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钟，我们都已经睡不着。
窗外很安静，远远的汽笛声，像城市颤巍巍的哼哼。
我倚在床头，伸出右手伏在女人的右肩上，习惯性地用左手夹烟。
女人说：“说说你小时候。”
我说：“小时候我很坏。”
女人说：“我想听具体的，越具体越好。”
我说，我1989年在新华区光明小学读一年级一班，我一上学就当上了班长。
这事让我前半生都引以为豪，我一直以为我长得还不错，看起来就像好学生赖宁似的。后来，我的小学班主任告诉我，新生们入学的时候，在操场上蹲成一排，去拔草、捡树叶。他说，你个头高，屁股大，醒目，一下就看中了你。我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小学生打架拼的就是发育，我们班主任一定深谙此道，选班干部跟种猪出栏一个道理。
九月，我在操场上捡树叶时，看见有个洋气的小姑娘，穿着方格子衬衫，挤在一堆马尾辫里，留着刘胡兰式的短发。她的脸很白，像一块雪糕。天空瓦蓝而纯净，远远的，她向班长笑起来，红嘴唇里露出小虎牙，像海豚的一对幼鳍。
三年级，我已经成了捣蛋王。上课时我交头接耳，被班主任拎到讲台上罚站。冬天很冷，有鼻涕滑出来，耷拉在唇角上。我用下唇兜住上唇，轻轻一吹，那绺鼻涕就在空中划出一道耐克式的弧线，然后倒挂在脸上，我不敢伸手去抹，直到它再次滑落下来，我再吹，我再等着，直到有同学惊异地发现了我自娱自乐的能力，全班笑成一团，于是我被老师一脚踹出门去。
北方的冬天，寒冷遮天蔽日。人们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抽着脖子，仿佛一个个移动的柜子。课间，班主任回办公室喝茶，同学们到厕所里放水。我溜进教室，将煤炉子上的火钳子倒戳在炉火上，不一会儿，火钳子的把手被烧得火烫。上课铃响了，我很主动地到罚站的地方蹲点。班主任进门时，甚至友善地向我点头示意。
北方的冬天，寒冷遮天蔽日，每次上课前，班主任都会用火钳子夹煤添火。
事实证明，我对时间的掌控极为精准。1、2、3、4、5——教室里传来一声嗷叫！怒不可遏的班主任，举着一只胳膊，伸出一条腿，一脚把我踹出两米开外。
我说：“是刘胡兰告的状！”
女人问：“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就是知道。她每天上课时，都会朝我微笑，可从那儿之后，很少了。”
我说：“北方的冬天，寒冷遮天蔽日。”
“刘胡兰”的名字叫徐晓楠，念得快一点儿会念成“悬”，反正我总叫她“悬”，然后我会飞快地转过头，目视远方，看天上的飞碟，或者旅行的蚂蚁。
就这样，我叫了她五年的“悬”，她从未发现，我喊她名字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红脸。
徐晓楠的成绩很好，长期稳居全校前三。
她喜欢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喜欢沙织和花仙子，喜欢加了莲子的红豆粥，喜欢在歌词手抄本里写“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她喜欢午后三点半的下课铃，喜欢山口百惠和迈克尔？乔丹，喜欢军鼓队里密集的鼓点，喜欢看手中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散。
她最喜欢我抽风似的在操场上练“天马流星拳”。
徐晓楠的成绩很好，只有奥数考不过我。有一次，我俩代表全校参加新华区的奥数比赛，她考了第七，我考了第三，我们错过了学校体育考试。返校后补考，她四百米跑得比我还快，我们班男生全笑抽了。
四年级，我立志德、智、体全面发展，参加了学校足球队的少年班。
五年级，命题作文课《我的理想》。
徐晓楠拿到题目便奋笔疾书，我开始不三不四地找身边的同学扯淡。课间，我偷偷地看了徐晓楠作文。
那一次作文课，老师念了两篇优秀作文，一篇是徐晓楠的《我的理想是做警察》，另一篇是我的《长大后我要做警察局长》。念完后，老师让同学们发言，徐晓楠突然失声痛哭，哇哇地哭，跟丢了十块钱似的，哇哇地哭，一点儿也不像人民警察。
五年级下学期。
我成绩下降得厉害。
我开始在日记里写徐晓楠的名字，写得飞快，字迹凌乱，仿佛我在微风里，一遍遍地喊她：“悬”。
班主任频频来家访，让我爸我妈好好管住我，多谈心，多敲打，多教育！
班主任其实已经从师专毕业了五年，却还是单身。
“这事儿挺急迫的，”我跟我妈说，“我们班主任想让你帮忙给介绍个对象。”
我妈古道热肠，风行雷厉，四天后就给我们班主任物色了一个。
那姑娘，卷发头，大嗓门，穿着布拉吉，热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讲一口流利的普希金语。
不知道班主任是否热爱，总之，家访的事，他没有再来。
有一天，我看见班主任骑自行车带着“卷发头”迎风摇摆。我疾步跑上去，以极为平静的口气说：“老师，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边跑边解释，班主任没搭理我，也没有再腾出一只脚把我踹出两米开外。
第二天上课，班主任找我谈心，他说，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在仅有两个男生的教师宿舍里，指天为誓：此事自生自灭，就此打住，否则来世转猪，永世不得出栏。
出了宿舍，我正撞上徐晓楠，我冒死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她，其实，我只是想告诉她，我是多么希望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是她，蹬车轮的是我。
徐晓楠不以为然，她觉得我要变成猪这事是完全的扯淡。
阳光下，她远远地笑起来，箍着门牙的钢丝套，银光闪闪，亮得我都看不到她横逸的幼鳍。
六年级，我的红领巾迎风飘洒。
市少年杯足球赛，决赛，十二码点球，我主罚。
看台上坐着很多老师和同学，我看不到银光闪闪，我找不到徐晓楠。我向观众席发送巨大的笑脸，我要把这个点球献给徐晓楠，我要给她看我所有的日记，我要给她表演我的天马流星拳。
女人说：“手靠得都累了，换个姿势吧。”
我直了直背，松开右手，又点上一支烟。太阳已经爬起来，阳光涂抹在窗帘上，像擦上百雀羚雪花膏似的，香香的。
上初中以后我们全家都搬走了。
我没有徐晓楠的消息。
她也同样不会有我的。
七年后，在一本作文书上，我读到一篇署名徐晓楠的文章。她描写了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赛末时，有人犯规，主队衡量再三，由队长主罚点球，十二码，他一球定乾坤。
她写道：“人生就像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无时无刻不在和命运赛跑。当你站在罚球线上时，千万不能犹豫，不能左顾右盼。十二码是衡量人生勇气的距离。”
她写得很对，但她显然忽略了比赛的实事，从此我再也不想联系她。
过了七年，我在同学的婚礼上遇到了徐晓楠。
她留着铅直的长发，没有了银光闪闪的钢丝牙套，笑起来软软的，像一块高粱饴糖。
如果那天她是伴娘，也许我会鼓起勇气主动找她搭讪，可惜那天结婚的是我们班的男同学，作为伴郎，我拼命替新郎挡酒，飞快地撂倒自己，甚至没有和徐晓楠说过一句话。
又过了七年，我在小学毕业二十周年的聚会上遇到徐晓楠。
她穿着一件硫酸铜一样淡蓝色的毛衣，安宁得仿佛亚龙湾。
我虽然还单着，可我不确定，她儿子是否已经上了小学，她女儿可以弹奏几首李斯特。
但我很快相信，她低头发短信是在向她的老公汇报没有喝酒或者几点到家。
那晚气氛很好，二十年没见面，班主任还能叫出大部分同学的名字。
我问老师：“为什么选我做班长？”
班主任说：“你个头高，屁股大，醒目！”
全场笑瘫。
忘了谁叫了徐晓楠一声女神，男生们又摩拳擦掌起来。我正想着解围，徐晓楠却说：“你们男生，谁被老班揍过的，赶快敬老班一杯酒呀！”
不用说，我喝得最多。
可是那晚我话很少，像一个荒芜的秋天，颗粒无收。
男同学纷纷忙着向班主任敬酒，我百无聊赖，开始一个个记录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
同学和老师拉着手一遍遍地唱《光阴的故事》，晚宴在将近十二点才结束。我看见徐晓楠一个人在等出租车。
下着雪，马路上行人不多。
我和徐晓楠隔街相望，雪片很大，像把人沐在银河里，很快就沾满了头顶和睫毛。我在想，人生真是太漫长，如果我现在过去牵住徐晓楠的手，由此向东走下去，三条街之后，我便和她白头偕老，此生无憾。
可我终究没动，定在原地，远远地，仿佛一个等待被主罚的点球。
女人动了动身子，催促说：“然后呢？”
我说：“你是急着走吗？”
女人开始穿衣服，她直起身，背过手来，轻巧地给文胸系上扣子，轻巧得好像给一段葱白扎上了蝴蝶结。
我没能忍住，凑过去在她背上重重地吻了一下。
女人转过脸问：“还疼吗？”
我说：“还行，昨晚你用啃甘蔗的节奏，把我的右肩咬成了一个烂桃。”
女人说：“然后呢？这个故事是怎样结束的？”
我说：“然后徐晓楠搭上一辆出租车。我想跑上去给司机些零钱，汽车嗖地一下开走了，我甚至都没记下车牌号。”
我沿着雪野一直向家里走去，微信的朋友圈里，陆续有同学来报平安到家。后来，我看到徐晓楠写的。
她连续发了三条：
她说，我好想你！
她说，我到家了。
最后一条，她说：二十年啦，当初老老实实的兄弟如今成了大混混，花心的姐妹做了全职妈妈，沉默的同桌当上了心理辅导老师，干瘦的小弟做了商界的大亨，最坏最痞的那一个呀，活成了一个哑巴。
我在雪地里发足狂奔，像主罚点球一样奔跑，我在黑夜里嚎叫，歇斯底里地高唱：“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最后，我瘫倒在雪地上，我掏出手机打给徐晓楠，我说：“喂，你还单着吗？”
女人咯咯地笑着说：“好吧，好吧，我感动了！”
我说：“感动了可以不收钱吗？”
女人瞪大眼睛说：“我们很熟吗？”
她很轻地关上了房门，像把我珍藏在一个盒子里似的。
“我走了，真的要走啦！”
我慢慢地穿好衣服，走向窗前。
我收到一条女人的微信，她说：“冰箱里有红豆粥，热着吃啊。”
每个人都会站在人生的罚球线上，或许那是十二码，或者更多，又或许考验勇气的距离是多少并不重要，勇气才重要。
窗外天光已经大亮，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