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搬迁，九龙山村村民在新建家园的压力下，在与外山人交流、融合的撞击中，能激发出更大的拼搏精神和创业斗志，逐步摆脱“山里人”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勇敢地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和挑战。在以前，锄头、扁担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靠山吃山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田里山头劳作、饭桌床头休闲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山上生存环境恶劣，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就算有利有谋也无法搞发展，就算努力也无法改变穷困的命运。下山后谁要是有本事，可以把全部本事发挥出来，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拿就业来说，下山后一分部人继续务农，一部分人自己去找就业门路，如做生意、办工厂、制茶叶等；一部分人通过政府集中培训后到工厂打工，还有一分部通过学校培训后自找工作。
武义县政府为了让下山农民在新的环境中尽快找到创收致富的门路，使他们能下得来，稳得住，富得起，对此采取了一些措施是：一是积极为下山脱贫农民联系企业务工。二是引导下山农民发展效益农业。三是鼓励下山村民利用原有老村耕地、空基地退耕还林，发展经济林、高山蔬菜等，对旧村复垦的村每亩补助6000元。为下山群众举办名茶制作、高山蔬菜、香菇放养、药材种植、果树栽培等实用技术培训班1000多期次，提高下山群众科技水平，提高致富能力。
1997年春，新九龙山村从下杨一、二接收到100亩口粮田的使用权，并将其落实到户，当时田的分配是通过抓阄来定，首先根据人口数平均，算出每户应分到的田的多少，然后大家抓阄来确定分田的顺序，抓到1号，则1号家庭开始分田，按人口多少来分给，依次分田。分到的田如果遇到有田埂的情况，就把田埂拿掉，再重新建田埂。平均下来，每人约分到0．5亩田，一个家庭大约能分到1．5亩的田。虽然田不算多，有些家的田比山上时多了，有些则比山上时少些，但山下气温高些，一年可以种两季稻子，而山上温度较低，一年只能种一季稻子，且产量低。所以山上土地多，吃不饱，山下土地少，吃不完。下山以后，山上的田地还是归他们，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都不变，但农户必须跟村集体签定合同，按合同办事。在下山后的第一、第二年，村民基本上都再回山上种植一些作物，作为下山的一个过度，一方面是因为不舍得丢荒那些土地，另一方面是因为刚下来一两年，建房需要不少钱，又没找到好的、近的地方打工，只能充分利用山上的土地资源，种得一些也好。当山下房子建好一层后，大家对再回山上种植作物的想法越来越淡，下来三年之后已基本没人再愿意回到山上去种植了。对此，村民们是这样认为的：
李云华：下山后的第一年回山上种黄豆，后来找到砖瓦厂的工作，对比起来觉得回山上种黄豆不如山下打工划算，就不再回去种了。
田华平：我家下山后还回去种了两年黄豆，因为不舍得留荒，而且那时山下的承包地较少，后来承包地多了，我们就以每亩200斤稻谷的方式跟邻村承包田来种，觉得这样比回山上种植更划算，就不愿上山种了，而且逐渐有企业进驻武义，打工的机会也就多了。
刘寿康：下山后回山上种了两年黄豆，因为刚下来时没有承包地，加上山上还没有抛荒，后来下杨一、二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他们的很多田不种就拿出来承包给我们种，我们就不再回山上种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山上的田地护理得少，土地的收成不如以前，就更不愿再回去了。
田华群：下山后回去种过两年豆子和摘茶籽，现在不回去了，杂草、野草多了，茶籽不方便摘，原来村里还统一回去种过白果，由于没回去管理，种白果没有成功。
邓建文：下山后回山上摘过三年茶籽，后来山荒了，人不好走上去，觉得山太高了，也就不再回去了。
刘炳法：下山后回去种了两年黄豆和蔬菜，种豆可以赚些钱，因为山下地不够，自己又没有找到工作，就回去种这些。刚下来时因为自己不识字，没人找我去做工，自己也不敢去，厂里都是用电工作，怕电，下来两年后跟下面的人来往多了，就开始有人来叫去打工，做些修路工。也就没时间回山上种植了。
李云标：回去种了两年黄豆，原来觉得那些地留着可惜，再后来觉得太累了，父母年纪大了，回去不方便，我自己又有工作，没有时间，就不种了。
俞法明：回去种了两年大豆和土豆，刚下来时没地方打工，田地又少，山上还没荒，就回去种。后来山上野猪多了，把一些作物都给吃掉了，自己又在山下找到了工作，打工一天可赚50元，相比之下，回去就不划算了。
李忠胜：在山上种植一年到头都很忙，每天都要去看田，种作物没有多少收获，收成不好，山上又没水库，很缺水，只能靠天吃饭，而山下田里的水不去看也没有事。
刘贤相：回山上种了一年黄豆，刚下来没有地方种黄豆，只有田没有地，后为承包别人的地，就不回去了，太累了。下来一年后就跟周边村的人熟悉了，别人叫去打工。
邓寿明：茶叶种了两三年才可采摘，刚下山时，山上的茶叶还好，所以下去后的两三年里都有回山上摘茶叶，后来由于没有人管理，茶叶就不太好了，也就不再上山去摘了。再一个，下山后人的思想也改变了，觉得回山上干一天活不如在山下打一天工，过去一天到晚挑担回山上脚不会痛，下山后过一段时间再上去，挑些柴火回来脚都会痛，不光是平原人的脚会痛，高山上的人脚也会痛，下山一段时间后，不再适应山上的环境了。
刘生明：回山上去种过两年水稻和菜豆，山下的田不够，租田来种还得给300斤/亩的稻谷，山上自己的田不用钱，我在那里管理管理又下来。两年后种的人少了，野猪多起来了，大家都不种了，后来高压线都移下来了，不然可以用电抓野猪。
从以上村民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下山后的前两三年是最辛苦的时期，村民不但要建房，还要山上山下两头跑，往山上跑是为了种些作物赚些钱，山下即要建房，又要想办法找工作，为建房多赚些钱。由于刚下山时房子还没开始建，部分村民只能借住亲戚、朋友家或是租住邻村的村民家，有些在山下找不到房子住的家庭，只能早上下山建房，晚上又回到山上去住，这样的日子虽然相当辛苦，可村民们却是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建房需要不少的钱，对于贫困了几百年的九龙山村村民来说，要想建房只能跟亲戚朋友借钱，或是到信用社贷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借到钱或贷到款的，有些人因为没有抵押物或担保人而无法贷款。正是由于钱的关系，使得九龙山村的搬迁分成三批次才完成。至于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更是让村民们记忆犹新。刚下来时生产上主要还是靠农业，因为打工的门路一下子还找不到，只能靠亲戚朋友帮忙打听哪个地方需要人干活，要的话就去打打工，没有工打就靠农业。武义在1997和1998时没有多少工厂，村民想就近打工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何况村民刚从高山上下来没多久，对外界环境还感到有些陌生，一些技术性的活不会干，幸运的话能就近干些苦力活，不然也只能在山下种植水稻或回山上种些黄豆、茶籽和茶叶之类的作物。董主任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也提到下山后村民适应山下生活的情况：
下山以后种种茶叶，加工茶叶，地里的活干干。刚下来的时候，有些习惯，有些不习惯，如果当时是争着下来的那些人肯定是习惯的，造房子也很快造好的，这边钱也好赚，刚下来的时候也是要租田种的，在农闲的时候就去打打工，再来造房子，下面钱是好赚的。租田有的是给谷，有的是给钱，100斤谷/亩，有些是按100斤谷的钱给租金，对于那些在山上从来没出去打过工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去干那些体力活，做些临时工，如公路段的活，只要力气活就干得来了，有些要去建房子，拌沙浆、砌砖等这些工。那时候20-30元/天，现在是40-50元/天，在刚下来那两三年大家都还是回山上去种地，在那两三年时间里还有点趋向于农业这一块，现在基本上都是出去打工的多，年轻一点的都是出去打工了。年纪大一些的田也还是种的，只有闲的时候就出去打零工。
由此看出，九龙村山下山后走过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田间到工厂、苦力劳动到技术劳动的转变过程，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不仅因为有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扶持，还因为高山深山的艰苦环境炼就了村民强健的体魄和培育出村民那股吃苦耐劳的精神。下来以后，他们除了建自家房子外，邻村砖瓦厂的活、公路段的修路活都是他们去干。为此，邓寿明书记这样说道：因为我们是穷山上下来的人，体力比较好，肯吃苦，很有韧劲，给人家干活很出力，他们都喜欢要我们村里人去干，到我们村里来招人。这一块收入相当高，这是第一。第二呢，整个高山上没有几户有亲戚，有亲戚的，如女儿嫁到武义去的，女婿都不愿意到丈母娘家，像我们这边端午节，女儿要包粽子拿回去的，女婿都不愿意挑回去，要挑到山上怕累，不干，他说：“我不去，你们自己去，拿点钱去算了，买一点轻的东西拿去算了。”这个最亲的亲戚都不愿意来，旁亲那些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不愿意到山上看我们。那下来之后就不同了，亲戚都来帮忙，还借钱给我们，有的来帮工，菜啊、米啊都送过来。所以说下山之后变化大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国家的优惠政策，第二是我们九龙山的勤劳致富。第三是社会各界及亲戚朋友的帮助。
正如老书记说的，九龙山村下山后能在较短时期内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原因不仅在于村民们有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村党支部的带头作用，还与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有关。1999年以来，村党支部一边向上积极争取资金，搞好新村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带领干部群众制订规划，落实政策，发展经济。对新村各项建设做到精打细算，尽量做到节约开支，由于村集体经济困难，党员干部一般都义务为村工作。1999年2月，县财政拨扶贫资金6000元，村委发动全村男女老少在新村屋后及原九龙山上开发银杏36亩，果、叶苗2160根。同年9月，村委向王宅镇扬店村承包了80亩毛塘山，用于开发迎霜名茶，承包期为30年，前10年不收承包费，相当于只收20年的承包费，由村委去承包，之后再承包给个人，通过开村民大会，想承包的家庭先进行登记，然后通过抓阄形式分地，分好地后就可以免费领取苗木，苗木的经费是由县财政拨下来的16000元扶贫资金，统一开发迎霜名茶。这项计划预计第5年开始，村集体每年可收入壹万元以上。2000年春，村委又发动全村男女老少到九龙山的荒坡闲田蔬林山上栽种了650亩银杏、15亩优质蜜梨和放养3万袋香菇。1999年，村委向外承包出九龙山茶园15年，收到承包款8100元。2003年，完成旧村退宅还耕55．6亩，政府补助8000元/亩，村委总共收到该项拨款资金44万元，其中支付给拆迁工程队15万元，剩下还有近30万元作为新村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同年，退宅还耕的50亩田地由村委以400元/年的价格承包给村里的一户村民种植高山蔬菜。此外，在村委的争取下，新村还获得上级部门的资助。
拿到上级部门的资助后，我们来看看村委及村民都做了哪些工作。2002年，完成土地整理50亩，并落实到户。2003年，完成绿化造林100亩；解决吃用水问题，打井一口总投资9000多元；浇水泥路面1200平方，投资3万元；村前绿化600平方，投资2万元；安装村路路灯，投资6000元；建好村卫生池3个，投资2000元；收回各农户原村毛竹园责任山由村主管。2004年，完成绿化造林80亩；完成土地整理30亩；浇筑村门前水泥地面500平方，投资1万元；平整村前空基2000平方；村办公楼建设，投资23万元。
2000年以后，随着工业经济发展，社会交流频繁，贫困人口劳务输出不断增多，为了让劳务输出人员掌握更多技能，易找工作，2003年，县政府对贫困地区农民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给予300－800元的补助，每年由县财政核发资金，2003年县财政投入150万元，2004、2005年两年分别投入300万元。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下山农民逐渐学会一些职业技能，拓宽了就业领域，实现了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的幸福生活。董春法主任曾这样说道：“下来以后，就是要根据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活干，年纪轻的有年纪轻的活干，年纪大的有年纪大的活干。”
3．生活方式由单调变丰富
过去九龙山村留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今年都昐明年好，明年还是破棉袄”，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九龙山村的村民是非常渴望改善生活，过好日子的。无奈山上的特定条件，生存环境恶劣，生产资源有限，500多年农耕经济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生活目标一直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养鸡为买盐”的基本物质生活保障上。生活的单调更不用说，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笔者向村民询问过去山上的生活方式时，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吃过晚饭后聊一下天就睡觉了”、“偶尔打一下牌，没别的娱乐”、“想吃肉还得下到俞源或到山背面的陈弄村去买，一趟来回也要3个小时，还不如不吃”、“村里有个戏台，每年搞一次活动，由村里人自编自演，唱婺戏，这个还有点意思”、“有时俞源有婺戏表演，虽然就在我们山脚下，但晚上去看一趟也不容易，得住亲戚朋友家”，“一出门就爬山，一出门就挑担”、“家里常吃梅干菜或咸菜，难得吃上肉”、“山上没钱赚，有钱也没地方花”、“只会种田种地，其他什么都不会”等等。从这些声音中，我们基本能够想象出九龙山村在山上时的生活画面。那是一种只为生存的生活，一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却又十分艰苦的生活。
相比之下，如今新九龙山村的生活是一种愉悦的、富足的、丰富的、幸福的生活，不仅是生存环境的跨越，更是生产方式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大飞跃，面对着以效益经济为中心的外部世界，在便利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他们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和进厂打工，把过去“无奈”的世界变成现在精彩的世界。生活对他们来说有着更多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温的问题上，而是为更充实、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在努力工作。温饱问题早已得到解决，小康生活才是他们目前最大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