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制约下，平王东迁之前西周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民族斗争的历史。周初，周民族与商民族之间的斗争成为西周民族斗争的主旋律。周“克商”后，虽然封商纣之子武庚续殷祀，但武庚却利用周民族内部的矜持，勾结监视他的管叔、蔡叔，发动了反周战争。武庚之乱平服后，周公即将“殷顽民”分迁于宋、卫和成周三地。而西周东部地区商民族的反周斗争持续的年代更长久，《礼记·檀弓》说：“太公封于营丘，北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可见周、商二族的斗争不仅闹得姜太公的子孙五世不得安宁，还逼得他们不得不把死者送回“周原”去埋葬。这种斗争起码继续了一、二个世纪，起到春秋时期，仍残存着商民族所建立的谭、萧等国。与此同时，周民族与东夷、淮夷；与楚；与鬼方、犬戎等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东夷的薄姑和奄都参加过武庚之乱，历时三年才被周公征服。封于鲁的伯禽与淮夷、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有时甚至对鲁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使得鲁国连国都的东门都不也开。周穆王时，其强徙一部分犬戎于太原，而淮夷中徐方的徐偃王却起兵反周，一直打到黄河边。起到周厉王时，仍出现“淮夷入寇”。迟至周宣王时，还有北方的狁逼迫周都之事。
所有这些，都表明西周之时各民族之间分明的界限，森严的壁垒。周王朝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第二节民族大溶合潮流的涌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大分化、大混战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时，不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而且在民族关系上也出现了民族溶合的新局面，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民族大溶合的潮流在中华大地上涌起。
一、夏、商、周三族溶合的浪潮
风云渐变，西周时民族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形势，在春秋时逐步被打破。进入春秋后期，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各族和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新的不平衡。这时，在西周延续了2个多世纪的激烈、复杂的民族斗争已趋向缓和，民族大溶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兴起。
晋惠公作“州兵”是一例。周襄王7年（公元前645年），秦晋之战中，晋惠公做了秦的俘虏。晋人为加强军事力量以雪耻而作“州兵”，打破了西周以来武装部队主要由被称为“国人”的周民族和效忠于周王朝的商贵族编成的规定。周制“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各诸侯国也大致如此。居“州”之人本是被周民族征服的“庶人”，其地位与居都、邑内的“国人”（自由民）不同，没有服兵役的政治权利。作“州兵”后，情况就变了，被征服的“庶人”就与“国人”一同正式服兵役。这样，“州兵”的建立，不仅说明“国”与“州”对立的逐渐消除，夏、商、周三族的杂居越来越厉害，也说明征服者周民族与被征服者夏民族、商民族、“怀姓九宗”等之间的鸿沟也逐渐得以填平，民族间互相敌视的心理也越来越淡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作“州兵”是晋国内夏、商、周三族溶合为一的一个标志。
宋桓公迎卫文公又是一例。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当狄人灭卫时，不仅周民族的齐，郑诸国出兵援助，连商民族的宋桓公也奔走相救。其在狄人未退的紧张状况中，乘夜迎接渡河而来的卫文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卫文公的妹妹为宋桓公的夫人，两族早已联姻。可见周、商二族之间的民族隔阂没有了，民族间的界限也泯灭了。
孔子被周民族统治者称为“尼父”也是一例。孔子先祖是宋国人，即是商民族人，孔子也从不讳言自己是商民族人。孔子死后，周民族的统治者鲁哀公却写了一篇诔文来追掉他。诔文又说：“天不遗耆老，莫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你看，商民族的孔子被美称为“尼父”；其死后竟使周民族的鲁哀公感到了如此的悲哀，心里素质何其一致！这哪里还有什么民族的隔阂？又哪里还有什么民族的界限？
秦晋联姻更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溶合基本完成的标志。大家知道，西周分封诸侯是，晋开国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民族人；而秦则是非周民族人。《史记·秦本纪》载秦的先祖“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间的民族界限完全被打破了。因而“秦晋”二字，成了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代名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夏、商、周三族举例的浪潮逐渐发展成春秋时期民族大溶合的主流。
二、民族溶合的浪潮向夷、蛮、戎、狄的波及和扩展
风云再起夏、商、周三族以及楚、越二族与夷、蛮、戎、狄诸人们共同体的分布呈交错状态，所以春秋时期率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涌起的民族大溶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和扩展到夷、蛮、戎、狄之间。
这个情况首先突出表现在各族间通婚、混血的事情不断发生。《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十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看来春秋时声名很大的晋公子重耳原来是个混血儿。而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又如东夷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僖公之妾；赤狄别种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种民族大溶合还表现在文化上。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溶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虽然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祭祀到征伐，从恋爱到劳动，从阶级矛盾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无所不包，但反映的却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但到春秋后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民族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芋尹）无宇辞曰：……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如此，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攻打陆浑戎时，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说明楚民族对夏、商、周三族都十分珍重的视为宝贝的“九鼎”，也同样是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权力的象征外，也包含了对周文化的向往，可见楚民族已经被卷入春秋民族大溶合的激流之中了。
与楚民族的情况一样，当周大王的儿子太伯和仲雍同避江南时，越民族乃为“文身断发”的“荆蛮”。直到春秋初期，越民族与中原地所诸民族还没什么来往，所以史书缺乏关于吴国和越国的记载。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公子季札到周文化的中心鲁国观周乐一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相当长，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越民族接受周文化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特引述如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狄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狄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国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高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箭》、《南》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渐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也请已！”
我们知道，季札是吴王寿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到鲁国观周乐时，正是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而这里删订《诗经》的孔子年仅8岁。但是鲁国乐工为季札所秦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季札对包括夏乐、夏舞和商乐、商舞在内的周乐、周舞的理解这样深刻，评论这样的精当，说明早在所谓孔子删订《诗经》以前，越民族也已置身于春秋民族大溶合的激流之中了。
甚至自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的西边姜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盟会的攻击后，“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相当的文化水平，这又说明诸戎在与晋的长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民族大溶台的激流之中了。
另外，《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的东夷的须句国受到邾人攻击时，求救于姻亲鲁国。身为鲁僖公之妾的须句人成风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表现了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周礼，也成了夷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据，可见东夷人已被冲进春秋民族大溶合的激流之中。
这样，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民族及其他人们共同体都被卷入春秋民族大溶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溶合的洪流。
三、春秋民族大溶合原因分析
一世复一世，随着历史岁月的流逝，在中华大地上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倔起，夷、蛮、戎、狄诸人们共同体逐步发展。那么，为什么在春秋时期会出现波澜壮阔的民族大溶合的洪流呢·下面试将其原因作些初步分析。
第一，是夏、商、周三族经济类型的一致性和先进性。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在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以及商业发展的社会三次大分工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从本编第一章所论述的夏、商、周三族的形成中可以看出，由于他们的共同地域都处在黄河中下游的黄土平原一带，因此，三族的经济类型基本上是一样的，即大致都属于灌溉农业经济类型。夏民族的大禹治水自不待言，而且他还“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连畜牧业始终比较发达的商民族的远祖契，也曾“佐禹治水有功”，相土的三世孙冥也因“勤其官而水死”，成为商民族的“禹”。而周民族的始祖弃“好耕农”曾为尧的“农师”，被认为是五谷之神而被尊为“后稷”，所以在《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周民族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经济类型的一致性，使夏、商、周三族能够长期定居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使用着差不多的生产工具，种植着差不多的农作物，这就为他们的溶合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基础，为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溶合而形成的华夏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创造了起码的条件。
历史的反思证明：“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因此，在古代社会农业民族一般来说比游牧民族先进，文明程度也比较高；而农业民族中，灌溉农业民族又比刀耕火种的农业民族先进，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夏、商、周三族是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民族，其先进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悠久，从夏到西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从播种到收获，从兴修水利到整治土地的比较完整的经验和措施，形成了体系完备的井田制度，使中国的奴隶制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相比之下，发展比较慢的南方农业经济，在春秋初期还“文身断发”的越民族，自称为“蛮夷”的楚民族自不必说，甚至到了南北朝时，江南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仍比北方落后，正如《隋书·食货志》所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和之资”。对比之下，先进的夏、商、周三族的灌溉农业经济，对农业经济较落后的南方各族自然有很强的吸引力。边也就为夏、商、周三族与南方各族，主要是与楚、越二族的溶合提供了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是与古代游牧经济类型相比，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先进性就更突出，这对春秋时期与夏、商、周三族接壤而居或杂居一处，仍以游牧为生的戎、狄等人们共同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还是以多次提及的以驹支为首领的姜戎为例，其先祖到晋国来时，过的是“被苫盖，蒙荆棘”的野蛮生活。后晋惠公把“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南方边远土地赐给了他们，“诸戎除剪其除棘”，定居了下来，进行农业生产，这多少反映了具有先进经济类型的晋国对“诸戎”的积极影响。
这样，夏、商、周三族经济类型的一致性和先进性，就为春秋时期波澜壮阔的民族大溶合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是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在政治上的承接性。
众所周知，汤灭桀建商，商民族统治了夏民族；武王伐纣建周，周民族又统治了夏民族和商民族。而且，在商、周两王朝建立前，商民族和周民族又曾分别臣属于夏王朝和商王朝。这种政治上的承上接下，承前接后的关系，就为夏、商、周三族溶合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基础。特别是武王“克商”后实行的大分封，不仅是其本族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完成的标志，也是其在政治上促使夏、南、周三族溶合在一起的有力措施。另外，又由于周民族最后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一个统一民族，从而使其成为民族溶合的核心，周文化也就取得了代表新形成的华夏民族文化的地位。这样，夏、商、周三王朝政治上的这种承接性，就成为春秋时期波澜壮阔的民族大溶台的政治保证。。
第三，是周文化对商文化以及夏文化的继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