）第4期
1964年“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载《学术研究》（云南）第6期
“滇西有关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材料初释”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978年 “西瓯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广东）第1期
1979年 《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与所指导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合作）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印
1980年 《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与所指导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合作）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印
1981年 “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
“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又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982年 “试论民俗形成的社会根源”（与张寿祺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1983年 “论‘民族考古学’”载《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黎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教育因素”载《民族研究》第3期
1984年 “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985年 “‘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载云南《思想战线》第6期又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民族学概论》（与陈启新、杨鹤书合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1986年 “‘濮’与船棺葬关系小议”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增刊
“《人类学论文选集》前言”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1987年 “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人类学论文选集》（2）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另：未出版的专著和教材
《中国考古学通论》（1954年高教部推荐为全国交流讲义）
《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同上）
《原始社会史及民族志》（同上）
《民俗学》（与张寿祺合著）
《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合作）
《原始社会史教材纲要》
《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教材纲要》
《中国民族史志专题》
《原始社会史专题》
[作者简介]徐榕（1984～），女，回族，广西桂林人，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