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日关东军司令部又制定了《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容计划》，补充和调整了兵力。同时，日陆军中央部指示，要起用华人头目控制的集团夺取锦州。
10月19日，关东军派原奉天讲武堂教官、预备役步兵大尉仓岗繁太郎等14人，以重金收买了汉奸凌印青，网罗溃兵、民团、土匪成立了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凌印青自任总司令，仓岗为顾问，设了18个师的架子，为进攻锦州的先头部队，日军在《盛京时报》宣扬“雌伏十年审机待时之凌印青决然誓师西征。……查其作战计划，似先剿抚白旗堡、大虎山等处之东北军，进而占据锦州城，驱逐张学良退入关内为第一段。”
22日，凌印青到达台安县大坨子附近，与东北边防军隔河相望，29日，挺进到盘山胡家。与此同时，日军于30日在辽中县城扶植张学成（张学良堂弟）收编东北军旧军官、辽西一带土匪3000多人，编成6个支队，协同凌印青合攻锦州。
29日，“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胡家与东北军十九旅发生激战，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前来增援，“东北民众自卫军”
溃退，后联络当地两支农民抗日武装，以归顺“东北民众自卫军”为名，在司令部生擒凌印青及仓岗顾问，并处决于盘山沙岭子。
11月初，日军又委任张学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收拢凌印青残部等，组成8个支队共4000多人，声称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辽宁省公安骑兵第二、三总队前去围剿，“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战即溃，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全被击毙。两股伪军被全歼，使日军先用伪军攻打锦州的计划彻底破产，于是，便开始了直接出兵。
11月27日，日军10架飞机轰炸沟帮子，部队与东北军激战于新民青岗子，当晚，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占领了绕阳河，第三十九旅团占领了大虎山，守备队控制了北宁铁路，预定28日占领锦州。此时，日本政府惟恐出兵辽西，招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急命关东军撤至辽河以东田庄台待命。
12月19日，日军向锦州守军下达了通牒，称一个星期不撤兵，即大举进犯。12月21日，日军沿北宁、大（虎山）通（辽）、营（口）沟（帮子）铁路沿线向锦州展开全面的进攻，出动飞机20架，轰炸沟帮子，遭到东北军十九旅、炮兵团和义勇军的顽强抵抗，相持7昼夜，最后被日军第四旅团占领。31日，日军到达大凌河畔，当日，张学良下令撤兵关内，锦州的东北边防军5个旅4万多人，分乘7个专列入关，留下3个骑兵总队维持治安。
1932年1月2日，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大凌河，骑兵第三总队稍做抵抗，即撤向锦州市内。1月3日4时，辽宁省政府撤出锦州，沿北宁路向关内转移，10时，日军第二十师团进占锦州。第二天，日军又向义县、锦西、兴城、绥中进犯，9日，推至前所火车站，至此，辽西走廊被日军控制。
在辽西即将失陷的危难关头，辽西义勇军首领在沟帮子集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决心要抗日到底，收复国土。1932年1月1日，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王显廷部夜袭了黑山县八道壕日军守备队，毙日军30多人。4日，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以“扫荡贼匪”为名进占锦西县城，随后松尾少尉粮秣输送监视队及步兵七十三联队石野小队也相继到达，9日，粮秣输送监视队去锦州领取弹药给养，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石野小队共80多人向城西“扫荡”，至上坡子时遭西五会民团及当地群众的围攻，石野小队长毙命，士兵死伤多人，此时，又闻县城遭民团袭击，古贺联队长急带残部回援，当地绿林首领刘纯启（号亮山）中途伏击，打死日军古贺传太郎联队长以下40多人，伤29人，残部退回县城。
与此同时，日军松尾输送监视队30人行至钱搭屯附近被民众围攻后全部打死，使日军受到很大震动，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8日，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苑九占、蒋学庭部，在黑山县八道壕张罗屯伏击了日军铁路守备队，毙日军18人。10日，在黑山新立屯，抗日救国军高振鹏部300多骑兵出击日军骑兵第十一联队1个中队，击毙日军70多人。
9日至18日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军与彰武黄忠信部联合作战，在大通线上连续向日军出击，毙日军92人。23日，义勇军第二十五路军营长苏良哲、吴绍会部，在北镇关家山子与日军混成第四旅第五步兵联队遭遇，歼日军数十人，苏良哲阵亡，吴绍会负重伤。
25日，在北镇高力板、正安堡一带，义勇军第十二路军向日军第四混成旅一部发动了攻击，激战后义勇军当晚撤走，在24、25日的战斗中，义勇军还击落了日军飞机2架，俘飞行员2人。日军占领锦州后，8月初，国民救国义勇军宋九龄部袭击了奉山线（沈阳到山海关）金城火车站东段殷家洼，炸毁了铁路桥，迫使奉山线全线停车。
11月，该部又出击了锦州城，攻打交通大学时打死日军29人，由于日军来援，被迫撤出战斗。另一部攻打锦州北大营时，由于被日军发觉，加之其中一支队伍未按时到达，使此次战斗失利。据当年日伪统计，1932年至1933年，在辽西曾出现了义勇军活动869起，给予日军一定的打击。
毛泽东看好锦州
1948年秋天，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不久，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共产党而不利于国民党，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只有170万人。作战方针，也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共产党军队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所占面积为全国的1/4，人口达1/3以上。
比这些数字更令人振奋的，是难以用数字表示的人心与士气的对比。
面对日益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果敢决断，要求具备了条件的各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思想。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给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阐述了从东北开始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
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争取将全以卫立煌军就地歼灭”。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确是让战斗在黑土地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引为自豪，激动和欣喜。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科学研究机关——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1948年，东北的敌人在遭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5月开始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三次连续打击之后，已被歼灭30万人。此时，尚有14个军，44个师，加地方武装共55万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人心浮动，供应困难，其中，长春、沈阳两敌与关内交通完全中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都无斗志”，不得不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作战方针，在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的一些城市加紧构筑防御工事，继续顽抗。恨不能像冷兵器时代那样，挂出一张“免战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占共产党军队1/3还强的103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和地方部队，占领地区为东北全境的97％，人口为86％。
一方孤城困军，把希望寄托在不知何日才能到来的援军，甚至是至今也未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一方大军踊跃，实力就像大地一样实在而又坚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由衷抒发感慨；东北人民解放军现在壮得厉害哪！
当初，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惧”，不仅是忧惧内战行将爆发，对内战前途也不能说没有忧惧。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大概是从未把自己当成神的。
战争毕竟是实力的对抗。胜者王侯败者寇。
可现在，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各路大军，都是今非昔比。
但这一切只是胜利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国民党还控制着相当强大的五个战略集团，还有很大的战争能力。真正解决胜负，还得通过最后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天，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大战场，“稻浪”金黄，丰收在望。而丰饶的东北战场，则是块秋色浓，来得早，熟得快，应该开镰收割的第一块“高产田”。
毛泽东天才的预见性，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三大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
结果，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改变他的战略方针，从内战初起的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变成到台湾后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毛泽东也不得不修改他的战略计划，把原定的五年打倒国民党，轻松愉快地缩短为三年。
战略家高瞻远瞩，洞悉深远的独特视角。
军事家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宏大气魄。
当年那些统帅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员心里再明白不过，辽沈战役的胜利，进攻方向的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笔者查阅到了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发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的一份电报：
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地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争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掐指一算，那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夺取两路、四城”的战略构想，在打东北及华北的主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