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考古专家又在4号灰坑中陆续出土了石璧、石琮、石瑷残片。据四川省文物考古队队长王鲁茂介绍，石璧、石瑷是古人用来祭天的，而石琮则用于祭地。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此坑曾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一重要祭祀坑，但与三星堆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相比，一个是“部落级的”，一个是“国家级的”。同时考古专家发现一处有趣现象：石琮是东南地区距今4000—5000年的良诸文化的代表器物。此次在三星堆遗址内城区域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有着明显的交流。
对于此前发现的人工沟渠排成神秘图案，王鲁茂认为，这一奇特现象估计也与古代祭祀有关。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与编钟发掘记
随县在湖北省北部。在随县县城西北约3000米的地方，有一个名为擂鼓墩的大土冢。由擂鼓墩再往东南约1000米的厥水河畔、丘陵尽端，突起两个高出河滩平地约20余米的大土包，两土包相距100余米，当地百姓称东边的为东团坡，意思为东边的圆形土包，西边的即为西团坡。这一带依山傍水，从土包上居高环览，视野十分开阔，自然环境良好，符合古代陵墓择地的基本要素。
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后勤某部的一个雷达修理厂为扩建营地厂房需要，平整东团坡一带的山包，施工人员放炮炸松了这一带的红砂岩，然后用推土机推，结果发现东团坡顶端处有一片呈不规则形的黄褐色和黑褐色软土，再往下则推出了，青灰色的膏泥和石板，于是上报上级文化部门。1978年3月，经省地县联合勘察古墓小组认定，这是一处木椁保存完好、墓坑呈不规则多边形、面积达220平方米的大型古墓葬，其中本椁的规模达190多平方米。这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因为这样大的木椁墓，在我国境内还没有发掘过，比1972年长沙发掘出土西汉女尸的马王堆1号汉墓大了整整5倍。这就是后来出土编钟震惊海内外的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是建国以来正规发掘的最大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墓。此墓距今2400年左右，建于小山岗之上，为竖穴岩坑墓。墓葬平面呈规则多边形，墓口东西最长处21米，南北最宽处16.5米，规模甚为宏大，仅木炭就有6万千克以上。椁室由171根长条方木直接垒成，东西长19.7米、南北宽15.72米，面积近200平方米，分中、东、西、北四个相对独立的长方形椁室，中有通道沟通。
犹如地下乐宫的中室
四个室中，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室。中室里，首先是气势磅礴的编钟就把人吸收住了；其次是南部成组成排的青铜重礼器，也叫人眼花缘乱。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中室这些随葬器物的摆设吧。
先看编钟。编钟之所以会格外引人，首先是因为它完整，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仍然悬挂于编钟架上，这在考古发掘史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不论解放前或解放后，在我国北方发掘的一些墓，木质类的东西，通常都腐烂无存，哪还见到如此完整的呢？就拿楚墓来说，出编钟的墓本来不多，少数保存较好的墓，如信阳长台关一号墓，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时编钟架也腐烂或散乱。而此墓的编钟，除少数几件掉下来外，其他均完好如初，这确实是千载难逢。到目前已发掘的数以万计的先秦墓中，也仅此一例。
其次，数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是空前的。此前，出土编钟最多的，一是解放前发掘的辉县琉璃阁60号墓，出土各类钟29件；二是解放后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各类钟也是29件。而此墓出土编钟65件，比他们的两倍还多。
其三，有的大钟体型特大（最大一件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这也是历年来出土的钟中所没有见到过的。全套编钟上，还有2800多字的铭文，内容都是关于音乐乐理方面的，这也可以说是创了记录；全套编钟（包括梁架铜构件）总重达4400千克，这就更是世界上所有乐器的重量之最。
出土时，还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依架而立，另有6件“T”字形钟槌在编钟架附近，说明这些棒槌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
在中室西壁编钟架的对面，即靠近中室的东壁，放置青铜鼓座并树建鼓一件。
在建鼓之北，紧贴中室东壁有一对青铜联禁大壶，即两件大壶同置于一个禁座上。
在中室的北部，与南架编钟相对，出土有编磬。编磬架座由一对青铜铸造的怪兽组成，怪兽由龙头、鹤颈、鳖身揉合为一体，非常奇特而别致。磬分上下两层悬挂，每层各16块，共32块。
在编钟、编磬和建鼓以及鉴缶等所构成的中室北部空间之内，还出土有瑟7件、笙4件、排萧2件、篪（形似竹笛）2件、小鼓2件，此外还有少量的漆杯等。
这一套摆设，实际就是一个古代的地下礼乐宫。钟、磬在古代为高级贵族享用的必备之乐，所谓“金石之声”或“金声玉振”，在宫廷中更是不可少，或又谓之宫廷之乐。此墓这一套钟、磬等乐器以及酒器的陈设，正是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宫廷中统治者饮酒作乐的镜头。
中室的南部，青铜礼器成组成排，宛如刚下葬时一般，一丝也没有挪动。9件升鼎上，各用竹编织的盖子盖着。5件盖鼎上，各有1对鼎勾，整整齐齐摆在其上，正当中有1对大鼎，每鼎的鼎耳上，各倒挂1个鼎勾。还有1件长柄青铜勺，搁于2件鼎的口沿上，表明这件铜勺与这2件鼎是配套使用的。还有9件小鬲，共附2个小匕。其他配套在一起的有盘和叵，这是专供盥洗的用具。还有炭炉、漏勺和箕三件烤火套具，其设计别出心裁：炭炉烧木炭烤火，两边有环链，提起挪动不会烫手；漏勺可把炭灰尘和不宜烧的碎炭筛下去；而箕则可以撮灰。就是在今天也有实用价值。
中室礼器这一整套摆设，首先可以看出顺序，如9件鼎摆在最前面，8件簋居其次。“九鼎八簋”是显示墓主身份的，按周礼，只有天子、国君才能用九鼎八簋；再次是小鬲、小鼎形器；最后是盖鼎和盥缶等。其二可以看出主次，以升鼎、大鼎居最中，依次是簋和盥缶等。其三可以看出组别，同类的东西如九鼎、八簋、四盥缶或四簠等都分别集中在一起。另外，配套使用的情况也十分清楚。在考古发掘中，如此明晰地摆列着的器物，实在是罕见！
放置墓主棺和金器的东室
东室的中部偏西贴近西壁为墓主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呈正南北向放置。当时，一般的大棺长不到2米，宽、高不过0.7～0.8米，和这口墓主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这是墓主棺的外棺，制作也极为特殊。它为铜木结构，盖上伸出12个铜钮，底下有10个圆形兽蹄形足，足上有10根铜立柱，立柱之间用木板嵌装。在铜足、立柱和木板之上，都是漆为地，上施朱彩。棺身上共施20组图案，每组以阴刻的圆涡纹为中心，周边饰以朱绘龙形蜷曲勾连纹；铜立柱外表施朱、黄结合的花瓣纹，铜足上施鳞纹。这种奇特形式和这种铜木结构的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掘到。考古队员最先只是见到它的大，觉得它是庞然大物；待水抽干，细细观察它的花纹与结构，却很精巧细致，叫人惊叹不已！下葬时，也许因为棺太重把握不住重心，或者因下棺的绳被拉断，致使整个棺身向西倾斜，因此快到墓底时，盖上东南角钢钮斜插入南椁壁板内，使整个棺不能全部落地，仅棺的西边四个铜足着地，并把椁底板压出圆形足窝；而东边及两端当中铜足却没有落地，并造成东边的棺盖与棺身没有盖严，留有8厘米的缝隙，从缝隙里能窥视到里面有一具比外棺更漂亮的内棺。
正因东边的棺底翘起没有着地，放在棺底下的几件黄灿灿的金器很快就跃入人们的眼帘。这些金器有带盖金盏一件，盖中心有一个圆形柄，边沿有三个等距的外卡。器身腹部有两环耳，下有三矮足，呈倒置的凤首状。全器重2.156克，是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盏内附一把金漏匕，重56.45克。另有带盖金杯一件，重789.926克。此外，还有两件金器盖，一件比金杯盖稍大，一件比金杯盖略小，这两件器盖却没有器身，这就留下了一个谜。
一般的器物都放置在椁室或墓主棺之旁，惟独这几件金器放在墓主棺下，这究竟说明是墓主对它们偏爱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内棺的特色是上漆极为考究，花纹极为繁复。它的盖和两侧壁板呈弧形，全长2.5米，宽1.25～1.27米，高1.32米。尽管经过了2400年，出土时，内棺的漆色、漆质仍保存十分完好，花纹也非常清晰、艳丽。棺盖表面的图案由136条龙组成，共4行，每行17组，每组2条龙，首尾相接。在棺的头、足及两侧都是由一些龙、蛇、鸟、神组成的一组图案。内棺一打开来，就发现腐烂的丝织物包裹着人骨架，不再有小内棺。尸体入殓时，似是用丝棉被包扎捆缚着的，但丝带腐烂太严重，如何捆缚已不清楚了。
清走腐烂的丝织品才看清楚，在尸骨之上及其四周布满了玉器、珠饰和骨角饰器，并且放置得颇有规律：如玉梳置于头部；小件玉猪、羊、牛、鸡等或塞于口中（即所谓“饭玉”），或遮盖眼睛（即所谓“瞑目”），或填于耳鼻（即所谓“塞”）；金带钩、玉首钢匕置于腰部等；此外，还有更多的玉器分左右两排或数排从上而下，从胸一直到足。这些玉器，有的原来可能是挂于帽子上，有的佩于衣服上，有的挂于腰带上。因衣服鞋袜已经腐烂，就大体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此墓主口里所含的玉，不只是多，而且六畜俱全，其中共有玉牛6件、玉羊4件、玉猪3件、玉狗2件、玉鸭3件、玉鱼3件，共21件。一口内能含这么多动物，可知这些动物很小。最大的比黄豆略大，最小的与绿豆相若。尽管是如此之小，却件件栩栩如生。
此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玉片、玉握、王佩、玉璜及110件壁及200多颗晶莹夺目的紫品珠和琉璃珠。
东室除墓主棺外，还有8具陪葬棺，有两口棺靠近东室西壁，方向和墓主棺一样，一南一北，“一”字形排开。另有6具棺均为东西向，贴近东室之东壁。这8具棺，除其中1具外表髹红漆外，其他的棺和西室陪葬棺一样，以黑漆为地，施红彩。这些棺的两侧壁多施鱼鳞纹和勾连龙纹，两头挡板多施呈复斗状的窗格纹，而盖板上只髹黑漆不施彩。有4具棺的盖与棺身已经分离，且棺身已完全翻覆，因此这4个棺的尸骨已全部落于椁室。东室8具陪葬棺内的人骨，保存均较完整，后来经鉴定：全为女性，身高1.54～1.60米，年龄18～22岁。这些青少年女性是为墓主曾侯乙（死时年龄约45岁左右）陪葬的。
东室中部墓主棺之旁，出土了一件形制十分别致的鹿角立鹤，该器各个部分（包括鹿角等）全用青铜铸造，造型美观，格调雅致。
靠近墓主棺的地方，还出土一件戈，铭文为“曾侯乙之寝戈”，寝戈为墓主曾侯乙亲自使用或亲近侍卫使用之戈。这件戈小巧精致，有如现代防身的手枪一样，看来是墓主作为防身用的。
东室还出土了一些精美、漂亮的漆木器，特别是4件雕绘盖豆，制作十分讲究，在盖顶和突出隆拱的方耳上，都有精致的浮雕。方耳的内侧、外侧、顶及两旁五面，都浮雕有龙的纹饰，但每一面龙的形态各异。这些龙，首、躯、尾均交代清楚，触、目、鳍、爪刻画入微，连躯体上的鳞甲亦有细致的雕刻。为了增强其立体感，龙躯互相蟠绕，或隐或现，或伸或缩，加上鲜艳的彩绘，犹如浮动于云彩之中，有强烈的蠕动感，足见其工艺的高超。
犹如地下兵器库的北室
北室首先是兵器库。此墓出土的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保存之好，均为历年来所罕见。这些兵器除一部分出于东室外，绝大多数出于北室，且放置有序：最长的兵器如矛、戟、殳等贴近于北室北壁和东壁底部放置；较短的如戈和弓等，贴近西壁放置；带竿箭镞，原来都是成捆成捆的，每捆50枝左右，搁置于中部的一个木架上，后因木架垮塌，这些箭镞也就散乱成一堆一堆，因木架略倾向东垮下，故墓室中部偏东较多。就品种来说，当时最主要的兵器如戈、矛、殳、戟、弓、矢、盾等，几乎应有尽有。当时主要盛行车战，这些兵器多与车战有关：有用于远射的弓、矢；有用于进攻的戈；有用于防守的多戈戟；有能攻能守的矛；有用于击打和仪仗用的殳；还有保护身体的盾与甲胄等等。就数量来说，仅箭镞就出土4500多件，比历年来许多东周墓地出土的箭镞总数还多，可见数量之巨。其他兵器也都有大量出土。箭镞中的品种类型也多种多样：既有最常见的三棱形和双翼形，也有较少见的四棱方锥形和圆锥形；三棱形中，既有三倒刺的，也有六倒刺的和九倒刺的。这些也是平常很难见到的。从保存情况看，4米多长的矛朝（带杆），3米多长的戟（带杆）都完好无损，实不多见。戈头、戟头还捆扎在兵器杆上就更难得。自宋代以来，对戈头的捆扎方法，一直争论不休，因戈杆本身极不容易保存，而戈头仍扎于杆上者就更少（仅在解放后少数楚墓中见到过），此墓60多件完整戈的出土就一目了然。再如箭镞，过去一般墓中出土的只有镞（箭头），此墓箭头都完好地安于箭杆身上，不只能窥其整体，连箭杆末端捆扎的羽毛也竟然存在，殊为难得！
其次，北室可以说是皮甲胄库。此墓出土的皮甲胄也是历年来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过去出土的皮甲胄本来就很少，保存较好的就更少。一座墓最多能出一件，皆为人甲，均难以复原。此墓仅后来在成堆的甲片中，就清理复原出较完整的人甲有13件，马甲2件，此外残片还不少。这些人甲、马甲原来放置在北室中部的木架上，后因木架垮塌，椁室内又积满了水，许多甲片便散乱并漂满了全室。而底部则呈层状堆叠，有的厚达1米多，这些都未漂动。那些完整的人甲、马甲也就是从这部分中拼对复原的。原来的甲胄都是一件件放置的，把胄裹置在当中，甲与胄有的还保存了原来的编缀情况。马甲片一般比人甲片粗大，人甲多素面，马甲片则多彩绘，有的极为华丽。从人们对马甲的重视，也就可以想见到战斗中战马是多么重要。
北室也可以说是贮酒库。此室出土的两件大铜尊缶，是目前同时期所见同类器中的最大者，两件基本等大，通高126厘米，腹径100厘米，分别重为327.5千克与292千克。如按它们的容积算，每件容积约0.43立方米，即每件可装430千克酒。显然是最大的贮酒器。这两件大尊缶，铸造技术复杂，铸造时，是分两节铸造起来的，即先铸上部，让口朝地，再把下部铸接上去。这种方法若铸得不好，上下两节不但不易接牢，还容易炸裂。但古代的技师，不仅把上下两节牢固地铸接在一起了，而且外表看去还天衣无缝。出土时，大尊缶内装满了永也没有渗漏。当然，下葬时器内也可能是装的酒，后因椁内进水，尊缶盖没密封，水酒也就混合在一起了。
凄凉的西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