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分子威逼她自己打自己嘴巴，让她头上顶一条凳子，两手又各托一条凳子，举上举下，同日，她婆婆也因此受到牵连，在村里被迫“自白”。夜里，婆媳会面一谈，知道两人说的有矛盾，吓得哭了一夜，大清早，便撇下一个6岁的孩子，携手跳汾河自尽了。西山煤矿工人范二米受召训时，召训人硬说他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命令打手先用乱棍打，后用火柱烫，最后又用竹签子穿肚皮，活活被折磨而死。阎锡山的永兴堡街道铁军基干主席石祯，硬说搬运工张仁是“暗八路”，在斗争大会上强迫妇女儿童往死里打，一伙妇女儿童不论如何受逼，都不肯用力打，石祯恼火了，猛扑过去，夺了一根棍子，亲自动手狠打，霎时间，张仁的脑壳被打得开了花。
西北造纸厂在“三自传训”中被辱骂和毒打的，占全厂员工的1／3。据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1947年底统计，晋中各县在“三自传训”中被污辱、打骂或被杀害的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在3000人以上。
阎锡山在推行“兵农合一”和“三自传训”暴政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其特务组织。“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梁化之任处长，徐端代处长。内设秘书室和组训、情报（内设线索、情报两组）、审理、宣教、联络、视导、参谋、总务等科，直辖“特宪队”、“感训队”、“军政干部训练队”、一、二、三“特招室”、“资源调查社”和特务连等。“特警处”是阎锡山接收了日本的各种杀人工具，集国民党特务刑罚之大成而建立的。它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饭馆、剧院和旅店内部，都秘密发展“细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
“特警处”规模庞大，权力无限，可以随时逮捕任何军政官员。至于审讯、暗杀共产党以及所谓“有伪装嫌疑”的人民群众，更是家常便饭。为了锻炼特工人员的胆量，“特警处”经常用活人进行演习。有一次，阎军司令部特高组采取绳勒、活埋、刺杀、斩首等手段，杀害了4名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伪军人员。在演习时，梁化之、徐端命令其全体特工人员到现场实地观察，研究杀人方法。
“特警处”是阎锡山“对外斗争、对内控制”的主要工具，有专职特工人员5000余名，数以千计的“特务细胞”，遍布太原全城。他们以尾随监视、投亲访友、蹲门等候、叛徒劝降、封官引诱等手段，侦探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对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则用绳勒、活埋、强迫服毒和打毒剂针等手段秘密处死。据统计，1946年3月到1948年，在全省侦察大小案件370余起，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3300多人，其中，被秘密处死的达370多人。“特警处”这个庞大的杀人机构，使古老太原城，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
在这黑暗险恶的环境中，共产党太原地下组织同阎锡山特务组织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1947年8月，刘文瑞被“特警队”逮捕后，向阎“特警队”供出王天庆、王麟庆、乔亚、卫兴华、杨盛钦等同志。有一天，赵宗复在旧省政府开会，临走时，梁化之对他说：“宗复，刘文瑞提供的情况很不少，进山问题已大体弄清，就连杨吉贞老兄的儿子也是共产党。”“真的吗？
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赵宗复回答了这么一句，赶快回到学校，立即通知乔亚说：“刘文瑞表现很不好，敌人随时都会搜捕我们。我们的应变办法是：第一，王天庆是根据地派来的重要干部，咱们受损失再大也得保护他；第二，你们不能动，要准备口供应付敌人。”并让乔亚立即转告王麟庆：“我们被敌人发觉了，你和王天庆要赶快返回根据地。这是命令，不准迟疑！”
王麟庆接到乔亚送来赵宗复的命令，立刻赶到阎锡山的机甲车队，不料王天庆已经被“特警处”逮捕了。乔亚、卫兴华也同时被捕。不过，他们被扣了一个多月就放出来了。乔亚和卫兴华很快能够获释，主要是因为除了王天庆外，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而王天庆不管敌人动用什么刑罚，始终不透露一点口供。特警处特务把王天庆送到“特招室”加以优待，企图软化，而王天庆却编了一套假履历，痛斥敌人说：“我是老红军，你们一千年也争取不了我！”特务们见王天庆骨头很硬，不可能争取叛变，很快就把他暗杀了。
特种警宪指挥处在暗杀王天庆之后，又杀害了太岳军区太原情报站政委周爱莲、站长齐作云和徐惠云，以后又将乔亚、王麟庆、刘鑫、冯碧川、朱锁只、芦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逮捕，残酷杀害。这些革命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残杀无辜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阎锡山返回太原的第二天，就在日伪汉奸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强调：“行者（指从晋西回来的人）、居者（指在太原当汉奸的人）一样有功。行者虽然经过8年跋山越岭的辛苦，但居者也遭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万不要自划鸿沟，自行隔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和八路军……”
同时把4万伪军和5000日俘改编成省防军，任命日本战犯岩田为绥靖公署顾问兼炮兵副司令，开始对太原人民进行更凶恶、更残暴的血腥统治。
在工矿企业中，阎锡山强迫工人勒紧裤带加速生产枪炮子弹等军火，以备内战之用。在郊县农村，他强制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使农村经济快速走向破产。所谓“兵农合一”就是将役龄壮丁（18岁～47岁）6个编为一组，1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其余5人为国民兵在家种地，每人每年出优待粮3石、棉花2．5斤养活常备兵及其家属，常备兵服役3年，概不发饷。“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征兵、要粮的“法宝”，一下子就增加了5万常备兵，然而却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变成农奴，有多少人被迫卖妻卖子，又有多少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仅1948年一年，太原近郊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就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一村26户就有“卖妻子的5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当时农村的粮食产量差不多比抗战前降低一半，民谣“兵农合一好，荒草长下一人高”、“兵农合一聚宝盆，家败人亡鬼吹灯”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城区太原，用“平民经济”控制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使物价一涨再涨。
当时用一块银元买不到1公斤杂粮，价格超过当时上海的2200多倍。尤其是在临解放前，“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挨户搜查抢夺老百姓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甚至有全家饿死的。当时太原城新南门（首义门）外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卖人肉包子”事件，而阎锡山及其帮凶却依然是花天酒地。他们在太原疯狂掠夺3年后，仅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抗战以前，阎锡山为了巩固军阀封建统治，采取诱骗政策，迷惑群众笼络人心。如今内战期间，人民军队越战越强，阎锡山统治已是日暮途穷，他一改往日面孔，脱下“仁慈善政”的外衣，开始实行种种残暴的特务统治，梦想用法西斯特务手段维护即将崩溃的政权。当时太原除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外，还有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徐端的黄河通讯社等特务机构。他们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各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各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庞大的特务网络，对人民群众进行监视和镇压。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分别与美国三方面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军事调处期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曾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密令各行政区的专员、县长，反动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冒充老百姓的名义，写了许多控告共产党的信件，在马歇尔等到达太原的那天，阎锡山命梁化之派人将这些无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于马歇尔等下榻的正大饭店楼梯两侧，梁化之还组织许多特务分子伪装成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直接向马歇尔投递了一些捏造的控告信。
同一天，阎锡山还诱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夹杂着部分地主、反动分子，沿着飞机场到正大饭店的道路，呼喊口号。阎锡山积极准备内战，大肆修建军事据点，在太原周围东至罕山、西至石千峰、南至小店、武宿，北至黄寨，方圆东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土地上修建了5000余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有方碉、圆碉、三角碉、梅花碉、子母碉、人字碉……另外还在城外南、北飞机场、丈子头、剪子湾、牛驼寨、淖马、石嘴子、风梁阁等数十处要塞修筑大型主碉堡。这些碉堡之间各以壕沟连通，再加上无数的地堡、劈坡、暗道以及地雷、手榴弹等火力点，构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阵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反共模范堡垒”。在修筑这些军事建筑时，许多饥寒交迫的人民被抓到工地，在皮鞭棍棒的威逼下，经年累月地无偿服役，他们流尽了汗，累弯了腰，甚至受尽折磨而死。这时的太原城，好像是一座充满了白色恐怖的人间地狱。
虽然阎锡山千方百计想把太原城变成“铁打的江山”，但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1945～1948年，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晋南、晋东南、晋北以及晋中各县，至1948年秋，太原已成为孤城一座，处于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在此期间，太原的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阎氏官僚政府进行了增加工资、反对减员的斗争，街头巷尾经常出现“打倒阎锡山”、“欢迎解放军”、“欢迎共产党”的标语，许多工厂学校开始酝酿护厂护校活动，风雨飘摇的阎锡山统治已接近于全面崩溃。有不少的进步学生离开太原，走向解放区，更多的人留下来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
解放区的自卫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