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有着思考的精神，有着沉思默想的习惯。这种特质的产生和养成要归功于两大因素，第一是印度的气候，第二是印度的喜马拉雅山（雪山）。位于印度半岛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是北纬8度，最北端的克什米尔的北边是37度，从纬度上看属于从热带到温带的过渡地带，但主要属于热带地区。由于它与亚洲大陆和印度洋的特殊关系，在一年的一半时间里西南季风向大陆吹，在另外半年时间里东北季风向海洋吹。当中亚高原在春季逐渐转暖时，热空气上升，夹带着大量云块的海风便从印度洋被吸引到高原地带，移动的云层受到高山阻挡，把携带的雨水洒落在这片灼热而干燥的原野上。每年六月开始的季风大约延续三个月，带来了全年的降雨量。除沿海地带及其他一些地理条件特别优越的地区，别的季节只有极少的雨量，甚至完全无雨，因此几乎整个次大陆的生活都依赖着季风。与这种季风相应，印度的季节大体分为冷季、热季和雨季。使印度气候变化自成一区的原因其实还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有着莫大的关系。印度的冷季为十月至第二年的二月，热季为三月至五月，雨季和冷季的时间基本相当，为四个月，六月至九月。印度的冷季气温还相当高，如在西北部恒河上游，一月的平均气温是摄氏十四度左右，南部的德干高原则在二十度以上；热季，则西北部塔尔沙漠的绝对最高气温曾达五十度以上，在恒河三角洲则为三十度，南部德干高原平均为三十五度；雨季是印度降水最多的季节，但降水量各地悬殊，在恒河流域比较充足，在德干高原和旁遮普则较少。这样的气候，对居民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如极度的炎热、极度的多雨和极度的干燥，使大自然的挑战显得十分严峻。有人认为，正是这种趋向于极端的气候，影响到印度人的性格及其对待生活的态度（如在印度的习惯和历史中，严格的禁欲和纵情的享受这两种极端往往并行不悖），给予了居民以被动的、忍从的和思索的性格。这多少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在大自然的威力下失去了主动的可能，即既不能人定胜天，而平常又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使人性倾向于被动和忍耐，从而屈从于冥冥世界中那不可知的具有神性的东西，如造物主的仁慈或残暴足以使人的命运或好或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人依赖于外部力量，依赖于不可知的神性力量，因此印度人对于神的信仰和崇拜是有着现实的自然意义上的基础的。最应当与气候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也许是印度人善于思索的性格，因为雨季和冷季的时间都相当长，特别是雨季，连绵不断的雨水将人的足迹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由于有过度闲暇的时光，使得人们自动地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本原，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怎样才能在茫然不可知的命运中获得自己的主动性，或者如何能够超越自然的法律，最后变得与天地相终始。在忙碌的季节里，人们是无法思考的，而印度的许多时间适合于人们去沉思默想，因此说印度的气候提供了印度人耽于思考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喜马拉雅山。居住在这山脚下的印度居民们从始祖以来，就看到终日皑皑的雪山多少年永远这样矗立，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如此的洁白，足以净化人的心灵，这使得人们自然地联想到这座雪山的意义。它是永恒的，如果它有灵魂，则此灵魂也应当是永恒的。它不存在有任何轮回或退转，它以永恒不变的丰姿向世人昭示着永恒不变的法则。于是，人怎样才能到达这种境界？怎样能与自然的永恒和圣洁融为一体？这使得印度人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以及永恒的本质。于是，就有了许多耽于思考的哲学家或宗教家。其实任何一个宗教，所涉及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追求生命永恒的意义，中国的道教是想将人的肉体与永恒相结合，因此它有了“不死之药”，有了想象上的不死的仙人；而佛教虽然可以将肉身涅槃而入于寂灭之境，但它的精神所要求的还是永恒之境，就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说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既无色，亦无味，乃至无老死，无意识，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好像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境。但空境中是透明的，是“无碍”的，是不退转的，入于涅的，一个清净无比的无喜无悲的永恒，好像所入之境一刹那停止了，其实它还在活泼泼地流动之中，但这种流动是不可说的流动，是永恒的流动。即如顺世外道所实行的纵欲方式，其实也是对永恒的疑问无从排解，而做出的绝对不负责任的举动，在他们放纵无度的行为中，也在试图要从刹那的生灭法中求得刹那之间的永恒。因此它不是不去思索人生的意义，而是在通过深度的思索中，心中没有着落，因此做出超出常规的举动罢了，其实他们是在恐惧中以放纵的行为寻找永恒。从印度古典时期的思想界那么缤纷灿烂，就反映出了印度人是倾向于思索的民族。也许在某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里就有一个或多个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在茅棚里或坐或卧沉思默想着世界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替我们人类寻找着现世的或将来的幸福，在他们的思维里，人类所有的重担就挑在了他们的肩上。这是不得不使人肃然起敬的。
4.佛陀之前及同时的哲学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