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晨，65辆卡车以“国立交通大学晋京请愿团”横幅为前导，穿过半个上海，市民轰动。抵达上海北站时，军警戒备森严，车站空无旅客，月台上也没有机车和车厢。主席团派代表洽谈乘车事宜，车站奉命不卖车票，不供车辆，并先后两次告诉学生，朱家骅将于11时半或1时半乘飞机来沪。学生们空等两次未见哭到，认为受骗，决不再等。下午1时半，在铁路员工的默许下，学生们进入月台。机械系的学生曾来此实习过。比较熟悉，在麦根路车库找到了机车。在一位青年工人的协助下，学生们自当司炉、司机，把机车开动出来。当学生们看到长长的列车缓缓驶进月台时，振奋异常，立即用纸笔标上“交通大学晋京请愿专车”，编好队别标志。这时，月台后边传来了“支援交大同学”、“欢送交大同学晋京请愿”等口号声，暨大、上医以及也在赴京请愿的杭州英士大学学生，冲破警戒线，前来支援。顿时，“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是姐妹兄弟”的歌声，“暨大、英大、上医、交大是一家”，“你请愿，我请愿，大家一起来清愿”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月台上沸腾开了。
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市长吴国桢、市党部主任方治、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赶到北站，后来又有从南京飞沪的教育部次长田培林和交通部次长凌鸿勋，轮番劝阻学生，学生们坚持要朱家骅亲来车站答复，未获结果。
第二次在车站谈判时，吴国桢、潘公展威胁说：“破坏交通妨碍治安，将，由学生负责。”
学生代表说：“是政府当局派军警戒严车站，不售客票，不给车辆，破坏交通妨碍治安的不是学生是政府。”
学生们等了一天，不见朱家骅前来答复，又遭到无理威胁，非常气愤，纷纷说：“还谈什么，走！”月台上响起了一片“走”的喊声。
地上、车厢上、柱子上，一会儿都写满了粉笔字：“走！”下午6时半，只听得一声汽笛鸣响，列车缓缓开动，铁路职工照例扬旗举灯，送车出站。
列车驶出一会儿，被迫停车。路局已奉命将麦根路西岔路口3公里处一根长12米的铁轨拆除。由于“疏忽”，拆除的铁轨、道钉连同工具郜散放在路旁。交通大学土木系的学生重新铺设铁轨，不久，列车又徐徐前进。然而，列车刚刚进入麦根路分站就再次停车。
这一次，不仅拆除了铁轨，而且连拆除的铁轨也被搬走。土木系的学生想方设法，将车后的铁轨拆除，再铺设到车前，就这样一段段前进。
交大学生顽强的精神震撼了政府当局。就在列车出发不久，蒋介百的儿子蒋经国到达上海。他带来了蒋介石的紧急指令，急调青年军第202师包围住列车，并有部分士兵奉命夺车门试图进入车厢，出现了对峙局面。
晚上9时，公路上响起警备车的尖啸呼声，后面跟着几辆轿车。不一会儿，从扩音器里传出声音，交通部次长凌鸿勋以校友的身份奉劝同学们马上回校，否则后果自负。同学们高呼口号：
“枪杆子底下，决不谈判！”
“我们不是土匪！”
“校友拿出良心来！”
主席团坚持先撤军队，然后谈判，待军队撤向列车两旁时，主席团派人前往谈判，但终因朱家骅不到现场，谈判没有结果。午夜，列车驶进真如车站，车站前方的铁轨已全部撤除，四周一片刺刀枪支的雪亮蓝光。正当交通大学的学生准备抢修时，朱家骅乘坐装甲车赶到，他用扩音喇叭喊话：“你们现在已经不是交大的学生了，但我仍爱护青年……所以劝你们马上回去，明天上课，如再不回去，全体开除学籍。……”列车上马上响起一片“嘘”声。
此时，吴国桢又出来说话：“我们可以好好谈”，“学籍问题我可以再找朱部长求情。”
交大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以普通学生身份，担任纠察等职务，一直随队出发，及时掌握动态，通过主席团指挥这场战斗。由于沿途屡遭阻挠和威胁，学生们愤怒已极，不计安危，而当局正加紧策划，埋下杀机，整个斗争呈现着复杂情况。上海地下市委一直关心着交大斗争的发展，这时派出学委两位同志赶赴现场，传达指示：
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斗争打下基础，因此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时果断收兵。
朱家骅被迫前来，正是开展谈判的时机，党组织通过主席团组织学生下车，沿铁路旁的河浜一字排开，与公路上的车队隔河相对，支持代表前去谈判。谈判的结果，取得了胜利：交大校名不改，轮机、航海两系不停办、不裁并，学校经费和员工名额按实际需要增加，关于公费生名额及校舍设备的添置，答应日后再派代表到南京商淡，并且担保不开除任何人的学籍。按上述内容达成的协议书，由朱家骅签字保证。这时已是次日早晨，交大的3000多名学生分乘由公用局调来的40多辆公共汽车凯旋。
交通大学护校运动的顽强精神和取得的胜利在京津沪等全国各大城市引起极大的反响。从此，更大规模的学潮此伏彼起。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因一位同学营养不良死亡向教育部请愿增加学生副食费无结果而举行罢课。
上海的其他一些学校响应中央大学学生的行动，提出“粒米难分两截，大家只好吃光”的口号，并举行“饥饿”大游行；
清华大学反内战反饥饿罢课抗议委员会告同学书称：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为了反抗当局推行独裁内战政策，我们以罢课怍为我们沉痛的抗议；
天津国立南开大学宣布罢课三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痛呼：
“我们要活，但是我们不能活！”
唐山交通大学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国家亡了，豪门贵族仍然可以远逃到黄金之国，安享他们吸自人民的血液！然而我们老百姓生于斯长于斯，永远不能也不应离开这生命所寄的土地！为了生存，为了未来的子孙，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我们，全国的学生，是民族的大动脉，社会教育了我们，便是赋予我们争取人民生存的前锋任务。我们学生应当勇敢的肩负起这个义不容辞的重担，向民主进军！”
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脱逃的办法。……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
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护厂就是起义，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南京国民党政府自知无法支撑，下令各地组织“应变”，拆迁机器，搬运物资，转移资金，破坏工厂，准备逃跑。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占绝对优势，胜利有绝对把握，大城市的中心工作主要是护厂。护厂就是起义，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坚决依靠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破坏计划，完整保存城市，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在统一党员干部思想，明确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任务的基础上，抓紧发展上海工人协会的会员。
上海工人协会原本是中共上海组织对外的一个半公开名称，只是在重大斗争中以工协的名义发布宣言、声明，借以指导斗争，并无专门机构和专职干部。这个时候，地下党的领导人就以上海工人协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把党外的积极分子吸收到这一组织中来。在《上海工人协会简章》第一条中，说明工人协会的前身，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上海总工会，抗日战争时期是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第二条，说明工人协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执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议，以团结上海职工，保护职工利益，争取职工解放为宗旨。在党外积极分子中，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救亡协会的印象很深，因此都把工人协会看作是党领导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年纪轻一点的，经过几年斗争的锻炼，对党也育了感情。
为了把工厂保护好，在各厂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党员、工协安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队伍，宣传保护工厂的重要意义。
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大部分民族资本家意识到保护工厂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密切关系，护厂很快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纷纷提出“保护工厂，防止破坏”。“保护工厂，防止搬运”，“保护工厂，人人有责”等口号。护厂的组织形式不一，有的成立护厂队，有的成立消防队、抢修队、纠察队等，技职人员成立“职员联谊会”。虽然名称不同，但目的都是护厂。
但是，也有一些眨动分子顽固不化，破坏工人们进行的护厂斗争，甚至叫嚷要以他们的护工队代替护厂队，工人们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第一印染厂，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气势汹汹找到工会理事长责问：“啥人叫你护厂？”并指着工人训斥说：“你们小姑娘护什么厂？你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护厂是共产党搞的。”一个女工立即机智地反驳道：“吴先生讲话真滑稽！我伲工人护厂有啥不好？你说护厂是共产党搞的，难道国民党不要护厂而要破坏工厂吗？”弄得特务无话可讲。但特务们不肯罢休，又造谣说厂里有鬼，以此来恐吓青年女工。一次，两个女护厂队员在晚上拿着木棍值班巡逻，发现一个黑影，女工不怕，拿起棍子对准黑影当头一棒，那个装鬼的连声叫“你们真得打吗！”一看原来是个小特务。揭穿了阴谋，女工极其气愤，当场要拖他到总值班室去，这个小特务急忙逃之天天。
上海的大隆机器厂是建于1902年的一个老厂。大隆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后，工人们同心同德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中起着先导的作用。
到解放前夕，大隆厂已成为机器制造业中的大厂，机器比较新式，还有一套崭新的炼钢设备。国民党当局当然不甘心把这些设备留给人民，企图在逃台前夕拆走所有的精密机床。但是，他们的行动不断遭到工人的反对。工人们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维织了秘密纠察队。团结全厂职工，开展了一场反对拆迁机器的斗争。
1949年资本家利用工人春节休假的机会，开始偷拆机器。除夕夜，8辆大卡车悄悄地开到厂门口，车上跳下了一些手提拆迁工具的人，偷偷地溜进了厂。翌晨，大除夕的清早，得知消息的工人们，从四面八方会集到了大隆厂的门口，坚决不让资方拆迁机器，并把停在厂门口的卡车轮胎的气放了，使这些卡车像死乌龟似的躺在门口动弹不得。当局不甘失败，在工人中散布谣言，制造事端，破坏工人团结，破坏护厂值班，但也为工人们所识破，未能得逞。
当局见大隆工人坚持不让步，又采用了一个更为阴险的办法，由所谓社会局的指导员出面，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说什么拆了机器政府会发一张证书，以保证工人的职业等等。工人们根本不予理会，以沉默表示抗议。这时，另一个特务出了一个鬼主意。他对大家讲：“我看拆不拆机器，还得再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吧，我们来表决一下，凡是不同意拆机器的人就站到左边去。”这一着是很毒棼的，如果工人不站出来，那么就表示同意拆迁机器了，如果站出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找到“为首分子”，用“枪打出头鸟”的办法，进而达到拆迁机器的目的。对此，地下党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口号：“凡是同意拆机器的人就站到左边去！”这一口号得到了工人们的一片欢呼，个个高喊，“同意拆的站出来！站出来！”这样，针锋相对地粉碎了对方的不良图谋。
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中国，“物价飞涨，企业萧条，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在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响彻云霄。以当时号称全国私营棉纺厂魁首的申新九厂来说，工人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的行列。为了“反饥饿、求生存”，工人们举行了罢工斗争，工人夜校的学生和积极分子也纷纷行动起来，到工厂的各个车间，教唱歌曲，演活报剧，歌声四处飞扬：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别人家配给物资都已发，只有你，只有你，囤积在家里，只管你发财肥自己，工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不发煤球，不发食米，都是你！你的良心和煤球一样的……”
歌词唱出了工人们的愤怒，更加鼓舞了斗争热情。
对于工人的罢工及提出的合理要求，资方和当局不仅不予以妥善解决，反而联手调动军警进行镇压。一天凌晨？天还没有大亮，申新九厂周围的莫于山路、昌化路、澳门路上，已经集结了大批车辆人马，500多名军警，还有马队、装甲车、摩托车，杀气腾腾，把申九围了起来。
一群头戴钢盔、腰佩手枪的军警呼啸而来，工人们投以轻蔑的眼光，工人纠察队积极准备抵抗。军警连续通过第一、第二道铁门，朝第三道铁门扑来。这道铁门，工人纠察队已经用铁链锁住，作为防御。军警在外，工人在内，形成对峙局面。
为了争取社会同情及兄弟厂支援，申九工人发动宣传攻势。他们隔着铁门高喊：“警察工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警察不要受资本家利用压迫工人！”警察队伍中一些人的家属在申九做工，叫他们来镇压自己的亲人，本来就手软，听了喊话之后，军心更加动摇。这一情况为警察局长所察觉，当天下午就把人马调换了。
双方僵持了大半天。警察用铁钳剪断了锁在三门上的铁链，接着，装甲车在前，警察在后，朝三门冲。而另一边，许多工人却使劲顶住三门不让军警进来，但因用力过猛，铁门朝相反方向开出去了。警察趁机涌入抓人。
当局指挥的装甲车继续往前冲，工人手挽手在车前筑成一道道“人墙”。很多工人被撞倒在地，有的伤了肋骨，有的断了腿，一时地面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当局的血腥镇压，使工人怒不可遏。原来这里正在修建新饭厅，地上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这就成了工人手中的武器。工人们居高临下，在愤怒的“打”“打”声中，砖头、木棍、碗片……倾盆而下。后来，饭厅里的椅子、桌子，车间里的油桶、铁块、机器零件，都成了掷向敌人的投枪，打得军警抱头鼠窜，狼狈不堪，装甲车也被砸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