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简文中保留着供应使臣的账单。《流沙坠简廪给类》收有这样的简文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出粟五石三斗二升，以食使车师君卒八十七人。”这仅仅是敦煌的情况，由令居至玉门二千余里，沿路亭站都有供应，其总量是很大的。至于长期居住在河西各地待诏的质子、使臣、商旅及其随行人员，数量更为可观。
河西四郡不仅从人力物力上支持两汉经营西域的伟大事业，保证交通路线畅通无阻，起到了前沿基地的作用，而且河西郡守有时兼管西域。东汉后期，敦煌郡守实际上兼行着西域都护的职权。
早在汉宣帝时期，敦煌已开始起着联络西域的作用。《汉书西域传》记：元康二年(前64)，乌孙昆弥上书，愿复尚汉公主，汉以相夫为公主，“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会乌孙昆弥死，泥靡代立，常惠遂上书“留少主敦煌”。汉朝为了防止乌孙勾结匈奴制造事端，遂“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常惠驰至乌孙，屯赤谷城，解决乌孙内讧，辛武贤留敦煌以为声援，结果匈奴未敢出兵，乌孙的问题得以解决。
东汉初年，刘秀尚未统一西北，窦融以张掖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统辖河西。时莎车王康联合诸国，共抗匈奴。他为了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后汉书西域传》记建武五年(29)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时窦融尚未为刘秀所统一，他以河西大将军的名义承制封莎车王，加西域大都尉，比西汉都护，使西域各国得以安宁。这件事情首开了河西兼领西域的先例，从建武五年到永平十六年(73)40多年间，汉朝政府无力向西域派出都护，而西域各国或派质子，或遣使臣请求诣洛阳入奏，但是他们不能到达京师，只能在河西待命。当时长期在敦煌候诏者人数不少，所有书函都由河西郡守代为转达。
永平十六年，汉朝政府为了解除匈奴对西域的奴役和给河西四郡带来的危害，派窦固、耿秉等带领酒泉、敦煌、张掖、武威等郡的甲卒和卢水羌胡分别出酒泉和居延塞，在天山、蒲类等地击败匈奴呼衍王，在伊吾置宜禾都尉，恢复屯田。东汉政府这次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河西四郡兵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匈奴不甘心其失败，卷土重来，在永平十八年(75)汉朝诏回窦固撤出军队以后，单于派右谷蠡王将兵二万骑攻车师，又唆使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战没，戊己校尉耿恭被围于金满城(今吉木萨尔)。汉军在城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筋革以为食。当时正值汉明帝刘庄死，朝中大丧，无法派出援军，于是从司徒鲍昱议，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派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兵驰往解救。这是河西郡守直接带兵至西域的开始。段彭等七千余众至柳中，击匈奴车师兵，迎还戊己校尉。汉朝不能在西域驻兵镇守，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职。在西域诸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汉朝留班固以为假司马驻守于田，统领各国。汉朝政府不能在人力、物力上继续支持班超，班超依靠西域各国人民和河西诸郡的支持，治理西域，西域50余国皆遣使臣属。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年老体衰，请求回朝，汉朝派任尚为西域都护代超。但是任尚不听从班超的嘱托，把班超的谆谆劝解视为“平平”，结果接任不久，即激起西域各国人民的反对。延平元年(106)，任尚上书求救，诏梁瑾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往救，并以段禧代任尚为都护。次年，西羌大起义爆发，汉朝通西域的道路断绝，诏还都护、校尉，撤出西域屯田吏卒，敦煌太守就成了兼管西域的边官。
元初六年(114)，东汉政府从敦煌太守曹宗的请求，派行长吏索班将兵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诸国。到任不久，北匈奴与车师王共攻索班，索班等阵亡。曹宗请求朝廷继续出兵，收复西域，邓太后不许，但令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领兵三百人。还有人主张关闭玉门、阳关，放弃西域。当时朝臣中有一批爱国之士，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提出救援西域的良策。《后汉书班勇传》记：永宁元年(120)班勇上书曰：“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矣。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田心胆，北汗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同书《西域传》又记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铛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策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赂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班勇提出西域绝望，“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四郡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丨”又说“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在这种形势面前迫使汉安帝作出决定，复敦煌营兵三百人，又置西域副校尉于敦煌，联系西域。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在河西四都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得到河西援兵近万人，与敦煌太守张朗安辑西域诸国。
从永建二年(127)班勇免官后，敦煌太守一直行使着领护西域的职责。《西域传》记：永建四年(129)于田王与拘弥王斗，于田王放前杀拘弥王兴，敦煌太守徐由从诏解决之。阳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奉命出兵讨于田。四年（135)，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诏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骑救之。元嘉元年（151)北匈奴呼衍王攻伊吾，“伊吾司马毛悟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诏令“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土四千人救之”。永兴元年（153)宋亮代司马达为敦煌太守，继续协助西域长史、校尉，管辖西域。
自延光二年(123)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敦煌恢复营兵以支援西域决定执行后，直至东汉灭亡(220)这近一百年的时间内，西域虽有长史、司马、校尉之设置，但主要掌领西域各国、接纳使臣呼维持治安的重责，多由敦煌太守担当。东汉政府无力在人力、物力方面援助西域，河西四郡不断从兵力、物力上保证供应，使西域各国一直接受汉朝政府的管辖，免于匈奴的奴役，河西四郡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河西地区为什么一直承担援助西域的任务，其原因有三。
(一)河西与西域地界相连，利害相关。
西汉政府开发河西与经营西域是同时进行的。但河西移民较多，设郡置县较早，生产发展比西域快。汉朝政府曾以河西为基地大力经营西域，河西人民为此曾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汉朝政府与西域各国的往来日益密切以后，经济文化的交往频繁起来，不论中原运往西域的各种物资，还是西域传人中原的物资都要经过河西走廊，中途流散在河西的为数不少。如史书所载的西域特产葡萄、苜蓿、瓜果、胡豆等等，都先在河西种植成功，然后推广到中原；中原地区传入西域的生产工具、手工业品也先在河西使用，然后进入西域。因此，西汉中后期，河西地区生产发展非常迅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汉朝经营西域保卫了河西地区的安全，西域各族人民为建设河西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王莽执政时，破坏了西域与中原的关系，西域和河西同样遭受其害东汉明帝时，北匈奴侵扰河西，迫使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居民不得安宁。东汉时河西经济发展缓慢，除其他原因外，与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不时中断有直接关系。所以在永宁年间，东汉政府为是否恢复派遣西域官吏问题，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后汉书班勇传》记班勇的一段对话云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绝望。绝望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西域传》记尚书陈忠的话说：“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赂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班勇和陈忠的话，已经充分说明了河西与西域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救西域也就是保卫了河西地方的安全。
(二)河西与西域各族人民交往密切，安危与共。
前面说过，从历史上看，河西各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许多民族曾经活动于这两个地区。汉开河西、西域以后，又大大方便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河西各族人民包括汉族，移居西域者不少，西域各族人民留居河西者也很多。当时对两地区人民的安危威胁最大的是漠北匈奴。在这个共同命运基础上，各族人民有一种共同的安危感，为了反抗和防止匈奴贵族的奴役，他们随时进行并肩战斗。从西汉到东汉三百年间，每当匈奴威胁西域时，河西各族人民都积极参加战斗。汉朝从河西调动的兵力有汉人，也有不少“羌、胡”兵，胡包括许多民族。河西各族人民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奋勇争先，多次保卫西域战争的胜利，都和河西各族人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在战争中，为了在西域开辟屯田，汉朝曾多次从河西抽调人力、农具、籽种送往西域；河西郡守长史等也曾从郡境抽调劳动力支援西域屯垦，河西各族人民无不积极参加。这种积极性，不是单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全能奏效的，还要靠各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三)河西地方官员把保卫和建设西域始终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
西汉时，汉朝派任西域的官员，都要经过河西四郡之地，他们对河西比较了解，其中有的人是先在河西任职，后出任西域，有的先在西域任职，复调至河西。不管怎样，他们深知河西与西域之间的密切关系。
东汉初年，中原王朝还不能统一西域时，割据河西的大将军窦融接受莎车王的使臣，“承制”立康为莎车王、西域大都尉，统领西域55国。所谓“承制”是承袭汉朝的典章制度，代表汉朝行使册封权的。当时窦融尚未统一于刘秀，但他就代表汉朝册封，结果使西域各国得到安宁，起到了东汉政府暂时起不到的作用。
东汉政府与西域的交通时通时断，但西域与东汉王朝的从属关系始终持续，主要是通过河西郡守代为转达。河西郡守接待西域诸国使臣，护送商旅，传达政府的命令，使东汉政府在停派西域官吏的时候仍能管辖西域。敦煌太守张铛等在关键时刻提出治理西域的建议，态度明朗，为东汉政府作出抉择提供了依据和力量。至于汉朝政府多次从河西调兵、运粮，甚至抽调牲畜、农具支援西域，河西郡守都尉无不积极响应。酒泉太守段彭率郡解车师之围，敦煌长史索班等战死于车师后部，敦煌太守助班勇以讨焉耆、尉犁、危须，徐由奉诏救拘弥王，司马达发六千人救伊吾，他们都把保卫西域的安宁当做自己的使命他们在危难的条件下，顾全大局，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67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