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名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小兰也表示：“我会以多年前我父亲来美国时同时打三份工的拼劲，干好这个工作。”熟悉赵小兰的人说，她最令人敬佩的品质便是刻苦。多尔夫人称赵小兰是一个杰出的榜样，“她的成功源于勤奋工作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小布什在提名赵小兰时也对她努力工作的精神备加赞扬。
1992年，美国联合金库基金会因主席阿拉莫尼侵吞善款而陷入危机，赵小兰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担子。她上任后着力推动改革，并带头把年薪降了下来，并要求属下和她一样，出差全坐经济舱，终于使基金会的运转走上正轨，并逐步挽回了声誉。
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很大，赵小兰说，她经常会看看那张1979年与父亲回上海时在旧居前拍摄的照片中是一幢破旧的茅屋。她说：“父亲能在那样的条件下成功，我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挑战呢？”
枕边哲理
在任何一个成功者的后面，都有着十五年到二十年的生活经验。
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
机遇历来是人们谈论不倦的话题。特别是在当今“铁饭碗”成为历史、市场因素被空前强调的社会条件下，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所面临的机遇都比以往增多了，能否掌握机遇往往成为一个团体或个人成败的关键。从作家梁晓声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机遇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而梁晓声又是怎样一次次掌握转瞬即逝的机遇的。
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机遇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人，缺乏准备者即使面对着机遇也往往是懵然无觉，最终与机遇擦肩而过。
梁晓声所遇到的机遇，看起来似乎是从天而降，实际上都与他默默的准备有直接的关系。
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下乡时期，梁晓声曾经在团宣传股作报导员。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小就喜爱文学的梁晓声并不甘于与身边的人一样的平淡生活，他开始试着写一些小文章寄到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这些文章虽然幼稚，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但是它们的发表却使梁晓声深受鼓舞，而正是它们给梁晓声带来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机遇。
机遇到来之前，正是梁晓声人生中比较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他已经失去了宣传股报导员的位子，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去抬大木。这种重体力劳动使梁晓声吃尽了苦头，极度的疲劳使他吃不下饭，浑身无力，有一次险些被压趴下。当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已患上了急性无黄疸型肝炎，肝功能损伤严重。
一天，他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把他叫过去，一名复旦的老师要见见他，叫他立即到招待所去。
“负担？什么负担？”当时的梁晓声尚不知“复旦”为何物。
到了招待所才知道，来人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的一位姓陈的男老师。他热情地询问了梁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最喜欢哪些……能有一位大学老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这使梁晓声很高兴。他谈了许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都说了出来。陈老师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隔了三天，陈老师又把梁晓声找到招待所，对他说：
“你的档案我已经寄到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梁晓声惊呆了。
原来，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却分在了梁晓声所在的兵团，而其中一个又分在了一师一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时，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梁晓声的一篇小散文，觉得他很有文学天赋，便到宣传股，把梁晓声几年来发表的小诗、小散文、小小说统统找到，认真读了。然后他又亲自到招生办去交涉。就这样，梁晓声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连在了一起。
梁晓声回忆起这段经历，禁不住叹道：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可是，当时兵团里的知青那么多，为什么幸运之神就降落到梁晓声的头上了呢？这得归功于他所做的积累和准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兵团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梁晓声始终坚持写作，默默地锤炼自己。尽管他发表在《兵团战士报》的还都只是些不成熟的小文章，但正是这些小文章，使梁晓声佩戴上了复旦的校徽。
如果梁晓声不做这样的准备呢？如果他没有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那些小文章呢？那么也许这些机遇就不会光顾梁晓声了。
可见，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而只有在有准备的人那里，机遇才成其为机遇。
当机遇出现了，就应该去把握，就像紧握手中的笔、桌上的茶杯一样抓住它。一旦它显得模糊不清、游离不定，让人不知所措时，就需要人主动地上前争取，最终把机遇掌握在自己手里。
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
站在北京站广场，梁晓声想起自己从哈尔滨到北大荒再到上海最后又到了北京的经历，就像做了一场长长的梦。从复旦到北京，又是梁晓声一生中一次重要的机遇，而这次机遇，却可以说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毕业分配前夕，系里的一位老师动员他留校。这位老师之所以动员梁晓声留校，是为了照顾一位来自新疆的同学，好把他分到北京去。
在这样的时刻，梁晓声眼里不揉沙子的个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他知道了劝说的背后有这么卑劣的内幕，表示宁愿回北大荒，也绝不留校。
几天后，那个来自新疆的同学跑来找梁晓声，要送给他一条裤子，请求把分到北京的机会让给他。“我的女朋友在北京，求求你。”其实他和他在北京的女朋友早就分手了。
梁晓声深深地憎恶对方这种耍手段的行径。“把你的裤子拿走，否则我从窗口扔出去！”
梁晓声抓起裤子，从窗口扔了出去。
虽然梁晓声并没有对分到北京抱有太大希望，但他对那位同学的正义回击却无形之中为他创造了这样的机遇。如果他在别人的“劝导”下妥协了，放弃了自己的正当愿望，那么他就只能把本属于自己的机遇拱手让给别人了。这岂不冤枉！
初到北京的梁晓声并非一切顺心，他很快又遇到了分配问题无法解决的麻烦。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一年，很多机关还没有恢复元气。到文化部要求解决分配问题，人家回答说：“你来得太早了，分配办公室还没有成立呢。”
梁晓声在北京无亲无故，有时只好到火车站过夜，拖了好几天，梁晓声又到文化部去。负责人让他在几个文艺单位中挑选一个。梁晓声选中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
谁知，北影以职工定额超编为由，继续把他的分配问题悬置起来。到手的机遇一下子又模糊不清了。
经过几天的苦等，梁晓声终于忍无可忍。他气冲冲地冲进北影，一脚踢开会议室的门，冲着正在开会的北影厂领导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
然后就是一番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即兴演说，特别强调他“曾经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辉历史。这一番演说颇有效果。北影的女政治部主任拿他的档案看了看，然后对党委书记说：“他确实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那就把他分到编辑部吧。”
党委书记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原来，当时开的正是敦促党委书记“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这位书记如此的没精打采，唯唯诺诺。梁晓声多少有些莽撞的举动正赶在鼓点上，这次批判会又帮了他一个大忙，不得不让人叹服命运的神奇。就这样，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弄得他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他成了北影的正式编辑。
假若梁晓声不去努力争取，也许他分配的问题还要悬置好久。甚至有可能被分配到别的他并不想去的单位。那样他以后的道路可能就大为不同了，他想作编辑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了。
看来，当机遇来到眼前，还带着那么一些不确定因素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勇敢地上前去，先把它抓住，以防其转瞬即逝，或是事久生变。掌握机遇，还真需要一点勇气。在这一点上，梁晓声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枕边哲理
人生中不时有些难得的时刻，凡事一经决定，就能影响久远，在这种关键时刻，应该有勇气表示赞成——或反对。
要有点冒险精神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史玉柱无疑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业者之一。
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毕业，借款4000元下海创业，研究开发出M-6401排版软件。他用仅有的3800元钱承包了一家公司电脑部，他要以这个电脑部为大本营，向中国的计算机市场发起冲击。
史玉柱急需要一台属于自己的计算机，用来运作M-6401。而他承包的这个电脑部只徒有其名，连电脑的影子也不曾见着。当时一台电脑的最低价为8500元，可此时的史玉柱已是囊空如洗。他在一家电脑商店欲哭无泪地徘徊了好几天。
他不能这么等下去，他要发“疯”了！他要竭尽全力一“赌”！用加价1000元换得推迟半个月付款的条件，“咬牙切齿”地买一台电脑。买不起一个版，就买半个版，半个版也买不起，就只有来一个“君子协议”，在《计算机世界》上先打广告后付款。这两项加起来需要17550元，这对于当时的史玉柱来说，是一个足以让他两手攥出汗来的数字。
史玉柱在《计算机世界》用半个版打出广告M-6401，然后开始了心惊胆颤的等待。在打出广告后的第13天，史玉柱收到了三笔购买M-6401的钱款。史玉柱终于看到了曙光。史玉柱和他的伙伴来不及欢呼雀跃，就抱成一团。一张张订单纷纷飞来，到9月中旬，销售额超过10万元。史玉柱又将这10万元全部投入广告宣传，4个月后，销售额突破100万元。4个月就赚了100万元。
史玉柱借钱创业，关键时刻又冒险一搏，终于创造了奇迹，走出一片新天地。人没有一点冒险精神是不行的。
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风险时却又悠然自若，而且能经由冒险而成功呢？原因是这些人深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高风险，焉能投资致富”的道理。的确，正确风险观应该是：“去冒值得冒的险，然后再设法降低风险。”成功的投资家是以“致富”为冒险背后的真正动力，尽管必须准备承受价格波动起伏的压力，但只要期望报酬高，冒险终会获致成功的。
没有高报酬的风险千万不要冒，例如外汇保证金交易、债券保证金交易、六合彩、彩券、赌博等，这都是高风险、低报酬的活动。你可以抱着娱乐的心态去从事以上的游戏，但千万不要妄想这些游戏能够为你带来财富。
枕边哲理
不敢冒险的人既无骡子又无马，过分冒险的人既丢骡子又丢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