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唐代，由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繁盛的京都长安，丝绸古道上的骆驼商队，乘风破浪的日本遣唐使船，去印度取经的玄奘，以及诗坛上的千古绝唱，艺苑中的书法和绘画……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其震古烁今的文明，千余年来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东方和世界，于是，唐王朝时，又出现了“唐人”一词指称汉民族的新情况。如所沈亚之《沈下贤文集》称：“自翰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西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新唐书·吐蕃传》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兰州时，所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又如元人吴鉴在《岛夷志略·序》中云；“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败者，外形率待以命使臣之礼。”再如《明史·外国真腊传》云：“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关于“唐人”一词出现的原因，清初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云：“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因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逻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可见称汉民族为“唐人者”，多为自唐王朝开始才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所以至今东南亚一带及海外仍有人称华侨为“唐人”，不少国家华侨聚居的地方还建有唐人街。
但是，“唐人”一词作为族称，并没有被汉民族本身所承认，唐王朝时虽比汉王朝更繁荣、昌盛，但其在与周边邻国和邻族交往中仍自称“汉”。由于唐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之实行了比较开放的民族政策，所以边疆少数民族在唐任高级武将的很多，如契芯何力、薛吐摩支、安禄山、哥舒翰、李光弼等，他们与汉人郭子仪、郭虔瓘等统领的军队均系蕃汉兵混编而成，故《唐书》上常称某某“率蕃汉兵”若干万。特别突出的是在与吐蕃的交往中，即称“蕃汉两家”，在划定边界时也称蕃界、汉界，至今仍耸立在拉萨的《唐甥舅联盟碑》碑文中，就巴有蕃、汉两字，或分写，或联写。在新疆出土的藏文书信中，就有一封命令中说：“驻陇州大臣：猪年期间发布手令，据汉(苗)两族官员呈报，先是，蕃松及相论亚耶二人，编造谎言，取沙州汉人女子，名为娶妻，实则用作奴婢。”可见唐时所称的“汉”，就是指唐地及唐人，“汉”字原来所指的汉朝人之义已完全消失，而指汉民族之义则由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他称而转变、发展为汉民族的自称了。
正因为“汉人”之称在唐代已从他称变为自称，所以唐以后，“汉人”(或“汉民”)一词的应用更为广泛了。
在辽代：
(1)《五代史·四夷附录一》在记述阿保机建国过程中汉人所起的作用时说：阿保机起家于汉人的生产和技术不为过誉。
(2)《辽史·地理志一》载：辽迁扶余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迁勃海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处。
(3)《辽史·刑法志上》载：由于汉人居被统治地位，因此“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由于辽王朝对汉人用汉法，使得“汉人”始具有血统编民的法律意义，这对汉民族族称的确定有着一定的意义。
(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五代史·张砺传》裁，张砺在被契丹虏获后说：“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刀”张砺自称为“汉人”，民族自我意识感跃然纸上。。
在金代：
(1)阿骨打令完颜希尹创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宇，因契月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2)《金史·张亨传》载；“世宗谓宰臣：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
(3)《金史·贺杨庭传》载：“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改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此所谓“汉人”考，乃故辽境内的汉人及已汉化了的渤海人、契丹人；“南人”者，乃河南、山东之汉人。
(4)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史·卢彦伦传》载临潢留守耶律赤狗儿云：“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番汉之民皆赤子也。”“汉人”作为族称之意不言而喻。
在西夏：
成书于公元1190年，至今保存完好的西复文汉语对照词典《番汉合时堂中珠》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在这里，“汉人”一词指称汉民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在元代：
元王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4等。此所谓“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界，实承袭金代的传统说法。后元王朝取消了“汉人”与“南人”之间的界限，统称为“汉人”。由此之故，原是南宋宫廷琴师的诗人汪元量，在元灭宋，随三宫被虏北去后所写的很多纪实诗中常以“汉人”或“汉儿”入诗，如《湖州歌》有“汉人歌罢楚人歌”，“汉人犹惧夏爷爷”之句，《幽州歌》有“汉儿辫发笼毡笠”之句；《淮人水驿诗》中又以“汉儿”与“越女”相对称。此所谓“楚安”、“越女”即指“南人”。这里既说明了元代“汉人”一词的含义，又反映了宋王朝的人对“汉人”一词的认识。
关于“南人”指南方“汉人”之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反映，女真语称“汉人”曰“泥哈”；满语称“汉人”曰Nikan，其复数词作Nikasa；蒙古语曰Nangiai，均源于“南家”一词。
这样，“汉人”一词作为汉民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亦然。明王朝行政胡姓为汉姓的民族政策，清王朝将全国分为满、蒙、汉三等，而汉人又分为隶属八旗的“汉军”和普通汉人两等。王士桢在《池北偶谈·汉军汉人》中云：“本朝制以八旗辽东人号为汉军，以宜省人为汉人。”康熙实行“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选贤能推用。”
纵观自汉至清2000多年的历史，“汉人”之称作为汉民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王朝，但在历史长河的衍变中，经过历史的冲洗，早已与历代朝号无关，基本上成了汉民族族称的专有名词。
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一词科学含义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大，“汉人”之称渐转为“汉族”之称，如：
(1)1901年，梁启超在《亡国篇》说：“悲夫悲夫，吾汉人之有兮日也，虽然则亦幸矣。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也哉！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
(2)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云：“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
(3)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也说：“象亚洲的民族，着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
这样，中华民国成立后，申明汉、满、蒙、回、藏是民国的五大民族，即“五族共和”之说，“汉人”正式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至此，汉民族族称最后确定。
为什么汉王朝的朗号——汉，能蜕变衍化为汉民族的族称，而“秦人”、“唐人”之称却被历史的筛选而淘汰？
原因之一是汉王朝国运长久。如上一章中所述，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一般来说，称其为“秦人”是顺理成家的事，西域各国乃至西亚即用“秦人”之称。但是，秦王朝好景不长，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至公元前206年亡，前后仅仅15年，这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汉王朝则完全不同，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建西汉，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前后长达400多年，国运长久，这就为汉王朝之朝号——汉，取代国运短命的秦王朝之朝号——秦为汉民族的族称，提供了最起码的历史条件，也为它不被国运达289年的唐王朝的朝号一唐所取代，打下了基础。
原因之二是汉王朝国势强盛。秦王朝喧赫一时，它所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华夏民族的种种措施虽有进步意义，但终因其立国时间太短，并末真正彻底实行，何况其暴虐的统治更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消失的阴影。汉王朝则完全本同，正如史书所说，汉承秦制，秦亲王朝所制定的种种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不仅在汉王朝得到了实行，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使汉王朝成为一个统一、繁荣、强盛的世界大国屹立在东方，与西方古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如此强盛的国势，是足以使人引以为荣的，所以“汉人”之称逐渐取代“秦人”之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唐王朝虽然在统一、繁荣、强盛方面均超过丁汉王朝，不仅是小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汉王朝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海外已有称汉民族为“唐人”，但唐王朝之人仍自认为是“汉人”，决无以“唐人”之称取代“汉人”之称的意思，所以，“唐人”之称也就无取代“汉人”之称之力。
总之，无论是他称，还是自称，由于上一节中已论述了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汉王朝时已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干锤百炼，这既从族称的角度和层次，反映了汉民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反过来，也从汉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和层次，表现了汉民族族称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汉民族在黄河和长江这两个摇篮中，经过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的阶段；经过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以及部分夷、蛮、戎、狄大溶合而育成为华夏民族的阶段；经过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向汉民族发展、转化的阶段，终于完成了其形成史上的三部曲，谱写成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一部民族形成交响乐曲。
汉民族一出现在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收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历史的长河中，她战胜了无数次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经历了干锤百炼，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个时期得到大发展，人口从两汉的五千多万，发展到清王朝道光年间的四亿以上，又发展到现在的十亿以上，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场地域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海南岛和台湾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在社会形态上，则在封建社会2000多年历史的基础上，经过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