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完成任务！”他霍地站了起来，趁指导员不防，飞快地冲了上去。指导员知道，现在再阻劝已来不及了，便连忙组织火力，进行掩护。
董学林抱上一大包炸药，在密密的弹雨中前进，跑几步，爬几步，早已忘了右臂的疼痛。当他快接近敌人铁丝网，把炸药送上时，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伤了他的腿。他猛然跌倒了。沉重的炮声和急密的机枪声，扰乱了他的听觉，在他眼前浮现出董存瑞的英雄形象，浮现出牺牲的连长和战友们的熟识面容。他咬紧牙，用尽全身力气，移动着沉重的身子，忍着刺骨的疼痛，决心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为战友们报仇。他一寸一寸地爬着，终于把三十多斤的药包，送了上去。只见他猛拉一下火，连忙把身子向后面滚了几滚，随着就是轰的一声，把敌人最后的两层铁丝网，全都炸开一个大缺口。前进的道路打通了！同志们为董学林的勇敢和胜利，发出了一片欢呼。
总攻开始了。同志们沿着这个缺口，插进了敌人的心脏顺利地歼灭了敌人。董学林眼看着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天津上空，心里感到无限的喜悦。当场，指导员便把一颗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奖章”，挂在他的胸前。
猛虎班长杨印山
红旗插上天津城
总攻前一天的晚上，连长来到二班，仔细地检查了枪械和弹药，临走时说：“明天全师都瞅着你们尖刀班啊！”
二班长杨印山答道：“放心吧，连长，这面红旗不插上天津城不回来见你！”
第二天——1949年1月14日上午九时半，总攻开始。千万发炮弹，带着仇恨，怒吼着，飞向敌人阵地。天津城头立刻变了样。
有效射击时间过去了，五颗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巴升上天空。杨印山从战壕里跳出来，喊了声：“跟我来！”十一个尖刀英雄，冲上百来米的开阔地。
暗堡中的敌人，用机枪严密地封锁着前沿，子弹贴着地皮嗖嗖地叫，被炮弹掀到天上的土块，像雨点一样往身上砸。
尖刀英雄们一口气冲到铁丝网跟前。
架梯组被阻挡在这里，几个同志牺牲了，剩下来的人正在向敌人射击。这一下，可真糟糕，梯子架不上去，尖刀班怎么登城呢！
大伙正着急，杨印山忽然发现右边铁丝网被炮弹打破了一个洞。他乘着敌人正集中火力扫射正面，立即带着队伍钻过铁丝网的破洞，跳下了护城河。河水已经结冰了，杨印山喊了一声：“从冰上过！”一眨眼的工夫，尖刀班插到了围墙根下。
这里的围墙被炮火打塌了，他们踩着围墙上的弹坑向上爬去，刚爬到半腰，敌人疯狂地扫射起来，子弹擦着头皮，突突直叫。有一颗子弹打穿了杨印山的棉衣，他看都没看，带着全班直扑城头。忽然，城头有个人影一晃，接着飞过来一个冒烟的手榴弹，杨印山拾起来，闪电般的扔了回去，手榴弹没落地就爆炸了。趁着浓烟，杨印山几步跑到了城头。三个敌人端着刺刀向他冲来，他一手打出两个手榴弹，紧跟在后面的金长贵，又扫了一梭冲锋枪，敌人剩下的半个班就被解决了。这时，拿红旗的高金理，立刻把那面报告胜利登城的红旗，高高插在天津城头上。
猛冲猛打猛追
尖刀班继续向纵深发展。王家花房的敌人被消灭后，前面就是邵公庄了。邵公庄的南北两面，都是敌人的碉堡，屋后的一片树林是敌人的炮兵阵地。敌人看到城墙被突破，从谢家窑调了一个机动连增援邵公庄。情况很紧急，如果我们不抢先占领邵公庄，不但不能前进，而且将三面受敌，连既有阵地都难于防守。
“夺取前面的阵地，就是我们的胜利！”杨印山第一个跨出去，全班的同志紧跟着冲上去。两面碉堡里的机枪，追着他们扫射，好几个同志倒下去。他们刚冲进院子，从东面射来了密集的子弹，树上的枝叶被打得纷纷落下。从谢家窑来的一连敌人赶到了这里，并且开始组织反扑。正在这时，敌人后面忽然响起了机枪声，冲锋的敌人一片片倒下去，我们的主力部队上来了。敌人向后面溃逃。
杨印山叫了声：“跟我来！”二班刷地一下子冲出了院子。英雄们紧撵着敌人，吓得敌人头都不敢回。就这样，杨印山带着部队脚跟脚的把敌人撵进了树林。
这一气猛追，把树林里的敌炮兵吓慌了，他们扛起炮筒就跑，连炮座都没来得及拆。杨印山带着二班一直追到一个小学校附近，俘虏了二十多个敌人，才停下来。
突破二道防线眼前是华北油厂，这已经是敌人第二道防线了。华北油厂正是第二道防线的突出部。
上级决定拿下这个地方，突破第二道防线。杨印山接受了新任务。
华北油厂的砖墙有一丈多高，西南、西北两角是两个突出的大碉堡，墙外是一丈多宽的外壕，墙上的枪眼正对着前面的开阔地，左边又有敌人的炮楼。正面上不去，杨印山决定从右侧上去。
我们的重机枪刚刚压住碉堡中的敌人火力，杨印山便一股劲冲出了二十多米。突然，碉堡里的敌人，向他射来了一梭子弹，他扑倒在地，躲过了敌人的射击。他凭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趁着敌人换梭子的空隙，飞也似地冲过了开阔地。当敌人的机枪再响时，他已经穿过外壕，爬到右边的碉堡下。杨印山一甩手，两个手榴弹飞进碉堡，“轰”的一声，碉堡哑了。他趁势滚下外壕，顺着死角，爬到左边的碉堡下，又把两个手榴弹从枪眼里塞了进去。
碉堡被解决了，可是大门开在东面，要进油厂，还得爆破。
杨印山挟着十多斤炸药又冲了上去。一阵疾风，他冲到了墙角下，把炸药安好后，一拉弦，引线咝咝地冒着火花。杨印山翻转身来，刚滚出去三四米，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气浪把他从地上掀起来又摔下去，脑袋嗡嗡叫着。他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下。
一阵喊杀声把他惊醒，敌人第二道防线被突破了！后面的队伍，一齐向突破口拥来。杨印山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穿过烟尘，冲了进去……
成团成师的队伍，潮水般地涌过突破口压向城中心去，敌九十七师及六十军军部，在我们的英雄部队面前投降了。
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二班荣获“猛虎班”锦旗一面；二十七岁的班长、共产党员杨印山，一共立了五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及战斗英雄奖章各一枚。
“旱桥英雄”刘瑞林
“我们所渴望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天津总攻战打响了！
我记得，这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午。
“攻打突破口的任务，已被兄弟部队抢先领去了，上级交给我们团的任务是：当兄弟部队撕开突破口以后，猛插纵深，分割打乱并全歼天津市东北角上的守敌。因此，在战斗最激烈的头几个小时，我们并没有参加，而是蹲伏在城外的战壕里，难耐地看着烟火，听着炮声。”
他的声调变得比先前更响亮、更奔放了，而且脸上也泛起了只有当渴求已久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的时候才有的那种兴奋与喜悦。
“我们进攻方向的突破口——民权门，终于被兄弟部队撕开了，于是我们便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挤过缺口一齐向天津市内冲去。这时天已黑了，枪声、炮声在整个城市呼啸着、轰响着，浓烈的烟雾，笼罩了整个市区。
“我们七连走在全营的最后边，所到之处顽敌早被八连、九连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正在冒烟的地堡和被击毙的敌尸，散乱地摆在街道上。即使在那些坍塌的楼房里和阴暗的街角处，间或有一些隐伏着的残兵败将向我们射击，但这都是一些早已吓破了胆的熊货。这种短促的很不激烈的巷战，打得一点也不解馋。而前面又不断地传来这样的消息：‘八连已攻进扶轮中学（现改为铁路学校）啦！’‘九连已占领北洋大楼啦！’这时我们连长也发急了：
“‘同志们！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捡骨头吃，我们应该赶到前面去，哪儿有敌人就往哪儿冲！不然那几座桥就会被别人抢先占去啦！’“本来，连长只是想鼓动大家更快一点前进，没想到这一声吆喝，使大家一个个都变成了离弓的箭，脱缰的马，谁也顾不得班、排建制，争先恐后地向前飞去。不用说没有一个掉队的，大家还都嫌自己的腿长得太短了哩！但是究竟敌人在哪里？‘桥’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哩！只是一股劲地往前跑！
跑！
“这时跑在最前面的，只有我和我们班的刘爱民同志，其他同志都掉到我们身后，基本上失去了联系。当时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如果遇上一大群敌人，我们孤孤单单的俩人能否对付得过来呢？但当我想到：应该更快地抓住敌人、应该更快地把天津夺在我们手里、应该更快地抢占那些桥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步子也迈得更快了。
“我们俩人不知跑过多少街巷，多少里程，突然，一条宽阔的河，横在我们面前。离我们约五十米的地方，还有一座桥，长长地伸向对岸。借着蒙胧的月色和汽车的灯光，我们还可以看见不少汽车、不少敌人，在河的对岸奔走，马达声、斥骂声，清楚地传到河这边来……”
“你们看到的这座桥就是旱桥。”一个急切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这就是旱桥，但当时我俩并不知道，一直到战斗结束后我们才知道这是旱桥。因为在我们的想像里，林总所指的那些桥，一定都是又宽阔又雄伟的大铁桥，而这座桥呢？却是木头架的，而且还那么狭，连汽车也过不去……总之，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桥。不过，在这座桥附近所修的工事，果真是‘名不虚传’：沿河架起了密密层层的铁丝网，在桥的这一端，矗立着一个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钢骨水泥的碉堡，借着碉堡内的灯光，我们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碉堡上面的、一排一排的枪眼。也许是因为炮声、枪声还响在远处，敌人自信我们还不可能马上接近他们的碉堡，所以都拥挤在碉堡里，外边连个哨兵也没有。
“找到了敌人，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但我们却没有继续前进，当刘爱民正要向敌人的碉堡猛扑的时候，我把他拉回来了。达并不是我胆怯，当时我也确实忘记了胆怯，这是由于责任心的促使，因为我是六班的战斗小组长，他是六班的战士，在我们俩人之中，我大大小小还算个领导，我应该为他的安全负责，也为我的安全负责，因为我们俩人的生命从我们入党宣誓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赤裸裸地交给党了。如果要付出两条生命，就必须给党换回比两条生命更多的代价，而此刻如果我们有任何盲动，可能就会白白地牺牲自己，而换不回任何代价。不前进难道后退吗？让我们这段紧张的、焦急的奔跑，以毫无收获而告终吗？当然不能！对一个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自己手里溜掉更可耻吗？
“就在离敌人碉堡五十米的河边上，我们俩静静地蹲伏了一会。刘爱民那双像火一样的焦灼的眼睛，不时地凝望着我，显然他是在期待我的决定。这时，远处的炮声已经停止了，枪声也比以前稀落了，看来，整个天津城市的战斗即将结束，只是在我们俩人面前的敌人还在活着，他们还霸占着这块土地，他们霸占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还没解放……。当我想到这儿的时候，一种难于继续忍受的、强烈的仇恨与责任感突然涌在我的心头，血在沸腾着，再也不能犹豫了。于是，我果断地作了决定：
“‘走！悄悄地爬过去！先搞掉这个碉堡再说！’”他最后那两句话，说得非常响，简直像是给我和几个听故事的人下命令。他的宽厚的、结实的手挥得那么刚劲；他的厚实的、微微翘着的嘴唇，闭得那么紧，显得那么坚毅；而他的略为呆滞的、本来是不太善于表情的脸上，突然掠过一种强烈的表情。
“我们把所有手榴弹全部揭开了盖，枪也上好了刺刀，悄悄地沿着河岸向着敌人的碉堡爬去。我们每爬一步，心便绷得更紧，我们两人都清楚地知道，只要我们在爬行中稍微发出一点声响，敌人几十支枪的子弹，便会一齐压过来。我们爬着，爬着，爬得那么慢，这时我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身躯是那么笨重，不到五六十米的地段，我们大概足足爬了七、八分钟；
要是在平日这段路算得了什么，说两句笑话就过去了，可是这时，我们却觉得是那么长，长得令人难以忍耐。好容易爬到了离敌人碉堡约五米的地方，已经是敌人子弹打不到的死角了，于是我们迅速地纵身跳起，向着碉堡猛扑过去。这时敌人已被我们的脚步惊觉了，慌乱地叫喊：
“‘谁！谁！’“可是他们的喊声还没落，我们却早已冲到碉堡的后门口，并且把枪口指着他们的胸膛了。
“‘你们被包围啦！交枪不杀！’刘爱民在我的身后大声地喊着，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而碉堡里的敌人则早被他这一声吆喝给吓晕了。他竟有这样粗大而宏亮的嗓子，我确实是第一次才发现。但敌人并没有把枪马上交出来，有个较顽固的家伙，还壮着胆子在叫：
“‘要你们的长官来我们才交！’“咳！好大的口气，好像我们俩人还摆弄不了这帮龟孙子似的。这下我真火了，我一步窜到碉堡里，大喝了一声：
“‘你们交不交！’并举起手榴弹来准备拉弦。其实我是吓唬他们的。
“这一下真有效，一个个完全吓呆了，战战兢兢地把所有的枪一枝一枝向碉堡外边扔去。我们一枪未放，就使这二十多个匪徒乖乖地当了俘虏。”
“这些被俘的家伙，并不怎么老实，当我们把他们像赶羊似地赶到碉堡外边之后，他们见我们一共才两个人，又想造反了。有几个家伙，扑向刘爱民身边去，想再夺回他们已经交了的枪，但是，被刘爱民的亮晃晃的刺刀给吓回来了。还有几个家伙想脚底板擦油，从我的身边溜去，也被我拉响的枪声吓住了。
当时真把我们俩弄得够紧张，顾了前边，又顾不了后边。幸好我们连队在这个时候赶了上来，一阵急促的、响亮的脚步声，才算把他们完全摄服。
“当这座桥被我们夺下之后，继续赶来的部队，便一齐从桥上向河对岸的小王庄涌去，尚未来得及逃跑的敌一五一师的全部人马，也全部当了俘虏。”
爆破英雄鞠海青
部队进入纵深以后，开始向裕丰丝织厂进攻。四连九班很机动地从南面插过去，堵住了企图从大门突围的敌人。
这时正是阴历十六，天上的月亮格外明亮。在月光下，九班战士鞠海青忽然看见几个敌人的黑影往东跑。他迅速地把大枪架在大门外的汽车边儿上，一扣发火，随着“叭”的一声，立刻倒下了一个黑影。
鞠海青，这个17岁的小伙子，和人民解放军中许多翻身战士一样，从小就给地主放羊，以后扛过“半拉”，扛过整活。1947年参加了独立团，1948年春天才编到主力来。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在班里很少听到他的言谈。打锦州时因为他年纪小，连里没有让他上阵地，只叫他抬抬担架。辽西和辽沈战役只是跟着大队跑了跑。这回大军进关攻打天津，他是第一次拿起枪和敌人进行战斗。
从院外东南角的地堡门里，不断向外吐着火舌，敌人的一挺机枪正疯狂地向九班阵地射击。副班长毛殿臣把站在汽车旁的鞠海青往墙边儿一拉，一扬手，一颗手榴弹猛飞而出，手起弹落，随着火光闪处，轰的一声巨响，烟土飞卷上天空。副班长紧接着命令鞠海青：“一组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