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夫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表示：“请首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当他要离去时，王司令员脱下一件旧毛衣，披在他的肩上，语重心长地说：“秋深器重，任务艰巨，一定要注意身体。”
晋夫的眼角湿润了，他激动地和王司令员握手告别，马上去做行前的准备工作。
策动黄樵松起义这件事，得从1948年夏天说起。当时，徐向前司令员指挥我华北18兵团和西北军区第7军，发起著名的晋中战役，取得了歼敌10万的辉煌战果，迫使阎锡山龟缩到太原这座孤城。为加强太原的防卫，蒋介石于10月把驻守西安的30师，由黄樵松师长率戴炳南全旅及30旅一个团，还有师直属部队共计10000余人，分批空运到太原。
并将第30师扩编为第30军。任命黄樵松为军长，戴炳南也随着提升为师长。以后，蒋介石又从榆林将第83旅调到太原，扩编为第83师。因为原旅长谌湛不愿与阎锡山合作，在到太原之后不久，便以领取军饷为名，跑到了上海。该旅扩大为师后，副旅长马龙海就成了该师师长。
阎锡山看到自己的部队死伤惨重，溃不成军，便把防守太原的重任，交给了黄师和谌旅，由第30军负责汾河以东至太原东山诸重要阵地，第83师负责河西（后又调入城南守城）。为了给借来的兵将打气，阎锡山常说：“太原是‘铁城’，城东是‘铁垒’，是太原城防的强中之强，坚中之坚，由30军来守，定会固若金汤，叫共军前进不得。”
30军军长黄樵松，是河南尉氏人。早年曾参加西北军的学生兵团，后在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抗日战争中，曾在台儿庄、娘子关等前线，奋勇杀敌，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当时，他率领的那个团，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能与日寇勇敢作战的部队。
黄樵松原先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在西北军任职期间，他耳闻目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在心中逐渐滋长了不满情绪。蒋家王朝的反动腐败，使他大失所望。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更使他愤愤不平。他说：这样做，只能使日寇更猖獗，中华更受辱。解放战争期间，他曾惊叹我军的辉煌战绩，称道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是“不败之术”。由西安调入太原之后，尽管阎锡山对他又是拉拢，又是重用，但他还是与阎锡山保持一定的距离。
了解到黄樵松的情况之后，我军便在对广大敌官兵开展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把黄樵松当成了主要目标。得知黄樵松与高树勋将军私交很深，高树勋部下有一位叫杜健的军官与黄也有一定友谊。我军便首先通过高树勋和杜健等，对黄进行策反工作。
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将领。他早年在北洋军阀的陆军中当兵，后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后历任北伐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师长、国民党26路军17师师长、新八军军长、39集团总司令，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0月他率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全国影响很大。为进—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中共中央曾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以高树勋部队为榜样，弃暗投明，立功赎罪。高树勋接受了策动黄樵松起义的任务之后，给黄写信说：东北被分割，华北华中日渐吃紧。蒋介石提出‘撤出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恐难实现。你这次奉调，由秦至晋，想也难以支持，劝君还是另图计算。
这以后，我军又派出人员，对黄樵松进行劝告。徐向前司令员也写信给他，希望他能以太原3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慎重考虑。
在我军政治工作的感召之下，黄樵松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顺应潮流，阵前起义，率部脱离蒋阎的统治。10月31日，黄樵松派出他的随身参谋兼谍报队队长王正中，到我军接洽起义事宜。我军前线司令部热情接待了他，并且商定在黄樵松率30军起义之后，我军立即攻城，里应外合，聚歼阎匪。
为指挥30军协同我军的行动，我前线司令部决定派出一名干练的同志前往该军，代表徐向前司令员与黄樵松军长共同商议具体的作战方案。就这样，晋夫同志以宣传部长的名义，同王正中一起去往30军。为防意外情况发生，前线司令部还派纵队侦察处参谋翟许友同志，以晋夫警卫员的身份随同前往。
晋夫同志去后，就住在黄樵松军长的家里。经双方多次商讨，黄军长决定：在解放军攻城之前，30军秘密从一线阵地撤出大部兵力，把一个团部署在太原小东门至东山一线，形成一条走廊，以引导解放军由此攻入城内，用一个团把守小东门，大东门，小北门、大北门、水西门、旱西门、大南门、首义门等，以及后小河、鼓楼等重要据点，使阎锡山的军队内外隔绝，再以一个团直扑太原绥靖公署，由黄樵松军长亲自带卫士深入虎穴，以兵谏的方法，活捉阎锡山。所余部队，留为预备队，随时准备策应各方。最后，黄樵松军长提出，我军发起攻城的时间最好选在11月4日。
一切商定妥当之后，黄樵松派他的谍报队长王正中、谍报员王玉甲，陪同晋夫同志和翟许友同志返回我军前线司令部汇报。
但是，就在此时，起义的计划败露了。
在预定起义的前一天，即11月3日早晨，黄樵松军长把所属各师师长叫来，将起义的计划告诉他们。不料，该军27师师长戴炳南是个利欲熏心，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家伙。他当面假意表示拥护黄军长决定，返回部队之后，却与副师长忤德厚等密谋叛变。到了晚上，他把部队交给忤德厚掌握，自己偷偷乘吉普车跑到太原绥靖公署，找阎锡山告密去了。
阎锡山得知，大为惊骇，赶忙找来了他的参谋长仝诚伯等几位要员，聚在一起，作精心策划。
阎锡山退据太原城垣，把希望都寄托在30军身上。如今，听说黄樵松要反叛他，他气得破口大骂：“‘外来户’终是靠不住！”
事在眼前，如何是好？阎锡山急得通身冒汗。杯酒释兵权吗？行不通。来硬的吧，黄樵松是行伍出身，也使不得。
看来，只有摆“鸿门宴”了。于是，他决定当晚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诱捕黄樵松军长。
阎锡山先是派出谪系部队，悄悄包围了黄樵松军长的住处。随即，派人请黄军长前往太原绥靖公署，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第一次派人前去邀请，黄军长没有去。
第二次，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仝诚伯电话约请，黄军长也没有答应。
阎锡山急坏了。第三次，他一面亲自电话邀请，一面派出自己的小车径直去接。
接连几次邀请并未引起黄樵松军长的警惕，他终于上当受骗了。
车还没到，阎锡山早派高级参谋兼副官处处长张文绍和副官处副处长安忠厚，在副官处等侯。
黄樵松军长刚刚进门，张文绍就上来挡住，进行搜查。
他们从黄军长的衣袋里，发现了徐向前司令员以及高树勋等将军的信件。便以此为理由，马上将黄军长逮捕，扣押在太原绥靖公署。
接着，阎锡山又调动他的亲信部队，将黄军长布置的负责与我军联络的人员，全部捕押。
第二天凌晨，我各路大军隐蔽集结完毕，等待总攻时刻的到来。晋夫、翟许友同志以及黄樵松军长派来的王中和王玉甲等一行四人，从市郊杨家峪一带出发，前往接应起义的部队。走到阵地前沿，敌方发出了约定的放行信号。可是，他们四个人刚走进敌人的战壕，就被捆绑起来，押送到太原绥靖公署。
11月6日一早，一辆军用汽车从太原城内驶出，来到河西一条荒山沟旁。宪兵从车上扔下几个鼓囊囊的麻袋，晋夫同志、翟许友同志，还有王正中、王玉甲和黄樵松军长都被捆绑着装在里面，嘴里还塞了海绵。
晋夫同志吐掉海绵，从容地对他的战友说：“我们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一句话未说完，就被宪兵摔倒在地，拳打脚踢一顿，架上一架飞机，带走了。
11月11日，伪军法局进行第一次审讯。晋夫他们才知道自己被押在南京羊皮巷十八号伪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
17日，敌人开庭会审。军法局长、伪法官和蒋介石亲自委任的审判长，高高坐在审判席上。原告席上，坐着那个鄙卑无耻的戴炳南。敌人以“黄逆叛党叛国、私通奸匪”的谰言和污蔑晋夫同志为匪谍参入国军等所谓“罪由”，判处晋夫同志、黄樵松军长和王正中三人死刑，判处翟许友、王玉甲无期徒刑。
敌人要晋夫同志在判决书上签字，晋夫同志轻蔑地笑笑，反驳说：“我是堂堂正正来接受三十军起义的。有罪的是你们！”敌人又要黄樵松签字，黄军长拒绝说：“我不是叛变，我是不愿意帮蒋介石打屠杀人民的内战。”然后又慷慨激昂地说：“解放军的宣传部长是我请来的，我的参谋是我命令他去的，要杀杀我，他们无罪。”
晋夫同志厉声说道：“黄军长，你没有罪。有罪的正是他们，该杀的也正是他们。死，吓不倒我们。人民会替我们报仇的！”
敌人审不下去，只好转特种法庭再审。
当天下午，晋夫和翟许友同志被拉往敌人国防部特刑庭。途中，刑车被抢米的群众堵塞。晋夫同志从窗口伸出头来，大声喊道：“老乡们，我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
群众闻声立即拥了过来。晋夫同志接着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搜刮百姓，逼得你们没饭吃。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人人得饱暖……如今东北解放，南京也一定要解放。反动派快完了，团结起来和他们斗！”
押车的敌人看守慌了，连忙找来两辆卡车，驱散了群众，飞快地将刑车驶去。
在特刑庭上，敌人用尽种种酷刑，要让晋夫同志承认他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妄图从他口中掏出我党、我军的机密，但他们得到的，却是一迭声义正词严的怒斥。
敌人下毒手了。1948年11月27日夜，敌人将晋夫同志和黄樵松军长，秘密押赴雨花台刑场。临刑前，晋夫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黄樵松军长也振臂高呼：“全国解放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
黄樵松军长就义之后，在他被关押的监狱墙上，发现了几首黄军长的遗诗，其中一首《述怀》道：“戎马仍书生，何处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艺术死！”
事后，阎锡山把戴炳南提拔成第30军军长。同时，赏给戴炳南两万块银元，还给戴炳南介绍了一个老婆，从而，把戴炳南死死地拴在了他的战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