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传记作家章诒和说：“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的。”
章诒和在《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们父母交往事叠影》写道：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张伯驹（1898-1982）倾家收藏《游春图》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享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博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张伯驹，原名家腆，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棍、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工)。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杭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杭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就在这一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一些古董商人见利忘义，绞尽脑汁，企图转手渔利，大发横财。原来，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居天津张园，主要靠变卖字画文物，挥霍享受。被溥仪潜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1200余件皆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北平的古董商人闻讯，纷纷赶赴东北抢收。古董商人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邀请张伯驹、张大干、邓述存、于省吾、徐悲鸿、启功等专家前往审定。不料，只有几件是真迹。故宫博物院收购了5件真迹，其余退回马霁川。张伯驹虽一介书生，但对于收购文物一类事甚为精明，早就看穿了马霁川的猫腻。夜半，张伯驹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的手里？”
老奸巨猾的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来访，已料到大事不妙，叉见张伯驹气势不对，便点头哈腰地说：“张爷明察。”
“你想把《游春图》发落到什么地方？索银多少？你想卖给洋人是不是？《游春图》是中国存世最早的山水画卷，这么重要的国宝，你想卖给洋人，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
张伯驹倾家荡产购买的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马霁川毕竟是位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这位大人物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他亲临住地，非收不可，不卖与他怕是不成啊！于是，他连连说：“卖，卖，岂有不卖之理？我若卖给别人是一个整数，而张爷只要拿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是您的啦！”
张伯驹知道马霁川只用数两金子垂手得来的《游春图》，张口竟要800两黄金，显然是在讹诈。自己过去虽称得上家财万贯，如今已是负债累累，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啊！但他岂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
张伯驹冷冷地直视马霁川。然后将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说：“马老板，此卷我是收定了！”马霁川愣愣地看着桌子上被震颤的瓷杯，未及醒悟，张伯驹已拂袖而去。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了了收购。伯驹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他决定亲自上阵了。他驱车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这里林立着许多收购、出售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店铺。张伯驹一下车，就被老板和伙计们团团围住了。张伯驹与这里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早年收藏字画，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后来，这里只要有了珍奇文物，老板都会亲自登门送去，而且也常有人为张伯驹提供信息。张伯驹先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他接着又进了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每进一店铺，都是这番话。张伯驹亲临琉璃厂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传开了……关注此图的人们和张伯驹等反复研究、磋商，最后请托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与马霁川洽商此事。马霁川见《游舂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又经马宝山、李卓卿的多次通融，他同意降价让于张伯驹。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这所居宅割爱出让。这套居宅本是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华住宅。北平辅仁大学愿出21万美金购买，伯驹需款正急，便忍痛割爱。他把辅仁大学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与两位中间人一起欲将全部黄金交付马霁川时，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另寻新主。当时，张伯驹屡收宋元真迹，手头拮据，实在不好凑足这20两黄金。夫人问清详情，宽慰道：“不用急，会有办法的。”
说着，便向自己卧室走去。她打开自己的箱子，从箱底层取出一个包裹，一层一层地打开，缕缕金光闪射。她抚摸着心爱的首饰，看了一会儿，又一层一层地包好，递与丈夫说：“差人去把它卖掉。”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陪嫁的首饰，怎好卖掉？”
他呆呆地望着夫人，默默无语。伯驹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张伯驹终于保住了《游春图》。其实，张大千也一直寻觅此宝，几欲收之，但是见伯驹态度坚决，只好退而作罢。一个月以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来京打听《游春图》的下落，知已落伯驹之手，便手书一函，差人送至伯驹府上：……务必请伯驹君割爱，将《游春图》转让。我，以五百两黄金入藏《游春图》。伯驹提笔复函：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张群拿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别说收买《游春图》啊，就连维持正常业务经费也得不到保障，腐败透顶！腐败透顶！”张伯驹气愤地说道。张伯驹在回忆收藏《游春图》时曾写道：“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
不是彼时的张公子1949年，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韵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1956年，张伯驹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年，他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皮《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顺《千字文》等珍贵书画捐献国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张伯驹捐献的李白《上阳台贴》《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谈到她去画家潘素学画前，有一段关于张伯驹的话：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捐献《平复帖》等八件的褒奖状，此状由文化部长沈雁冰（即作家矛盾）颁发父亲(章伯钧)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牛，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扬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尤听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象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的值钱。“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吗？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都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义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1964年，潘素在寓所。潘素在钓鱼台国宾馆作画。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1962年，张伯驹出任吉林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副馆长。“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1957年，张伯驹栽了跟斗。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跟斗。有一天，张伯驹和章伯钧在章家聊天。他们从画方面聊起。章伯钧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张伯驹张伯驹在京剧《借东风》里扮演的孔明我很欣赏林风眠，可惜无缘结识，也没有能得到他的画作。”
大概因为林风眠是西画出身的或者由于不太熟悉的缘故，张伯驹没有表态，章伯钧又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章伯钧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和朱光潜，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一点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片的问题。我联络任公(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即杀害陈乔年的杨光）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糟糕。”
而后，他们的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章伯钧说：“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再拉上李任潮(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京剧《四郎探母》，左为余步岩，饰杨廷昭；右为张伯驹。饰扬廷辉潘素作品：《游春图》张伯驹书贺北京古琴研究会复会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章伯钧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