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头通知，连夜检点行李，悄然离校。戴锡保、钟士和随我到姑妈家住了一夜，3日到奉贤县。离校时，登辉堂里灯火通明，广播里声讨口号震耳。据说，这天晚上的批判会开到凌晨3时，连夜去市里把杨西光揪回复旦，3日、5日连续开了两次“打倒杨西光，砸烂杨家店”大会。至此，复旦党委和各系总支被彻底踢开了。
12月3日，二年级的韩国劲、叶后法、周杏娣、安慧芬、赵寿龙、徐长才、冯一德、杨立官、钟士和，一年级的王文良、杨如和、戴锡保、刘根良和我如约会集杨立官家，大家都有“突围成功”的感觉。经过“整风式”的认真讨论，大家统一了对当前形势和“串联”任务的认识，认为经过半年的较量，尽管我们对“造反派”的“胜利”心不服、理难通，但又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个现实，承认“站错了队”。我们14人中，3位共产党员，11位共青团员，绝大多数是团干部，我们3个党员觉得大家是跟着我们“犯错误”的，内心多一分愧疚感。
当年流传一句诗：“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我们都很欣赏，还一度传说是毛主席的诗。我们认为，步行“串联”是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复旦，去井冈山，经风雨，见世面，途中可以冷静思考，总结经验教训，大方向是正确的。为此，取名“复旦大学踏遍青山长征队”，制作队旗。当时，有人提出党员和团干部是否不再担任领导了，几位党员没有意见，一致推举冯一德和刘根良任正副队长。同时，决定编印小报，反映“串联”活动和“文革”情况，沿途散发，以实际行动学习、贯彻和宣传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浙江境内
12月4日，我们扛着鲜红的队旗，背着背包，怀着奔向解放区一样的心情，踏上了征途。
当时，全国“串联”成风，乘火车不要钱，铁路压力极大，但步行“串联”也是人潮涌动，各地的学校、机关层层设有接待站。一路上，跟我们一样打着红旗“串联”的队伍络绎不绝，钟士和的诗“喜看红军第二代，红旗后面接红旗”，是当时情景真实的写照。
我们沿着杭州湾向南进发。12月9日，在浙江海盐县编印了《踏遍青山》油印小报创刊号。刊名取自毛泽东诗句“踏遍青山人未老”，并采用毛体字，刊登了毛泽东《七律·长征》。由我起草的《踏遍青山长征队宣言》，通篇都是革命大话，诸如诠释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指示精神，放言：“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井冈山，中国的今天是世界的明天。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缔造的江山，决不能在我们手中变色；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决不能在我们手中失传！”“走长征路，做革命人；在长征中练兵，在长征中接班！这是我们的战斗誓言！”油印小报不定期出版，每期1—2张蜡纸，每期100份，多由刘根良刻写，大家写稿，帮着印发。
进入杭州市前，在钱塘江大桥蔡永祥舍身救列车的地方，我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起，听取了烈士事迹的介绍。在随后的一期《踏遍青山》油印小报上，发表了署名“本报随军记者”的《踏着蔡永祥同志的血迹前进》的文章，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写道：“我们向英雄学习，就应该像他那样，大破私字，大立公字，荡涤灵魂深处的一切‘污泥浊水’，做一个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杭州我们住杭州大学，开始到浙江大学等校看大字报。不知造反派怎么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历史系“红革会”两位同学在杭大找到我们，“勒令”韩国劲回校，揭发交代问题。大家商议对策，有人主张不予理睬，韩国劲说：“我一个人回去，你们大家继续去井冈山，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没有搞阴谋诡计，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见韩国劲决心已定，叶后法、周杏娣、安慧芳、赵寿龙、徐长才也决定陪同韩国劲回校。在火车站送别时，夜幕低垂，大家心情沉重，互道珍重，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情景，至今不能释怀。
送走韩国劲等人后，我们8人继续前进。到绍兴参观鲁迅故居、三味书屋和秋瑾故居。《踏遍青山》出了“学习老三篇”专号，刊登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辅导纲要，摘登了工人尉凤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10个想一想”的学习体会。配发评论《走一路，学一路，用一路》，强调：“一路上学，一路上用，边走边学边用，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我们就一定能既炼毅力，又炼红心，胜利到达井冈山！”我们言信行果，人人都带了红宝书，真的是一路学习、一路宣传。《踏遍青山》共出13期，期期都选登了毛主席语录，篇篇都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沿途城乡许多建筑物上也涂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文化大革命”口号。我们除印发《踏遍青山》小报外，还散发毛主席语录卡片，每到村头路口，只要说一声“发毛主席语录了”，就会有许多学生和群众围过来，抢着要。“红海洋”之一粟，举国虔诚如此。
12月26日，到达新安江水电站。站在雄伟的大坝，读着周恩来总理“为我国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成而欢呼”的题词，心潮澎湃，自然把这一胜利看做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丰硕成果，好像不搞“文化大革命”，这些成果就会化为乌有似的。
12月30日，来到衢县。《踏遍青山》发表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1967年元旦献词，回顾过去一年开展“文革”的丰功伟绩，表示“一定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踏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排除万难，奔上井冈山，完成革命串联的任务！”
在赣东北
1月4日，进入江西上饶，参观了闻名中外的上饶集中营。在茅家岭烈士陵园和当年关押叶挺将军的李村等地，大家细细地看，默默地想，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心灵受到震撼。《踏遍青山》专门编印了两期6个版面的专辑，发表了散文《革命自有后来人——上饶集中营寄情》，印发了上饶集中营烈士诗抄9首和狱中党组织提出的斗争口号，叶挺的《囚歌》以及写在李村囚室墙壁上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诗文。
1月6日，来到弋阳县，这是方志敏的家乡，著名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次日一早，我们直奔湖塘村和漆工镇，瞻仰方志敏旧居和漆工镇农民暴动旧址。那天，去参观的人拥挤不堪，我们起早摸黑，整整转悠了一天，晚上8时才回县城。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政府已经处在瘫痪半瘫痪的状态，当地还如此热情地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殊为不易。
在弋阳出的《踏遍青山》小报，刊登了方志敏3条诗文：“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些名言掷地有声，我们引为座右铭。
这一期小报还刊发“本报观察家”题为《继承和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的文章，提出：“一个月来的收获，比平时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收获还丰富。”文章联系实际，猛烈抨击了一些红卫兵“盛气凌人，唯我独尊，怠慢接待站工作人员”；有的人“吃饭不洗碗，起床不叠被，吃要吃好的，睡要睡舒服的。他们身上明明有钱，却要装出一副可怜相，伸手向国家要钱”；“另有一些人，他们每到一处，不认真进行革命串联，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而是游山玩水，优哉游哉”。我们在小报上揭露这些不良现象，一方面是受到方志敏精神的影响，同时也是有感而发，宣泄对某些“造反”行为的不满情绪。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我的伙食费是父亲每月发工资后邮寄来的，离开复旦时因为匆忙，手头有点全国粮票，但没有余钱，步行途中，我致信父亲要求将12月的伙食费汇至吉安市第二中学。为什么寄吉安二中呢？因为我在庐山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转学至吉安二中，我知道有这么个单位，又是上井冈山必经之地。结果同行的几位同学也都这么办。到南昌后，决定不去井冈山了，戴锡保、杨立官竟然骑自行车去取信件和汇款。天寒地冻，220公里的沙土路，往返5天，备尝艰辛，戴锡保途中还丢了一件棉袄。我们一行8人，沿途都是在招待站自己花钱买饭菜，没有借国家一分钱。而有些人外出串联，人还没有回校，催款单就先来了。那时，“串联”人群不绝于旅，在杭州湾海盐县，我们就遇到一位红小兵，背着书包，单独行动，离家10余天，出门带的10元钱分文未动，借钱吃饭，真佩服他人小鬼大。
滞留南昌
行至鹰潭，沿途就有解放军劝阻说，井冈山下雪了，人满为患，交通受阻，供应困难，且有脑膜炎流行，希望大家不要上山。我们决定到南昌再说。
1月12日到达南昌，下榻青云谱区政府接待站。这时我们离开复旦已经40天了，一路上虽然不断反思，但对所谓的路线斗争仍然不得其解，对“造反派”的“胜利”仍旧不服气。一方面，我们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等处，另一方面也想就地闹革命，以实际行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时，有不少高等院校红卫兵来南昌煽风点火，设立了造反联络站之类的组织，我们在八一广场就看到了复旦大学南昌造反联络站的牌子。于是，冯一德、刘根良到联络站去打探，但很快就回来，说“红革会”的几个人神气活现，见面就问你们是不是“红革会”的。这些人唯我独尊，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话不投机，还窝了一肚子火，看来在南昌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可以依靠，要造反只有靠自己。
就在我们郁闷、彷徨的时候，住地附近的青云谱木器厂的“造反派”找上门来。据《踏遍青山》记载，他们说：“木器厂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党支部控制下贯彻了一条又粗又黑又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人斗学生，全厂100多人中有30多人被整了黑材料，有的甚至被公开打成了反革命。”我们认为时机到了，决定进驻木器厂，工学结合，一边劳动，一边调研了解情况后，采取行动，支持“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表示，我们在学校受蒙蔽当了“保守派”，这回要自觉造反。在随后的半个月里，8人分到各车间劳动，改造思想，培养造反感情。在这期间，我在木匠师傅指导下，还自己动手做了两个方凳，心情也似乎放松了些。
外来和尚好念经。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革命小将”进厂后，两派斗争就更复杂更激烈了。“保守派”为了争取主动，在我们进驻不久便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我们和“造反派”宣布为“假批判，真包庇”。我们到会拿腔拿调地宣布：“木器厂必须大乱”，“乱就是革命，乱就是造反，革命的乱好得很！”把复旦“造反派”的语言和行为都移植过来了。1月27日，与“造反派”联合行动，正式把木器厂的党支部、行政、工会和财务等印章全都拿到手，算是夺了厂党政财务大权。
第二天，《踏遍青山》发表我起草的评论员文章《坚决把木器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当前木器厂的五项任务：（一）彻底批判厂党支部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造反派”当家做主，既当革命的先锋和模范，又做促生产的先锋和模范；（三）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五）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壮大“左派”队伍。
当时，真有些阿Q精神，觉得我们终于造反了，夺权了，以实际行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自然也就有了造反资本了。
回校挨批
就在我们在青云谱木器厂“夺权”的第二天，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件，“红革会”把上海市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绑架到复旦，逼迫徐景贤揭发张春桥，此举惊动了北京。
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麾下有两个写作组，以朱永嘉为组长的罗思鼎和以徐景贤为组长的丁学雷。朱永嘉等几个人是复旦历史系的教师，曾帮助姚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在1966年11月，历史系“乘风破浪”的青年教师和几位政治指导员就提出要朱永嘉等回校参加运动，接受考验。姚文元闻讯大怒，说是“后院起火”、“背后捅刀”，压下去了。这次“红革会”把徐景贤当做张春桥的“材料袋子”揪到复旦，更引起张春桥、姚文元的惊慌。
1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指出：“‘红革会’的某些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报要求各地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反逆流斗争开始了。
消息很快传到南昌。我们闻讯又惊又喜，幸灾乐祸。惊的是，张春桥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却一贯支持反市委、反复旦党委的造反行动，现在遭到“红革会”的炮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报应！喜的是，“红革会”勇气可嘉，但一贯以“革命左派”自居，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这回终于裁了大跟头，活该！
形势骤变，我们的心已经飞到上海，飞回复旦了。
2月3日，即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我离开南昌，回家过年，不过我们约定春节后返校。冯一德随我乘火车到沙河，在外公家吃过午饭，从九十九盘道步行上庐山，玩了两天后回湖北黄冈家。其他几位在南昌过春节。历时62天的步行“串联”就此结束了。
回到复旦，依然是“造反派”的天下。经过“一月革命”的洗礼，“红革会”已经从“炮打张春桥逆流”中重新站起来，与“红三司”、“炮司”联合组成 “红卫兵新复旦师”，并成立 “校革命委员会”。此前，韩国劲等同学从杭州回校时，为争取主动，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在市区叶后法家写了一份长篇大字报，揭发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说明大队部活动真相，贴到复旦当晚就被覆盖，说是“假揭发”。第二天，校门口以“复旦谭立夫、韩国劲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巨幅标语“欢迎”他。当天，韩国劲就被囚禁在留学生楼（4号楼），达20多天。有一次，造反派把杨西光、王零等校领导分别装上卡车，挂着牌子，拉到市区南京路游斗，韩国劲陪游。复旦此举开创卡车游斗之先河，很快就传遍上海，影响全国。
我回校后则在年级接受批判。说是“年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执行者”，“犯了两个错误：运动初期，紧跟保皇党委，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外出串联，执迷不悟，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规定一天一份检查，揭发交代问题，未经“造反派”同意，不得擅自离校。幸好当时已经夺权的《文汇报》发表社论《不准斗争学生干部》，我把这篇社论剪下来，订在床头，意在提醒来找我麻烦的人，从此检讨也就不了了之。记得我第一次挨批时，“造反派”很严肃地要我站着回答问题，正好姑婆婆和姑妈来复旦，推开门一看，吃了一惊。事后问我挨打没有，我说没有，姑婆婆说：“没挨打就好，辩论你是不怕的。”年级同学对我的批判是文明的，只作了两次检讨，既未受皮肉之苦，也没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此以后，我成了既不造反也不保守的“逍遥派”，躲进图书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