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具不同。河姆渡出土了作翻土用的骨耜，半坡出土的工具中却没有耜这种农具。
3．房屋结构不同。河姆渡的房屋是用石斧、石凿等石器加工，基本上采用榫卯结构的木构建筑，房屋结构有适应南方气候较热特点的1米多的屋廊，半坡房屋则无论“半地穴式”或平地建筑，墙壁和屋顶均是以密集的木柱或木橡为骨干，外涂以一层很厚的草泥土的草泥木结构。
这种不同的特点表明：不仅黄河流域是汉民族先祖童年的摇篮，长江流域也是汉民族先祖童年的摇篮。
那么，在河姆渡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是谁呢？是百越。其理由如下：
1．图腾崇拜相同。
百越除上述崇拜龙图腾外，还崇拜鸟图腾。史籍中不仅关于越人认为鸟是吉祥象征的记载很多，如：
《水经注·渐江水》载：“（禹）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拨草根，秋啄其秽”。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载：“百鸟佃于泽”；“（无余）始多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越“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复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端，以为百姓请命”。
而且有的还认为鸟为越“祖”如：
《博物志》卷九云：“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治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吴越备史》卷一云：乾宁二年越州董昌称帝时，“有客使倪德儒昌曰：中和辰已间，越中曾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以为号。”
决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的出土遗物中，在9件文物上有鸟形图案，计有：双凤朝阳象牙雕刻1件，鸟形象牙圆雕3件，骨匕2件，浮雕双飞燕器盖1件，木蝶形器2件。这些鸟形图案的出现，且多数雕刻在象牙器上，也有的雕刻在骨器上，并都经过精心的加工磨光。在雕刻的技法上，线条刚劲有力，把鸟的姿态生动地刻划了出来，特别是作为河姆渡文化艺术精品的鸟形象牙圆雕，整体别具匠心地成鸟型，造型新颖、精美，形态逼真、生动。一般说来，要雕刻这样的鸟纹，不仅要有熟练的技术，更要有对鸟的深刻认识和感情，而且从器型上分析，如蝶形器造型奇特，绝不是一般的日用器，可能是供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器物。因此，这种鸟纹的出现，说明了河姆渡人对“鸟”的崇尚，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图腾崇拜。
2．经济类型相同。
百越是以“饭稻羹鱼”为其经济生活特点的。
《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在“饭稻羹鱼”的同时，还以蛇蛤蜃贝为美食。《逸周书·王会解》亦云：“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蜃，共人玄贝。”这种情况与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淮南子·精神训》说：“越人得髯蛇，以炎上肴，中国得之无用。”
更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遗址的第3、第4文化层中，均发现大量的稻谷，在第4层的上部普遍有稻谷发现，稻谷、稻壳、稻杆、稻叶等混杂地堆积在一起，厚约0.2－0.5米。所有的稻谷经专家鉴定都是栽培稻。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一件刻有稻穗的陶盆。可见河姆渡人经济生活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此其一。
其二，河姆渡的气温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亚热带地区，因此其地多为湖泊沼泽地带，从发掘所获的动物骨髓鉴定，表明当时不仅有生活于密林中的虎、象、熊、犀等大型兽类外，还有生活于沼泽芦苇地带的四不像、猝、鸭、雁、鸩，以及青鱼、鲫鱼、鲤鱼、鲶等淡水鱼类。可见渔猎经济在河姆渡人的经济生活又占有突出的地位。
3．建筑形式相同。
《博物志》载：“南越巢居”。所谓巢居，即居住在后来称之为“干栏”式建筑形式的房屋里。其特点是：底部悬空，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屋顶成两面坡式。这种建筑形式既可防湿热，又可防兽害。与江南水网地区的自然条件是适应的。此后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长期住“干栏”式的房屋。《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引《临海水土志》云：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
此外，河姆渡遗址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大片带有榫卯的木构建筑遗迹的出土。各种形式的榫卯形式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木构建筑技术的水平已相当发达。在第4层中，已发现排列整齐的桩木13排，至少包含着3座干栏式的有前廊的长屋。
4．善舟之习相同。
在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江南地区，舟是百越的交通工具。《吕氏春秋·贵因》云：“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齐俗训》亦云：“越人善于舟”。对于百越之“善于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有一段十分形象生动的描绘：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如此娴熟的驾船善舟之习确实是相当突出的，故《淮南子·齐谷训》中又云：即便“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浮于江湖。”
又是绝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遗址曾出土6件木浆，其中1件还刻有几何形花纹，制作工整，造形美观。木浆的发现，说明河姆渡人为了适应江南水网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善于用舟代车了。至今余姚，绍兴一带仍以舟代车为习。
从上述河姆渡人与后来的百越之人在图腾崇拜、经济生活、建筑形式和善舟之习诸方面的相同，说明河姆渡文化与百越文化之间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的存在又表明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着。
还可以继续得到证明的是，继河姆渡文化以后，考古学上在长江下游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使我们可以理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脉络，而且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汉民族先民的主要体质特征由北向南似有：从颅骨短而高向长而低，上面部较狭长向低矮，眼眶较高向较低，面部较垂直向突颌，中宽的鼻型向阔鼻发展的趋势。可见远古汉民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南北两大类型，以后逐步演化为现代华北人和华南人，而华中人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型。
紧接着的是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的健在基本吻合，根据大量的考古材料可知，几何印纹陶文化主要分布在苏南、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及广东等省市，而其周围扩及台湾、广西、湖北及安徽的一部分地区，即大体分布在长江以南的中国东南部及南部地区。而《汉忆·地理志》颜师古注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百粤”即“百越”也。林惠祥先生也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吧！
还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的起始年代又基本一致。根据对考古材料的测定，几何印纹陶文化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距今约3500——3700年左右。但真正进入几何印纹陶文化时代，则大体距今约3500年左右，即商代初期。所以，几何印纹陶文化于商周，春秋时期达到全盛化，至战国时期开始走向衰落，秦汉时代则基本结束，只是在个别地区还有一定比例。而百越之登上历史舞台，见于史籍记载是开始于春秋时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又张守节正义云：“《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日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此外，《竹书纪年》亦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东至九江，遂伐越，至于纡。”《跑史》亦云：“纡，穆王伐之，大起九师，东至九江，蚖蝉为梁，在江东矣”。可见百越活跃于春秋，正好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全盛之时，这也绝非偶然的巧合吧！
从上述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地理分布和起始年代上绝非偶然的吻合和一致，进一步表明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着。
这样从河姆渡文化开始，经马家滨文化、良绪文化直到几何印纹陶文化，百越一直是在中国南方土生土长的一个土着集团。
三、百越与华夏民族的族源关系
百越集团种类繁多，《吕氏春秋·恃君》云：“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头之国，多无君。”高诱注亦云：“越有百种”。见于史籍的西周至春秋有吴（又称于越）、越；战国之时又有扬越、东越（又称瓯越），闽越、骆越、西瓯等出现；秦汉时又有南越出现。罗泌《路史》列入百越的种类最多，他说：“越棠、骆越、瓯越、瓯人、目瓯、洪人、目深、摧抉、禽人、苍梧、扬越、桂国、揖子、产里、菌、海葵、稽徐、比带、仆句、区吴是诸百越。”
那么，百越集团与华夏民族以及汉民族的族源关系究竟如何呢？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傣、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仡佬、黎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溶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民族，成为华夏民族及其后的汉民族的组成部分。
西周至春秋时，活动在江、浙一喧，百越集团中发展比较快的于越部落联盟发展形成为越民族，分别建立了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于是越民族先溶合于以楚为中心的华夏民族支系之中，后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及统一华夏民族，而最后溶合于华夏民族中，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在江、浙一喧的于越形成为越民族，后又溶合于华夏民族的过程中，岭南地区的百越集团多处于原始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至多进入阶级社会不久。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时，“百越叛云”，反对秦王朝的统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派遣“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经过多年的征讨，才统一了福建和岭南，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进行统治，并强迫大批华夏民族的劳动人民迁来“与越杂处”。
但是，由于秦王朝历史很短，在秦末的****中，秦将赵佗据地称王，以番禺为中心，建立了南越王国，一面以“中国人相辅”，另一面行“和集百越”的改革，“教民耕种”，使越人“知书识礼”，“渐见礼化”。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王国，统一岭南，置九郡，南越王国中之一部分越人逐同化于汉民族之中。
还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废为君长”的闽越和东越的首领，在秦末的****中，也率众“从诸侯灭秦”。西汉建立后，被分别封赐其首领为闽越王和东瓯王。但由于闽越和东越这两个部落联盟干戈不止，东越抵挡不住闽越的攻击，只得向汉王朝“请举国徒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而闽越也因其四出掠夺，终遭汉王朝的武力镇压，而“将其民徒处江淮间”。于是闽越和东越之越人遂同化于汉民族之中。
总之，从上所述可见百越集团之于越于春秋战国之时溶合于华夏民族之中，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民族，而百越集团中的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则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傒人、僚人，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傒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民族之中。对此问题当容在论述汉民族的发展时现详述。但仅此我们已可以得出结论：百越是汉民族的又一个支源。
（第三节支源之三——戎狄）
一、戎、狄名称小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