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蕾
凌纯声作为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其大名早已深深刻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心中，不仅仅是因为他那具有前瞻性意义的比较研究的探索，更是因为他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走入田野的先驱而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敬仰。
将凌纯声纳入中国人类学发展大背景中来述评，不仅可以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发展趋势，同时，凌先生身上的那些可贵品质还能给我们年轻一代以深深的启迪。
一、生平简介
凌纯声（1902～1981），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家，现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字民复，号润生，江苏常州武进人。1919年自江苏省常州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京高师），1921年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在大学读书时，有“东南音乐家”之称，1925年著有《中学音乐集》。1926年与童之铉合编《霓裳羽衣歌舞》剧本和《琵琶集成》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有《凌纯声》词条。毕业后留在东大附中（今南师附中）执教，曾任教务主任。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师从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MarcelMauss，1872～1950）等人，研习人类学和民族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后，积极从事民族学研究和开拓工作，先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民族学组主任，国立边疆教育馆馆长，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边政学系教授及系主任，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研究工作，撰有《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湾，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1956年筹办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任所长，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等。毕生致力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涉猎范围广阔。
凌纯声在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在其早年就深入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作实地调查，1929年4月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他曾调查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和云南彝族，均有专著问世。1930年，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的调查，这次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同时开创了中研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同时，他对东北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及其作品被誉为早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工作的圭臬，对浙江畲族、云南彝族等边疆民族的调查也是中国人类学家较早的田野工作实践。他早期认为民族学只研究“落后民族”或“史前民族”，内容只限于生活和文化，故所写调查报告往往偏重生活文化现象的罗列。1933年，与芮逸夫等人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使用了电影摄像机，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河。
三十年代期间，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馆的民族学和民间艺术、手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在有计划地进行着。以凌纯声、马长寿、芮逸夫、李霖灿等位负责人的调查团在1930年前后和1937年至1942年间，分别在东北、西南、四川和台湾等地进行了科学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服装、饰物、手工业工具、用品及技术资料、模型、图片等数千件，由中央博物院作为民族文物收藏。由于方法科学、资料完整，使得这些资料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同时，在30年代，方国瑜、凌纯声先生等在云南大学创办了西南文化研究室，主编《西南边疆》杂志，编印《西南文化丛书》等十一种。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
四十年代的时候，凌纯声转而注意新疆民族问题和边政建设问题。曾在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和边政建设问题、中国古代南方民族文化与东南亚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与太平洋区域民族文化的传播关系等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并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移居台湾后，曾于40年代多次调查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地区土著文化的传播关系。他所研究的范围和运用的资料都逐步扩大，举凡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的材料均能够兼容并收。
二、主要著作
凌纯声一生著述丰富，有专著12本，论文74篇。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8年）、《中国边政制度》（1948年）、《边疆文化论集》（1953年）、《中泰文化论集》（1958年）、《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1967年）、《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1970年）、《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1972年）、《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年）等等。这些著作对研究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学的比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建立和充实中国民族学的宝库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凌纯声的代表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和《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去体会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治学思想。
（一）《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通过实地调查完成的民族志报告。在本书的序言中，凌先生讲道：民族学可分纪录的与比较的两种研究：偏于纪录的我们称之为民族志（Ethnography），偏于比较的为民族学（Ethnology）。本报告是属于民族志的研究。
凌纯声从1930年春夏间起历时三个月，赴东北调查赫哲族，对赫哲族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形势进行了实地调查。作者调查的地域是松花江下游“自依兰至抚远一带”。依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松花江及其支流牡丹江、倭肯河汇流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置为府，满语称“依兰喀喇”。1913年改县。抚远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北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绥远州，1913年改绥远县，1929年改抚远县。这一调查路线，即松花江下游及同江至抚远段黑龙江沿岸地带，是赫哲族的主要分布区域。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分布在我国东北三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赫哲族的祖先，自古就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繁衍生息，属于肃慎系统的挹娄、勿吉、黑水、野人女真等古代民族与赫哲族有族源关系。至清初，始以“黑斤”、“黑真”、“赫真”、“奇楞”、“赫哲”等名称见于文献记载。清代和民国年间，又常被俗称为“鱼皮鞑子”。各地赫哲人自称不同，原住在下八岔以下地区和乌苏里江畔的赫哲人被称为“赫真”或“赫吉斯勒”，赫哲由“赫真”音变而来，黑斤、黑真、赫真等是赫真同音异写，意为“下游”或“东方”。“赫吉斯勒”即“赫真们”，意为“下游人”、“东方人”。作者调查后经过整理，两经寒暑才终成此书。
该书主要由序言、目次、插图目次、参考书目和记音音标五大部分构成，其中赫哲族目次又由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赫哲的文化、赫哲的语言和附录：赫哲故事几大部分构成。
在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一部分中，作者讲述了通古斯非东胡民族，通古斯为东夷的一种、东北各民族名称的起源及其转变、赫哲与Goldi名称的来源、中国文献记载中的赫哲、现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这六个问题的前三个也可以说是古代东北民族的总论，后三个只是赫哲族的专论）。在这其中，作者对于国外汉学家几成定论的“通古斯为东胡之说”首先进行了批驳，在第一部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现代中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都是上了欧洲汉学家的老当，毫不置疑地相信：今之通古斯即为古代的东胡。”凌先生为论证通古斯不属于古代东胡，引述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外国文献，涉及到当时外国学者有关赫哲族研究的主要论著。可以看出，凌先生在进行赫哲族调查前，作了长期的充分准备，对于外国人的研究情况和论点了如指掌，因而能够高屋建瓴，把握全局。族源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走出国外一些学者对于赫哲族族源造成的误区，是凌纯声调查赫哲族的一个重要目标，因而他不怕繁琐，把国外研究者的论说全部罗列出来，逐一澄清。他采取由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剥离的方法，论证通古斯不是东胡民族，而为东夷的一种；接下来论述东北各民族名称的起源及其转变，着重探讨“赫哲与Goldi（日文译“高里特”，汉译“高尔蝶”“戈尔德”，是俄国人对赫哲族采用的族名。）名称的来源”；之后，梳理了“中国文献中记载的赫哲”，记述了“现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更需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诚如民族学家李亦园先生对此所作出的评价：《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更重要之贡献，乃在于运用我国古籍之资料，匡正了许多著名外国学者误认通古斯族即为东胡的种种错误，所以这一本书的出现，正代表着中国学者参与了20世纪最前段，自Bogaros（笔者按：当作Bogoras，博戈拉兹），Jochelson以至于Laufer、Shirokogoroff等学者对亚洲东北部民族研究的热潮。”
赫哲的文化部分是作者着重论述的部分，作者是从他们各方面的生活去考察，该报告把他们的生活分为物质的、精神的、家庭的、社会的四方面去叙述。在物质生活中，作者分别记叙了赫哲族的饮食、衣服、居住、交通、渔猎、武器及工艺和用具；在精神生活层面，作者讲述了其宗教、歌舞、音乐、游戏、艺术及科学；家庭生活方面，记叙了赫哲族的家庭、生育、名字、婚姻、丧葬；而在社会生活层面则分别叙述了其氏族、政治和法律、战争和贸易。可以说，凌纯声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观点，通过本书完全表现出来。凌纯声对于赫哲族文化，既有宏观的架构，又有微观的把握。对于赫哲族文化特质细致入微的阐释，是本书一大特色。在文化研究中，任何遗物遗迹、人工物或社会生活、礼仪习俗的鲜明特征，都可以成为“特质”（trait），一种文化中可分解的最小的基本单位，叫做“文化特质”（culturetrait）。这些单位是该文化中特有的实体和存在，在功能上整合在一起，形成有机联系的若干文化特质，组合成“文化丛”（culturecomplex）。《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展现了方方面面的文化特质，组成林林总总的文化丛，使人们对于赫哲族文化有清晰透彻的了解。例如，木制饮食器具中，有木盆、木盘、木碗、木杯、木碟、木铲、木勺、木匙等，形成别具一格的木制饮食器具文化特质，与其他类别的木制文化特质，构成文化特质群，即文化丛。只有全面细致地揭示出众多的文化特质，才能对赫哲族文化有真实可靠的把握。凌纯声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从每一个文化特质入手，不放过构成文化特质的细小项目。正是由于对文化特质的深入发掘，才能出色地展现出这部别具一格的赫哲族文化大观。本书记载的特色文化精详生动，至今仍是研究赫哲族的鱼、桦树皮、狩猎、服饰、萨满、占卜、工艺艺术、交通、口头传承等特色文化最有价值的宝库。
此外，在赫哲的语言一部分中，凌先生记录了赫哲族的语音、语法及语汇。凌先生引用了许多国外语言学专著，用国际音标给赫哲语注音，合乎学术规范。本书第三部分论述“赫哲的语言”，记述赫哲语音、语法、语汇，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赫哲族语言志，对赫哲族语言研究起到奠基作用。凌纯声了解赫哲族的语言，这对于他关于赫哲族不是东胡的主张无疑有重要帮助。他重视语言，出发点是为了研究民族的文化。他发现赫哲语中有不少汉语借词，表明赫哲族“许多方面的文化是由汉民族输入的”。他还通过语言，找出赫哲族过去的社会制度，例如，赫哲族语言中没有舅舅、姑父、外甥的称呼，对姑母称妈妈，都与存在过母系家族制度有关。在赫哲故事部分中，作者记录了大量生动的赫哲族的故事，并附带有赫哲的语音注，可谓追求完善。
书中图片众多，共有插图332幅。这些插图，主要是照片，还有少量历史图片及相当多的手绘描图。书中采用了《皇清职贡图》7种（图3、4、5、41、103、124、130），《黔苗图》1种（图1），俄国学者乔切尔森著作中的1种（图2）。书中载有搜集到的赫哲族的《打围神画像》（图271、272）及山神、娘娘神、龙王神、瘟神、老爷神纸马（图275、277、279、281、283）以及14幅民间剪纸。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请当地赫哲人画了《萨满神鼓鼓面》（图204）、《鹿》（图293）、《栖貂的树》（图294）、《冰上的鱼》（图295），留下了当时出自赫哲人的绘画作品，今日看来尤为珍贵。此外，书中有作者手绘图83幅，线条流畅，精美准确，为理解赫哲族物的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解说。除此之外，在当时条件非常有限的条件之下，本书保存了215幅作者实地拍摄的照片，涵盖了赫哲文化的方方面面，非常难得。由于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在清晰度上存在着缺欠，然而，凌纯声为我们留下的历史写真，已经算是仅此一家的珍贵遗产宝藏了。另外，凌纯声的音乐造诣有目共睹，早年在大学读书时就有“东南音乐家”的美誉，著有《中学音乐集》。他与童之铉编著出版了《霓裳羽衣》歌舞剧本，可见其音乐素养不凡。因而，他能够得心应手地用五线谱准确记录赫哲族萨满活动中的神歌以及27首民歌曲谱，这是不懂音乐的调查者无法做到的。另外，关于赫哲族歌舞的描述也非常精彩。在很多民间文化的讨论会上经常会以凌先生的这本《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为热点，同时，在很多音乐等艺术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中也经常能够见到这本书，可见凌纯声此书的艺术价值。
（二）《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