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计划好某个村要搬迁时，通常都是先由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去做工作，找村委的领导和村里年纪比较大的、威信比较高的几个村民代表开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再由他们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做好村民的的思想工作。对于接纳地的村的思想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去做。正是有了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引导，有了董主任孜孜不倦努力工作，才有了今日九龙山村的幸福生活。
2．村支书：支持与努力
下山脱贫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只是政府部门，也需要村委的支持，特别是村支书的支持。一个村没有一个好书记，这个村也是搬迁不下来。有一句话叫“火车开得快要车头带好”，九龙山村的老支书邓寿明书记就是这样的“好车头”。董春法主任说：“如果当年邓书记不同意搬迁，那今天整个村都还没搬迁下来。”
邓寿明书记自1978年担任九龙山村村长至2002年主动要求辞掉村支书职务，共走过25年村长和村书记的工作历程。看到山上村民的贫困生活，他感到很内疚：自己一个村支书却没有能耐改善村民的贫苦生活。恶劣的生存环境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只能认命了。尽管这样，老支书还是会担心村子的未来，担心村子无法延续下去。这期间，邓书记的思想也在发生着转变。1982年，村里有人要去到南海当上门女婿，他并不支持，认为出去一个，村里就少了一个人。1988年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村里条件太苦，生活贫困，劝年轻人到外面去，不要呆在这里，有人家要就去给人家当儿子，还动员他们去外面当上门当女婿。就拿他的两个儿子来说吧，大儿子1989年参军去到海宁，小儿子去了杭州打工，老书记写信给他们叫他们以后不要再回来了，死都要死在外面，不要死在九龙山。九龙山建村几百年，老百姓过得这么苦，他心里觉得很酸，曾多次伤心地流泪。
当得知县里鼓励高山深山农民下山脱贫时，邓书记便派人去找扶贫办的董主任，主动要求整村搬迁下山。虽然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可一个更大的难出现了，全村85%的人都不支持搬迁，如何才能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呢？他首先对村委的其他六名成员作工作，如果他们思想通了，群众的思想也就好做了。开始时7名村委委员中只有他和一位经济保管员同意，另外5名成员都反对搬迁，经过多次开会讨论，最终支持搬迁的人数达到6人。得到村委其他委员的支持，邓书记更是信心百倍的给村民细心开导，把山上的恶劣环境与山下的便利条件进行对比，还把对山村未来自取灭亡的担忧告诉大家，这让村民逐渐体会到老书记的良苦用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变思想，支持下山。当下山买地需要大笔资金时，他又开始为筹集资金而奔走；搬迁下山后，他又不停地为新村建设而忙碌，自家的房子却迟迟未建好。乡里组织几次去考察旅游，他都没去，他考虑到村里现在还没有富起来，不愿拿村里钱去考察旅游，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村里人。2002年他主动辞去村书记的职务，想把一点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他向笔者详细讲述了他辞退村书记一职的原因和现在的生活状况：
我是2002年退下来的，从当村长到书记总共25年，是自愿退下。为了不当这个书记，我逃避，逃到外面去3个月。说实话，在整个村里，我也不是最能干的，也不是最差的，人家都是三层楼房建好了，我家两层还没建好。人家一天出去打个零工30元，我一天出去开会才15元，我在想啊，我一生的青春，一生的精力都放到村集体这里去了，别人房子建好了，我自己的还没有建好。想留一点点时间给自己，所以我退下来。下来之后，我在家养鸡，养了两年，大概有3000只，赚了一点钱，才把房子建好。后来俞源乡的敬老院有一个名额，乡里说优先考虑我，乡长说打了很多次电话我都不在家，最后通过别人打电话到我家里才找到我，第二天我马上到乡里，他说敬老院的工作500元一个月，我叫他让我考虑一下，但他第二天早上就到我家来，他说：“老邓，你现在还能干，再过5年你还能不能干，现在是一个机会，国家创办敬老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待遇方面我想会慢慢给你提高的。”就这样我去了敬老院，一个月500元，现在提到750元。我要在那里工作15年才能领到养老金，现在才做了3年，还要12年。如果我不做了，做了多少年，就给多少个月的工作给我，当作退休费，比如说我在那里干了10年，每个月工资是1000元，要是不干了，那就给我10个月的退休费，一万元。
邓书记在众人面前流过4次眼泪，不为别的，只为九龙山村能下山脱贫。县里有关部门重视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他激动地流泪；没钱支付宅基地的费用，董主任说会尽量帮他们想办法，他又一次激动地流泪；村子搬下来以后，有一些人风言风语，泼冷水，灰心了，他也伤心地流泪；提到下山脱贫时，他又高兴地流泪。不过九龙山村终归下来了，变成俞源乡的样板村，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老百姓都是说下山脱贫好。董春法主任谈到邓寿明书记时，总不忘提起一张照片：
九龙山的书记很有意思，有一次一个报社记者要我送他两张照片，我选了一张在九龙山村与邓书记的合影，照片上的邓书记头发老长，蓬起来，胡子垃渣，人瘦瘦黑黑的，很难看。我把那张照片拿出去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到九龙山，觉得很有意义，但邓书记动员我不要拿那张照片去，形象太不好。后来形象大不一样了，头发也漂亮起来了，服装也漂亮起来了，好像变了一个人，各方面都讲究起来，过去是一点都不讲究的。现在生活质量大提高了，卫生观念也改变了。你现在到新九龙山村，可以看到天天有人扫地呢，很干净。
对于过去的形象，邓书记自己也这样说：
当时还照有一张黑白相片，有蒋岩金书记、老董和我，拿着规划图。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过去我是那样子的，那年我正好50岁，今年是61岁，拿那张照片与现在的照片相比，看起来还是现在显得年轻，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为了下山，思想负担重，人开心不起来。
的确，现在的邓书记精神抖擞，能够做非常精彩的汇报，没有人能想到他曾经是一位不太会表达的书记。下山后由于经常有省市委领导到村里来视察，从开始时不会讲到现在的精彩汇报，邓书记的变化实在是大。
3．村民：搬与不搬之争
在实施下山迁移中，政府一直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搬迁的群众必须自觉自愿，思想通的，愿望强的先搬；思想不通，愿望不强的，决不勉强。高山深山群众吃尽了山高路远、生存环境恶劣的苦头，单从愿望上来说，大多数群众是希望搬迁到山下平原地区的。但愿望终归只是愿望，真要搬迁下山，一开始还是有很多人顾虑重重。
九龙山村搬迁下山之前，为了干活方便，村里已经有几户人自发的搬迁下山了。但是当全体村民知道九龙山村要搬迁下山时，全村近85%的村民表示不同意，7名村委委员中中人有2个人支持搬迁，可见大家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经过多次村委和村民会议，邓书记把县里、乡里以及董主任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情况一次一次的跟村民讲清楚，他们的思想也慢慢在改变，尤其是县委蒋岩金书记来过之后，群众思想一步一步跟上，也一天一天的发生转变。从1996年3月份开始就不断地做工作，开会时有人说这是在做梦，不可能的；有人说自己没钱，建不起房子，还不起贷款；有人说山下没饭吃；还有人说这是“空口说白话”。就这样，对于“搬”与“不搬”，村民之间产生很大的分歧，发生激烈的争吵。随着一次次村民会议的召开，支持搬迁的人数也在增加，原来一部分反对搬迁的村民也开始转向观望的态度，随大潮。最后，经过多方的努力，绝大多数的村民都转变观念，同意搬迁。但也还存在一些“顽固”分子。邓书记就向笔者谈起这样一个人：
村里有个老党员，现在不在了，当初我入党的时候是他培养的，我们要搬下来他是不同意的，他说早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当时就不该让我当书记，他还说把全村人带到下面去吃什么，吃泥土啊。泥土都还是别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总的来说，村民对于搬迁下山，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顾虑，例如：我下去吃什么？我下去能干什么？我下去住哪里？我死后该怎么办，葬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如果都能够解决好，他们就没那么多顾虑了。过去做工作，老年人的思想最难做，年轻人思想开放些，比较受不了爬山的辛苦，相对容易通些；再一个是年轻人喜欢持观望态度，不知道究竟是下去好还是不下去好，看不准，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这些顾虑究其原因可归为三种：
（1）恋土。年老岁大村民，故土情深，舍不得几代人置下的几间老屋和家产，恋土观念重。他们认为“别人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老人还会考虑墓地问题，他们住在山上，不通公路的，死后不用火化，可以葬在山上；如果到了山下，在通公路的地方，死后必须火化，他们不太愿意；认为自己反正年纪都这么大了，不下山住死后就不被烧成灰；再有些想法是，就算不怕火化，那骨灰盒又该摆什么地方呢。老人的这些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墓地问题，政府也已经做出了规划。老董说，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就是再三的跟他们讲清楚：你在山上过了一辈子苦生活，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的？走的是什么路？看什么电影？看什么戏？这样的生活都是过得非常艰苦，而下山以后，到平原去，到集镇去，到城里、城郊去，样样生活都好起来，那里看电影，看电视，走路，坐车，骑车，甚至发展到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而山上是连自行车都没有。
（2）怕吃苦。一些人想到下山要买田地、要建房、要还债，就担心起来，担心将来还不起债，担心今后的生活太苦，认为“子孙后代虽然可以享福，但我们这代人是要吃尽苦头了”。有一个村的党员干部说：“什么下山脱贫，下山脱贫我可以预料，一年稻，二年草，三年讨。”意思是下去第一年没有钱建房，只能在宅基地上种稻子，第二年建好地基就没钱了，地基上就长出草来，房子盖不上去了，第三年就只有去讨饭了。该村4/5的人都下山了，那位党员干部却没有下，后来见到下山来的村民都建起了新房，他便也要求下山。下山后，他第一年建房，第二年建好，于是又编了三句话：“一年建，二年好，三年跑”，意思是第一年建房，第二年建好，第三年跑市场了，赚钱去了。还有些人在山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惯了，怕下去后会比较辛苦。再就是因为家庭穷，下山怕没有钱建房子，也怕房子建造不上去，借钱又借不到。因此，有一部分人思想上想搬，但是考虑到自己经济承受力又不想搬。而政府的帮助也只能在统一的政策范围内，不可能给他们一个特殊的待遇。
（3）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下山脱贫好是好，只可惜国家补助太少了”。正因为存在着这怕那怕，实施下山脱贫之初，等待观望的多，积极主动的少。一些村民依赖性强，过多地想依靠国家补助来完成下山搬迁。
三、下得来：搬迁过程
高山深山里的群众要想真正下得来、稳得住、富得快，需要政府和村民做出不懈的努力。先是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到高山深山里的贫困村了解情况，看是否存在“七大难”问题，一旦确定为搬迁村，就要详细了解村里的户数、人口数等情况。然后再了解接纳村的情况，看看他们的户数、人口数以及田地的数量，从而知道他们所能接纳的户数和人数。当这些情况都弄清楚后就开始做下山村和接纳村的工作，还要带下山村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到接纳村去看建房用地、口粮田和公墓山。如果下山村对这个地方不满意，政府就想办法再找一个接纳村，当然如果多数都满意，就直接定下来。在做接纳村的思想工作时，也会带着接纳村的干部和群众代表上山参观，让他们切身体会高山深山农民的艰难，对他们动之以情，使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双方的工作都做妥后，就开始谈土地转让费，之后便签定下山脱贫土地安置协议书，然后到建设规划部门，由建设规划部门认定这块地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再到土地管理局，审批建房用地。如果涉及到林木的，还需要林业部门批准，涉及到水面的，要水务部门批准，等等。总之，一个山村的搬迁，需要走很多道程序，每一道程序都是不可忽视，困难重重的。正是因为有了县、乡（镇）政府各部门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才创造出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14年间，有346个村、14955户、45657人实现下山脱贫。
1．政府扶持：政策和资金的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