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以后，身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与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钱先生”见过几次面。23日白天，赵祖康将自己草拟的《接收上海市公用事业计划大要》交给了这位“钱先生”。这是赵祖康为共产党全面接管上海所做的又一件具体工作。当天下午，他还交给“钱先生”一份重要名单——上海市电力公司技术骨干。
会是自己所做的事被发觉？似乎又不至于……
“嘟，嘟”，楼外传来小汽车的鸣笛声。
赵祖康对姓梁的老同学托付有关事宜后，出门上了小车。他想再当面摸个底，于是交代司机：“先去陈局长那里。”
陈保泰正在慌乱地收拾东西，家里乱糟糟的，神色很不安，见赵祖康来到，只是叨叨：“外面风声很不好。”其他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
赵祖康硬着头皮赶到市府大厦，已是24日凌晨1时多。
陈良见赵祖康来到。松了一口气，满脸苦笑，接着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职务想请你代理。”
赵祖康压根没想到是这个事，不过，先前紧绷的心一下倒是放松了，他马上很自然地表示：“时势那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
陈良说：“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局长中，工作年代最长，而且在同仁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来了。也不致同你为难。”
赵祖康：“市长的信任我表示感谢，但我实在担当不起这个重任。”赵祖康向陈良提议：颜惠庆、张元济等人都是上海社会上德高望重之长者，是否可以请他们来，从中择一选任。
陈良摇头道：“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
此刻，赵祖康想起过去中共地下党的代表谈话时曾对他说到，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把上海市府更多的权力接过来，迎接解放。
况且，陈良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推也没有用，他就点头同意。
赵祖康：“代理市长代理些什么？”
陈良：“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
赵祖康表示，维持秩序有困难。
陈良拿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何应钦4月29日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影响了国际视听。故此要求，万一上海紧急时，望极力维持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等等。随后，陈良展开纸笔，当面写了一份委托赵祖康代理上海市长的“手令”。“这个你保存好。”陈良叮嘱说。他又叫秘书郑瑜把用红布包好了的市府大印递给赵祖康。
5月24日清晨，陈良急匆匆召集各局局长开会，宣布由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代理上海市市长一职。
赵祖康发现警察局局长毛森没有到会。散会后，他对陈良说：
“陈市长，你要我办理移交，我还勉强可以办，但要我维护秩序，我实在无力胜任。今天，毛局长没有参加会议，这事我更不好办。”
陈良立即找来毛森。赵祖康故意开玩笑似的说：“毛局长。我是个技术人员，文人维持不来秩序，这个代理市长就请你当了吧。”
毛森连忙说：“我不行，我不行。”随后又告诉赵祖康：“现在各警察分局都已经另派了副局长，对方来时，他们大概不致会发生什么问题，你尽管放心。至于总局副局长，我可推荐陆大公来担任，此人同对方大概有些关系，我本来要办他，一直忍着装不知道。这下派上用场了。今后要维持秩序，你就找他好了。”
这天下午3时，陆大公拿了一张毛森的名片到工务局见赵祖康，名片背面写着，”请派陆大公为警察局副局长。”赵祖康当即批了“照办”两个字，并以严肃的口吻关照陆大公：“你要切实负责维持好地方，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
赵祖康依然放心不下，下午6时，他要陈良陪着过苏州河，去淞沪警备司令部见汤恩伯和陈大庆。汤恩伯不在，只看到陈大庆。
赵祖康十分婉转地说：“为了维持市民的生命财产，特地来看你，希望陈司令撤退队伍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赵祖康请陈大庆能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汤恩伯。
陈大庆冷冷地表示接受，急于起身送人。
当晚，赵祖康回到苏州河南后，没有马上返回家中，而是立即分别访问颜惠庆和张元济。在访颜谈话时，赵祖康表示请其出面担任代理市长，颜惠庆说：“不妥。孩子是要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你是陈良下令派的，由你来代理市长，一切好办。我当然尽力支持你。”
当晚9时，人民解放军向市区发动总攻，首先从徐家汇进入市中心区。到了深夜，即25日的0点30分左右，赵祖康接到陆大公的电话汇报说：“解放军已占领了常熟路和长宁路两个区的警察分局。”
赵祖康指示：“务必维持好秩序和治安，避免同解放军发生冲突。你马上放部车子来，我们一起到市府大厦会商。”
这一夜，赵祖康通霄达旦地守着电话，他不断接到各方特别是苏州河北一些机关、部门打来的电话。他们多是询问“怎么办？”
赵祖康都回答要劝说国民党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从速撤走或投降。赵祖康又分别打电话到警备司令部找陈良和陈大庆，要他们下今迅速撤退部队，免得伤害人民生命财产。
陈良答复：“维持秩序和治安，可到汉口路警察分局同陆大公商量。关于撤退部队，可到虹口区找我碰面再说。”
5月25日凌晨2时左右，陆大公来电话说：“解放军已抵近八仙桥等地，交通堵塞。途中怕有危险，故不能派车来丁。”
赵祖康叮嘱：“随时和我联系，务必保护好市府大厦立即在市府大厦竖起白旗。”
陆大公答允：“照办”。
凌晨3时许，赵祖康与陈良通话，告知：“我已无法去苏，州河北。”
4时，赵祖康再打电话，对方已杳无回音。从此，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与陈良、陈大庆失去联系。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派上海军管会总务处长带了他的条谕到市府大楼通知赵祖康，定于5月28日卞午2时，举行接管伪市府的仪式。
江海关的大钟敲了两下，28日下午2时整，市府双门大开。这时，陈毅等人的车队来到。陈毅一行径直走了进去。由军管会总务处长引导，走上黑色大理石的阶梯，来到了二楼的“市长办公室”。
落座就绪，陈毅说：“要赵祖康进来！”
赵祖康早已将旧职员召集在会议室里，端坐候命。一听召唤他，便整理西服领带，走进门来。先朝陈毅一个90度鞠躬。又给其他人一个60度鞠躬。
“你就是国民党伪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吗？”
“是。”
“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
“资产、档案呢？”
“完整无损，请予查点。”
所有当时必须了解的问题都问完以后，陈毅的脸色缓和下来，站起身来和赵祖康握了握手。这已经不完全是对待一个伪市长的态度了。陈毅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说：“赵先生，请坐。”
陈毅和赵祖康较为随便地谈了几句，站起来说道：“好吧，我们去跟旧市府同仁们见见面。”
当会议主持者宣布“现在请陈毅市长讲话”时，陈毅的头一句话就说：
“诸位没有去台湾，很好，我们表示欢迎。”
“蒋介石背叛革命，统治中国23年，并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压迫人民，搞得民不聊生。”讲到这里，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孙中山像说，“怎么对得起他！——历史是无情的，蒋介石现在逃跑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看还是甘心的好，不甘心最后是要完蛋的！”全体人员屏息静听，全神贯注。
陈毅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诸位老市府的明友们，你们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们应当深切了解。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跟过去甲打倒乙，乙又打倒甲的胜利根本不同。我们决不会‘以暴易暴’。希望大家各安职守，服从命令，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共产党是决不会埋没人才的……”
见面活动结束后，陈毅将赵祖康请进办公室，与他侃侃而谈。
“我有个请求，”赵祖康有些犹疑地说，“今后我想回交通人学去教书，不知可以否？”
陈毅微笑地摇摇头。赵祖康疑虑重重，想到自己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恐怕难以得到共产党的宽恕和谅解。陈毅觉察了他的心理，干脆地说：“赵先生。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是对的，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我们想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局长的职务。”“我？！”赵祖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听力，但陈毅的话说的是那样的明确。
谈话结束时，陈毅握着赵祖康的手说：“我相信，我们一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句话一直铭刻在赵祖康的心上。
不仅是一个赵祖康。许多和赵祖康一样，与旧政权牵连较深的人，都曾从陈毅所贯彻执行的党的正确政策那里，得到过改造自己的勇气和力量。
张维是毛泽东的湖南故友，早年曾共同创办《新湖南》。以后张维走从医救国的道路，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张维任上海卫生局长。
在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他听从召唤留了下来。上海解放后，他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出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系主任，为培养新一代公共卫生人才贡献了力量。
“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解放时上海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经济工作关系全国的经济大局。但是国民党撂下的上海是个烂摊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刚刚解放的上海，经济方面遭遇接连不断的困难。国内外敌对势力等待共产党的失败，一些同情共产党的朋友也甚忧虑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毛泽东针对这一说法回答：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发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可是，投机倒把分子却无视军管会通告，肆无忌惮地搞银元投机，哄抬物价。
上海街头的人丛中，银元贩子不停地摇晃敲击着手中的银元，银元上有孙中山或袁世凯的头像。他们拦着行人叫卖：“孙大头要吗？”“袁大头，袁大头！”
一位老者过来问：“啥行情啦？”
“一千四。”
“喔唷，昨日一千一，一夜涨三百。短命涨！”
“侬今朝勿买，明朝还要涨！”银元贩子一本正经地回答。
据一个报告里说，5月28日当天，大致100元人民币可以换一块银元，到了6月2日，进城才6天，银元已涨到660元人民币一块。6月4日早晨已涨到1400。要是刹不住银元狂涨之风，不要一月，人民币就要被赶出上海了。
已经有资本家在说，“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可进不了上油、布批发出去，就像6月热天泼出去的水，顷刻之间就被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