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煞风景的。这凌霄花的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成年累月地拾些枯枝烂木，用于每天早晨生炉子烧开水，总是弄得乌烟瘴气。清晨，本是居民起床后推门开窗透气的时候，老人此举，惹得四邻不欢。一次，我看见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好心上前劝阻，没料到老人似乎早有防备，昂头怒目吼叫：“我在家门口生火，关你屁事！你嫌有烟，住别墅去！”从此，邻人噤若寒蝉，小区集体失语。
小区20多年没有物业管理。居委会干部每年上门收取60元的卫生费。我问：“养鸡鸭、生炉子的事你们管吗？”收费者一脸的无奈，说：“管不了。生炉子的老两口还都有退休金呢！”离炉子最近的那水杉树经不住长年的熏烤，去年叶子发黄，今年已经枯死，不久又会成为生炉子的干柴。谁之过？无人问！
小区内，乱搭滥建随处可见，开店摆摊比比皆是。政府在小区建了一个大型室内菜市场。有趣的是，在这个菜市场之外，又自发形成了两个占道市场，一个就在菜市场大门口，一个在与菜市场一墙之隔的1—4栋和5—6栋之间的通道上，形成一内两外、三家竞争的态势。每天清晨和双休日全天，占道市场摊贩密布，买卖热闹，顾客流量不亚于室内菜场，而室内菜场一年四季光线差，气味重，地面脏。我们也是十之八九去占道市场采购，下楼10分钟即可解决问题，何况价格内外市场都差不多。妻子还交了两位菜农朋友，常请她们从乡下捎些正宗的新鲜土鸡蛋和河虾来。
我留心看了一下，占道经营是不收摊位费的。大致是三部分人：一是菜贩子，多半骑着三轮车来；二是室内原本有摊位的，为抢生意临时在场外又占一个；三是青山湖区和南昌县的农民，多数骑摩托车或自行车来，也有挑担子走来的。对占道经营，似乎有人管又无人管。上班时间，隔三差五会有几个市场管理人员出现，每当这时就有人叫：“日本佬来了！”顷刻摊贩四散。巡查结束，又“敌退我进”。但遇到上面搞卫生检查等活动时，占道市场就会暂时消失，检查一过就故态复萌。如此拉锯式的游击战，也不知何时能分胜负。
占道市场与室内市场一样，卖鸡、鸭、鱼、蛙、蛇等鲜活产品，也可以就地宰杀，立等可取。为了招揽生意，有的商贩毫无顾忌地播放录音磁带，或歌曲，或戏曲，或吆喝，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面包）一元4只，二元9只”等等，从来无人过问。我在5楼关门闭窗，仍然声声入耳，双休日尤甚。这是室内市场不曾有过的。
也有不怕巡查的摊贩。我楼下一个卖肉的，一个理发的，任你“鬼子进村”，我自岿然不动，除了大年初一，天天开张。卖肉的是一对青年夫妻，每天清早用摩托车从乡下拉来两三爿猪肉，大半日便销售一空。立冬后还配备绞肉机，卖肉兼灌香肠，从天亮忙到天黑，买肉者排队，市场内没有哪个肉摊有这样火爆的生意。因为对猪肉是否经过检验没把握，我们从来没有去买过。
理发者是一中年男子，在树上拉一块塑料布，在地上放两张椅子，每天不紧不慢不休息，逢时过节更忙。国晖住江大南路时，是这里的常客，后搬家了，仍来此理发。他说，此人手艺不错，又无须排队，一次3元，实惠。我也曾想去试试，但妻子不让，怕不卫生。我说，见到这个场面，我们晚年生活不愁了。凭我在复旦和农场的理发水平，不差于他，万一哪一天断奶了，我重操旧业，你负责烧水。妻子说，保证卫生。
在肉摊和理发师对面，是一处玩扑克的场所。每天菜市消，牌市长。一块大塑料布下，少则三四桌，多则五六桌，从半上午打到天黑，中午也不休息。酷暑隆冬，我进空调间了，那班牌友依旧全神贯注，冷热无妨，风雨不动，令人佩服。据我观察，场地是收费的，打牌是否付费，则不得而知。
小区也算得上是移民社会。20多年间，居民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这里的房子多为省直单位所买，作为福利房分配给机关干部职工。如今，这批人多数都有了新房，这些房子或卖或租，新进者多为进城的农民工、小商小贩、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过去，一楼一院、左邻右舍，同事居多，彼此熟悉，现在进进出出，相见不相识。过去，非年非节，很少听到鞭炮声，现在三天两头，燃放鞭炮，震耳欲聋。过去，大家生活起居，休息时间大致相同，现在人员混杂，流动性大，起居迥异。每天清晨，树上鸟雀尚未开口，人们还在梦中，送菜的机动三轮车就呼啸着进进出出了；中午，午休者少，外出、玩牌者多。楼道里，夜间普遍无灯，妻子不拿手电筒不敢出门半步，而晾晒衣物、堆放杂物、梵香祈祷者甚众。
早两年，我在省人大上班，这半年退休在家，如闲云野鹤，出门往何处去？开始出小区门往北400米，进南昌大学校区散步；再向南300米，到南昌工程学院（原省水利专科学校）蹓跶。因为工程学院在瑶湖有新校区，原生活区人员锐减，教学区空空如也。偌大的校园闲置，十分清静，绿地、曲径、操场都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有时操场上只有我和妻子在活动，整个校区俨然是我们的私家苑园。我只要在南昌，每天早晚两进两出，有时看书写作倦了，中间也去。
闲在蜗居有故人。每听到敲门声，我就会起身开门，心里想“看‘难民’的来了！”来人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我说：“我怎么不可以住这样的房子！”颜回“在陋巷，不改其乐”，我本草民，回到草民，衣食无忧，心静如水。
2010年8月
搬家滋味
迄今为止，我经历过8次搬家。前4次是随父母迁徙，后4次是自己当家。个中滋味，五味杂陈。
从1952年起，我家20年中二上二下庐山。
我6岁那年，父母从北香炉峰下东林李家河村移住庐山。父母一人一副箩筐，我则抱着一个小板凳，从慧远路上山。休息时，父母放下担子，坐在路边石头上，交谈中充满着对上山后新生活的憧憬；我则坐在小板凳上，望着东林满脑子是童年岁月的回放。
父母上庐山，是代堂祖父为上海一位文化老板看护别墅，即大林路685号，同时兼种菜为生。不久，这栋别墅被九江国棉一厂购得，改作工人休养所，父亲随之进厂当炊事员，留下母亲和我继续看房子。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休养所停办，庐山精简人口，母亲被下放，在九江国棉一厂保育院做临时工。一个冷风瑟瑟的早晨，母亲叫来大舅、二舅，依旧是两副箩筐，就把10年的家当一次挑下了山。那年，我上初二，因为眷恋庐山，就独自搬到窑窪，同二叔二婶住在一起，自己起火，继续在庐山中学读书。
一年后，九江国棉一厂休养所复办，妈妈又上庐山看房子，我也重回大林路。这时如琴湖已修建，我把这栋临湖的别墅取名为如琴湖楼，一直住到1965年上大学才离开。
第二次下庐山，缘于“文革”的“斗批改”。九江国棉一厂休养所房产收归庐山管理局，母亲只得第二次到九江。这时，我已大学毕业，经过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分配在南昌工作了。父母都已50多岁了，能够在九江团聚，我也放心。我家就这样永远地告别了庐山。
接下来的4次，是我成家以后的事。
我结婚时，借住省革委机关医务所的一间库房。二年后，省教育局建起两栋宿舍楼，我分得一套，搬进新房，自然高兴，一住就是20年。
这期间，李蔚从小到大，到上海读书并工作了。我也从省教育局调省社联、省社科院工作，在李筠初中毕业的那年，举家迁往青山湖畔省社联宿舍。刚到省教育局宿舍时，三室一厅，有房间没有家具，也无钱购买，做木工的堂弟国斌利用国庆休息，自带工具到南昌，为我做了大衣橱、床头柜和小方桌，精致、大方、实用。但在搬家时，受世风影响，我们也头脑发热，买新换旧，淘汰了旧衣橱。新衣橱大则大、美亦美，但华而不实，除面料为实木外，均由化纤板制成，质地差，等再搬家时，一拆便散架了。我和国斌弟当年在窑窪，同睡一张床，一同上山砍柴，他尚未成家便英年早逝。每当我想到国斌弟，便会想到他做的衣橱；每看到衣橱，便会想到国斌弟。剩下的床头柜和小方桌，我将永久使用、保存，再也不会送人了。
2008年春，南昌市修建青山湖隧道，省社科院院子开膛破肚，宿舍被拆，政府承诺原地还建。我被迫在青山湖小区租住二年零七个月。这一出一进，两番折腾，一言难尽。
老家难搬。前两次搬家，家底薄，没有房产，不存在装修问题，没有也不需要找搬家公司，只是请几个同事帮忙，找个便车，半天工夫便告完成。这两次就不同了，既有家当，又有房产，几十年的积累，虽请搬家公司，依旧难度不小。
还建房比原住房面积大些，质量、结构也好些，但装修实在磨人。时下装修成风，我们也不是桃花源中人，今年春节过后便开始张罗，五一正式开工，一直弄到12月初，方告结束。经请专家检测，甲醛含量未超标，这才动手搬迁。
财富的后面是心累。家底殷实了，倒腾必然辛苦。这么些年，赈灾多是要钱不要物，半新不旧的衣物连农村亲友都不稀罕了。我和妻子喜新不厌旧，家具、衣被、杂物多了，丢了舍不得，留着自然累人。尤其是带有一定纪念意义的东西，像母亲当年为我们赶做的鞋子，岳母为李蔚等缝制的衣服，千针万线，明知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但我们仍然认为与其丢掉，不如留着。
最难办的，还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几十年来，我的藏书聚少成多。第一次搬家时，只有一个书架的书，第二次是3架书，这两次粗略估算，镂石斋、筠蔚斋和东林草堂三间书房，藏书达万册。按说也不算多，但因为房间小，藏书容量有限，装箱时已经清掉一部分，搬家公司还拉走3车。搬回来时，书增多了，又清理掉一部分，仍有3车。搬家工人说最怕搬书，一见我家书多，就说“亏大了”，提出要加钱。搬书确实辛苦，原定每车200元，我另加100元。原200元中，大头归公司，这100元则由三四个工人自己分。临了，工人说：“从没搬过这么多的书，财富啊！”我说：“有书真富贵，无病小神仙。”工人们连声说：“对！对！”大有同怀之感。
我是学历史的，一直在科教部门工作，故而藏书比较杂，文、史、哲、教、科，相关资料、剪报、杂志等都有，妻子的外文工具和外国名著也不少。自己的著作和文稿，自然难以割爱；其他的书刊资料，无一不是一本本、一页页留存的，也难舍弃。比如，一套《报刊文摘》，我从创刊订到现在，每年自己订成合订本保存着，搬出社科院时，狠狠心丢了。后来调省科技厅工作了，时间和精力不容许再读更多的专业书刊，遂把订阅并积累多年的《文史知识》、《人物》杂志，狠狠心停了。一套《新华文摘》，从1982年订阅并积累至今，妻子早就说要清理掉，朋友也是留者说留有理，丢者说丢有理。我坚持到搬回新房，但实在放不下，上了架又拿下来，斟酌再三，决定赠给庐山图书馆。庐山图书馆闻讯，非常高兴，两位馆长踏雪下山，亲自登门取走。
还有当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我收集了一些“文革”中学生自行油印的毛泽东讲话，陆续装订成《毛主席文集》5册；油印本《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上、下册；另有“造反”活页文选，零星购买，系统订成，共计20册，取名《文革文选》。还有多种小报和从庐山开始的剪板几大本，头天丢下，第二天又拾起来，想想已辗转保存近半个世纪，几成“文物”，如今当做废纸卖，实在可惜。如此反复，还有数次。
在一次次劳神费力的弃留选择中，有一类书我是毫不含糊要保留的，这就是同事、朋友、老师、同学的赠书。对我而言，这些赠书尽管水准、价值各不相同，但我都视为一种信任、一种友谊，一种交流，一概予以珍藏，集中存放于东林草堂。每次回东林，坐拥书城，随手翻翻，如见故人。
这回被清理掉的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我多年外出包括出差、出境、出国工作、考察、学习时，着意购买并保存的一些介绍各地历史和风土人情的书籍或资料。另一类是一些带宣传性的应景之作。如此一来，留下的书籍就以原创性的理论、史学、文学、哲学、教育、科技、管理居多了。有朋友来，说我家的装修是简约而不简单，除了书房就较为简单。有褒有贬，也是实话。
搬家，可以折射社会变迁、家庭变化和个人情趣。我一生钟情于书，从学生时代起，到工作，到退休，既以书为伍、为伴、为富、为贵，就必然为书所喜、所忧、所乐、所累，并且无怨无悔。下次搬家恐怕还是如此。
2011年1月于东林草堂
人大这三年
参加工作40年，曾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当选江西省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作为科学技术界代表，当选全国人大第十届代表，省人大第十届、第十一届代表以及常务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并非只是荣誉，真要做到认清使命，履职行事，亦非易事。
1993年初，当选省政协委员的头一年，我认真写了一份提案，建议成立江西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以资助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我当时担任省社联副主席，深感理论界写书不易、出版更难，而省社联自身又无力解决，在宣传口多次呼吁也无果而终，这回想通过政协渠道再争取一下。谁知政协七届第一次会议闭幕不久，提案却辗转来到省社联交我处理，令我啼笑皆非。此后9年，我再也不写提案，有话就在会上说，或者在别人提案上应邀签个名了事。现在回想起来，当了两届省政协委员，实在是有负重托。
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也乏善可陈。那5年，在省科技厅厅长任上，每年3月赴北京开会，大会是保证必到的，小组讨论则常常请假，不停地跑中央部委、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特别是2002年省政府与科技部建立工作会商制度以来，每年为策划、联系、落实会商事宜，费心费力费时。5年中，我写过两个建议提案，其中一个是《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编号5930），3月提交，7月答复。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复函称：
“关于您提出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工作归口管理的建议，关系到多个部门有关职责的调整，我们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查研究，推动知识产权管理和体制的不断完善。
关于统一规范省级知识产权工作机构的设置问题，考虑到各地状况差异较大，知识产权管理任务繁简不一，根据机构编制管理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地方知识产权机构的具体设置形式，应由地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并按程序报批。”
对这个答复，我只能说满意。关于第一点建议，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和体制至今原封未动，也许有关部门还在“配合”调研之中。至于江西省知识产权局由处级到副厅级的升格问题，是在2006年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创新大会时，省科技厅积极争取，省编办从30多个申报单位中破例同意，并报请省委批准的。
就我而言，认识到人大这个平台的重要性，并不辱使命，有所作为，还是从省科技厅卸任后，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这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