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内心丰富而精妙，鲁迅的精神伟大而卓异，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甚深的海洋，不可能将全部都揭示出来，这里所展现的只是深海中的几朵浪花。这些是最能漾起我们心中涟漪的浪花，透过它们，我们看到了海的深，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生存。当面对着没有鲜花与掌声的沙漠时，我们是否会像他们那样坚守着自己的信条做艰难的跋涉？还是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转入他途？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坚守是困难的。鲁迅的精神是强大的，在叛逆的激情中他奋然前行着；沈从文的处世是执拗的，在对“希腊小庙”的尊奉中写就了一生。这是两个敢于也能够直面自我灵魂的前人，在他们那里，你可以发出这样的赞叹，原来一个人是可以这样活过的！他们灵魂的光辉将穿越时空的局限而烛照你的心田。也许他们那种借文字和思想来改造社会的书生意气，在当时不能有适意的发挥，但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文字的确可以滋润后人。也许在现实的世界里，他们只能吹起心归“边城”的乐音，发出彷徨于“无地”的呐喊，但他们的精神之碑则立了起来。精神的影响力固不可以夸大，但它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前行则是无疑的。
精神之灯难以熄灭，文化也要发展。只是在这永恒与发展之中，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面对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做怎样的选择成了困扰每一代人的问题。我们的前人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沈从文，在他的象牙之塔中寻找到了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寄托；鲁迅，则冀图在与现实的精神抗衡中找到切实的意义。然而他们孤独了，一个面临着理想世界的消解，一个面对着无物之阵的寂寞；但他们一个仍要歌咏，一个仍要举起投抢。这便是人格力量的支撑，这便是精神的魅力使然。
最后，引海德格尔《诗·语言·思》中的一句作为结束：“苦行而不停步／追问与迷误／系于你孤独之途。”（本文为作者硕士毕业论文。写于1993年2月至5月。）
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
——《伤逝分解读
《伤逝》几乎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主题小说，60多年来魅力长久不衰，这是一篇文本内蕴丰厚、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去挖掘作品的底蕴。以往，人们对《伤逝》的读解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它的社会批判性上。但假如你将视线转向主人公的内在世界，体贴其情感的起伏，玩味其灵魂深处的苦恼与渴求，那么，《伤逝》在其社会批判之外当有更丰富的内容。
小说从男主人公悼念已逝的女主人公起笔，一开始就确定了凄伤哀婉的基调。这段在阴郁的氛围里展开的爱情故事，绝少欢乐的气息，虽然会馆里曾有过于君的笑声，但这笑声仍然不能使整部作品的氛围有所改变。在阴冷的氛围中，男、女主人公始终是在现实的平庸、琐屑中扮演着他们的悲剧，没有如狂似痴的脓丽，也无波澜起伏的曲折，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是很单纯的：涓生、子君相爱了并顶着世俗的压力而同居，由于失业的打击，贫困、凡庸生活的折磨，爱情消失，涓生离弃子君，子君返回旧家庭而死去；涓生在追悔中写下这段手记。相对单纯的情节，主人公自我倾诉体式的采用，使得小说对主人公内心冲突与灵魂挣扎的表现更为酣畅，“伤逝”不单单是涓生对于君的悼亡，更是涓生灵魂的哀歌——一个充满希冀却又无可奈何的灵魂挣扎史。
一、性别角色的冲突
小说中，涓生的生活场所有两次变化——由会馆到吉兆胡同再到会馆，这也是他由寂寞空虚到更深的寂寞空虚的一个过程。当中，子君的出现，曾在涓生荒漠般的生活中燃起希望之火，涓生的爱情追求，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希望的追求，然而子君最终死了，爱情也成了虚无。在这样一个幻化过程中，无论是涓生还是子君起初都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走到一起的。
打开小说，你首先看到的是对涓生在寂寞空虚的会馆中等待子君的描写，涓生的焦灼与企盼，确也让人感动。这是摆脱寂寞的希冀，渴求沟通的向往，一个孤独中的男性向异性的真诚呼唤。于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便印在了涓生的脑中：带着笑窝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她又是勇敢独立的女性先锋，可以蔑视世俗的眼光，勇敢地来与他相会。这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女性的“曙色”的子君。当这样一个理想的子君出现在涓生的破屋后，空寂被打破了，屋里渐渐充满了涓生的语声。这语声飘荡全篇。涓生始终在寻找与子君的对话，然而他失败了，即使在最初的“语声”中，也缺少于君的应合，于是涓生的语声逐渐变得空荡，“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通读《伤逝》，你可以发现，涓生、子君之间缺少的便是理解与沟通。诚然，社会现实的压力是强大的，人生世事的挤兑是无奈的，但爱情的根基却并不取决于此，而是在于二人世界的关系程度。否则，你将难以解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纯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慨。在涓生、子君的爱情关系中虽不乏真诚，却缺少内涵，他们爱情的浓度与深度都未达到使他们的关系得以稳固的程度。两颗异性的心在最初的碰撞中产生的是相互的好感与爱慕，一旦陷入现实生活的摩擦中，若没有相互的理解与认同，隔膜与厌弃便不可避免。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这种男女间的隔膜与厌弃，将男女爱情的描写由单纯的卿我恋慕，推向了另一高度，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理解与沟通的困惑。
在《呐喊》、《彷徨》的女性形象系列中，子君颇为特殊，她几乎是唯一的知识女性，不同于下层妇女的愚昧与麻木，她有知识，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能够卓然不群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也勇敢地从旧家庭中出走了，然而她依然不能摆脱传统的因袭，进入新家庭后仍又落入旧式妇女的窠臼。在于君身上，新思想的质素是微薄的，她的觉醒也很有限。从她后来表现的怯懦与犹疑，甘于附庸的地位而不自觉，甚而被厌弃后仍未清醒而振作起来看，确令人怀疑她究竟懂得了多少“我是我自己的”含义。总的来说，子君最初的勇敢乃是出于一个女子追求爱情的本性，她的骄傲与坦然也源自女子得到爱情后的欣悦。“我是我自己的”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对爱情自决权的追求，其中虽也有个性觉醒的因素，但却不是对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与其把她视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不如将她看作一个追求爱情的年轻女子更符合她的实际。这一点，涓生在悲剧发生后也认识到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然而这理解却来得太迟，在他们相处的悲剧过程中，涓生总是将子君当作一个他所理想的勇敢、奋进的新女性来要求的，而现实的子君却总不能遂他的意。
事实上，涓生对于君的要求是颇苛刻的，他不希望子君“只知道槌着一个人的衣角”，却并不给她以鼓励与帮助，只是怨怪子君的见识浅薄。他一方面要求子君做一独立的新女性，另方面自己也并未摆脱男性中心思想，虽然，他似乎很尊重子君的个性与人格。他反感子君与房东太太的暗斗，是因为这样的暗斗使子君不能在他下班后以快活的神色迎接他，使他不快活，却并不考虑这在于君的生活中却是一件大事。他自己爱花，却无暇顾及，买来的花该由于君照顾，不浇水而枯死则是子君的责任，子君自然而然地要和他有一样的兴趣。他要子君幽静、善体贴，却不愿走进子君的世界去理解她。涓生并非有意识地去苛待子君，而是他的男性意识使他不能接受子君的女性世界。西蒙娜·德·波伏瓦指出：“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长期缠身家务，使女人变得平庸、琐碎、狭隘。子君不能摆脱女性这种历史性的庸狭，因为同居后她又落入了千百年来的“女性生活”中去，她要关心油鸡的大小与阿随的肥瘦，与房东太太的暗斗便是在女人世界里的竞争。涓生对于君的世界是并不认可的，子君的操劳在他看来是大可不必的。他所希望的子君是一个能进入他的世界在精神上支撑他的子君，一个能够做幽静体贴妻子的子君，一个向他认同的子君。那么，子君能做到吗？
在子君的理解范围内，涓生是她的爱人、丈夫，也是她的依靠，她以全部的身心来爱着涓生，维护着他们的关系。在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支配下，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在乏味的生活中，唯一在她心中存在的浪漫回忆便是那求婚片断，这是她时常自修的“旧课”。当瞬时的仪式化行为被当作永久的爱的象征时，她所付出的一切也便有了“回报”。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涓生、子君对于求婚情景的体验是绝不相同的，子君那考问式回忆颇使涓生窘迫。在涓生看来，那可笑的电影一闪是可鄙的，因为这未免带有庸俗的色彩，然而深究下去，他对这一情景的厌弃，其实还带有一种逃避心理，害怕永久责任的承担，因为那仪式化的举动也代表了某种承诺。这正是子君所乐于回忆的原因，从回忆中她得到了一种爱的保证。而涓生则仅仅将它当作他们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途径，只是他在慌张中身不由己的一个举措。如涓生误会了子君一样，子君也并不理解涓生。自始至终，她并未真正走人过涓生的内心世界。恋爱时，涓生对她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同居后，涓生对她谈起“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她也领会地点点头”，而当涓生觉得她已成为他生活的负担后，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子君的点头，并不代表她的理解，只是表示着一种温顺与服从。子君是一个很有点“妻性”的女子。鲁迅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而已集·小杂感》）妻性的逼成，是长期男性中心文化的结果，子君身上的传统因袭也正表现在此。在她单纯的心中，爱情就是共同的家居生活，是对丈夫的顺从与服侍，是川流不息地吃饭与汗流满面地劳作。子君沉在她的女性世界中，没有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涓生是她与社会外界沟通的唯一联系者，然而涓生传导给她的社会讯息却是失业与怨兑。不能不说子君的软弱与消沉与涓生有关，如果有一个积极乐观并且强有力的涓生的支撑，子君也许会更乐观勇敢些。而涓生却恰是软弱而带点神经质的。作为一个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涓生并无稳固的社会地位，有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时时受到社会环境的挤压与排斥，与子君骇俗的同居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挤压与排斥，这就使得他这样一个受过“五四”风气熏染，有着自己的理想与精神追求的青年，内心不能不处于一种极度的痛苦与压力中。在拼力挣扎于社会，觅一生存之地时，他强烈地需要子君的理解与精神支撑亦属自然，然而涓生所采取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不是去做积极的争取，而是要子君自觉地想到、做到，甚至以情绪作表达，“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而子君却是一个更弱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她更封闭于自己的女性世界，愈来愈怯懦，甚而变得麻木，“她总是不改变
当然，子君自身的惰性因袭，她的较平凡的个性是造成她悲剧的主要原因。当年文君奔相如后，因生活困窘，尚有当垆卖酒之举，而现代的子君，在经济的打击将使小家庭破碎之际，却毫无建树，仍陷在一日三餐的忙碌中。这里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作者的男性角色事实上也妨碍到子君形象的塑造，其潜意识中的传统男性观点，剥夺了子君在此时积极行动的权力。小说中的涓生，也只是要子君勇敢忍耐，创造一个安适的环境让他去搏击，当他的诸多努力并未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时，则他“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将自己生存的无能转嫁于子君，虽不如“女色亡国”式的思维严重，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在这种境况下，子君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要冲出这样一种境遇，是需要一个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我是我自己的”，于行动上更为果决的卓越的女性的，子君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她的柔顺与服从，她对涓生的“旧式”的爱，都使她不能摆脱女性的软弱与平俗，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生活与爱的自由，任将自己勇敢争取来的爱情葬送在凡俗生活的摩擦中。子君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的悲剧。而涓生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鲁迅的深刻之处，便在于揭示出这种历史惰性力的深重，他让子君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却又陷身于旧式的罗网中；让涓生主张着男女平等，却又摆脱不掉男性中心的思想。男女两性，就在这种现实的冲突中痛苦着，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
二、人生的寂寞与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