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隋唐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专业化的渔业生产，因此人工养鱼变得兴盛起来。人工养鱼，首先要繁育鱼种。隋唐以前，一直使用以土采卵的方法采集鱼种。《齐民要术·养鱼》曰：“取薮泽陂湖饶大鱼之处、近水际土十数载，以布池底，二年之内，即生大鱼。盖由土中先有大鱼子，得水即生也”。隋唐时期，以土采卵法依然流行。如《四时纂要》曰：“养鱼池，要须载取陂湖产大鱼之处近水际土十余车，以布池底，三年之中，即有鱼。以土中先有鱼子故也”。韩鄂：《四时纂要》卷三。唐诗曰：“移土湖岸边，一半和鱼子。池中得春雨，点点活如蚁。一月便翠鳞，终年必赭尾”。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全唐诗》卷六一一。由于以土采卵法不仅费工时，而且采集鱼卵数量有限。故太湖地区的渔民改用水草采卵法。《吴郡图经续记》载曰：“夏至前三、五日，白鱼之大者，日晚集湖边浇水中有菰蒋处产子，缀着草上……乃刈取菰蒋草有鱼子者，曝干为把，运送东都（洛阳）”。《吴郡志》也曰：“隋大业六年，吴郡贡入洛京，敕付西苑内海，以万（草）把别迁，着水数十日，即生小鱼。取鱼子法，候夏至前三五日，月暮，时白鱼长四五尺者，群集湖畔浅水中有菰蒋处，产子着菰蒋上，三更产竟，散去。渔人刈取草之有鱼子着上者，曝乾为把。故洛苑有鱼”。《吴郡志》卷三0。南海诸群则在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着草上者，悬于烟灶上，至第二年春二月，将“收草漫于池塘间，旬日内如虾子状，悉成细鱼，其大发发”，“号为鱼种”。《北户录·鱼种》。
人工养鱼，除了要保证提供健壮的鱼苗外，在饲养成鱼的过程中，还需根据鱼类的不同生长期及不同食性进行分类喂饲。《嘉泰会稽志》曰：“会稽、诸暨以南，大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卖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欠则饲以草。”
唐代人工养鱼，一般放养与池塘，但也有放养于稻田者。稻田养鱼，汉代已经出现，到唐代又创造了利用养鱼开荒种稻的方法。《岭表异录》曰：岭南“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养鱼、治田一举两得，实际上是生态农业的萌芽。唐诗曰：“卦布田堪数，枝分水莫寻。鱼肥知已秀，鹤瘦觉初深”。刘恂：《岭表异录》卷上。说明唐时能够充分利用稻苗和鱼苗的生长周期，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3．渔法多样化
隋唐时期的捕鱼方法常见的有网捕法、沪捕法、钩捕法、截流法、叉鱼法、兽捕法和药鱼法等。多种渔法的运用，不仅使唐代捕鱼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所受时令季节的限制则越来越小，甚至严冬季节，渔业生产也可照常进行。唐诗曰：“姜侯设鱠当严冬，昨日今日皆天风。河冻未渔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杜甫：《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全唐诗》卷二一七。说明唐时捕鱼业已具有全方位，全天候的先进特色。
以网捕鱼是传统的捕捞方法，隋唐时期得以继承并有所发展。据陆龟蒙《渔具诗》所载，当时的主要网具，已有网、罩、罟等，如陆龟蒙《渔具诗》序曰：“网罟之流，圆而从舍曰罩，挟而升降曰罟”。当时已有运用沉网固定捕捞的习俗，如“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唐代网捕已注意掌握鱼类的活动习性，习惯于在鱼群密集的水域下网。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曰：“烟雨晚来好，东塘下罡去，网小正星禾葱，舟轻欲腾翥，谁知荇深后，恰值鱼多处，浦口更有人，停桡一延伫”。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全唐诗》卷六一一。以网捕鱼产量较高，杜甫《观打鱼歌》曰：“绵州江水这束津，鲂鱼鲅鲅色腾银，渔人漾舟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杜甫：《观打鱼歌》，《全唐诗》卷二二0。
唐代，向大海取鱼已呈萌芽，但多限于海涂采捕，有“沪”法捕鱼的习俗。即以竹竿插在海潮间带上，围成方形，沪内迸流设一能赖潮水涨退而自行启闭的水门，潮水退后，便可入沪内捕鱼。陆龟蒙《渔具诗》序曰：“列竹於海噬曰沪”；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曰：“波中植甚固，磔磔如虾须。涛头倏尔过，数顷跳鱼甫鲧，不是细罗密，自为潮汐驱，空怜指鱼命，遣出海边租”。
钩捕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捕鱼方法，其捕鱼工具、手法甚本如前代，主要有钩竿、钓丝、钓饵等。“七尺青竿一丈丝，菰蒲叶里逐风吹，几回举手抛芳饵，惊起沙滩水鸭飞”。李群玉：《钓鱼》，《全唐诗》卷五七0。不过，唐时的钓具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开始出现了钓车、钓筒一类的先进钓具。唐人皮日休、陆龟蒙对此均有诗咏。钓车，是指在钓竿上以轮绕缠钓丝，可任意收长缩短钓丝。使钓捕法能够在更深的水域中运用。钓筒，大概是能在江面上任意飘流的钓捕工具，渔人定期起钓，捕取鱼类。皮日休诗曰：“笼钟截数尺，标志能幽绝。从浮登泽烟，任卧相江月。丝随碧波漫，饵函清滩发。好是趁筒时，秋声正清越”。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全唐诗》卷六一一。此法产量较低，主要以满足个体家庭经济自用。
截流法。主要是在一定适宜的水域中，以多种方式，使鱼类沿着一定的流向进入人工放置的捕鱼工具中。主要是鱼梁、沪及木参等形式。渔梁，一般是以土石横截水流，留缺口，以一种内置逆向竹片的竹制渔具“笱”承之，鱼随水流入笱中，不得复出。陆龟蒙《渔具诗》诗曰：“能编似云薄，横绝清川口。缺处欲随波，波中先置笱。投身入笼槛，自古难飞走。尽日水滨吟，殷勤谢鱼叟”。陆龟蒙：《渔具诗》，《全唐诗》卷六二0。这说明渔梁的设置，多在水流单向湍急的水域中设置。正如柳宗元《钴坶潭西小丘记》载曰：“潭西已十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沪”与“椮”法基本相同，“列竹於海噬曰沪，错薪於水中曰椮”。陆龟蒙：《渔具诗》，《全唐诗》卷六二0。“梁”法多用于滩涂捕围，这在前面已有述及，而“椮”法多流行於江湖河泽，根据鱼类随天寒日冷之时，再网捕围之。“斩木置水中，枝条互相蔽，寒鱼遂家此，自以为生计，春冰忽融冶，尽取无遗裔。所托成祸机，临川一凝睇”。陆龟蒙：《渔具诗》，《全唐诗》卷六二0。由于这种方法使鱼“无遗裔”，不利于鱼的繁殖再生产，唐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敕，诸州有广造塞沪取鱼，并宜禁断。”《唐会要》卷四一。
叉鱼法。陆龟蒙《渔具诗·叉鱼》曰：“春溪正含绿，良夜才参半。持予若轻羽，列烛如星烂。伤鳞跳密藻，碎首沈遥岸。尽族梁车流，傍人作佳玩”。诗中提及的利用鱼类趋光的特性，在晚上用灯火引集，然后以鱼叉叉之，正如陆“序”中所曰：“刺而中之曰叉”。韩愈《叉鱼招张功曹》曰：“叉鱼春岸阔，此兴在中宵。大炬然如昼，长船缚似桥。深窥沙可数，静榜水无摇。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韩昌黎全集》卷九，《叉鱼招张功曹》。类似的还有“射鱼”。“弯弓注碧浔，掉尾行凉址。青枫下晚照，正在澄明里。抨弦断菏扇，溅血殷菱蕊。若使禽方闻，移之暴烟水”。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全唐诗》卷六一一。
我国何时开始驯养水獭捕鱼，尚不清楚。不过，唐代在这方面已有记载。《朝野佥载》曰：“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例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从这段记载看，养獭捕鱼在某些地方是相当普遍的。《酉阳杂俎》载曰：唐元和末年，“均州郧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一日放出，放时，先闭於深间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五。有的养獭能手驯养的水獭如家犬一样，能闻声而来。这是我国继养鸬鹚捕鱼后利用动物捕鱼的又一创造。
兽捕法。利用一些兽类的捕鱼、食鱼的特性，进行驯化，作为渔业生产中的活工具，或驯养水獭，唐张鷟《朝野佥载》曾提及四川通州地区，也有类似驯养水獭捕鱼的现象。或鸟类。宋人记云：“杜甫诗有：家家养鸟鬼，顿顿食黄鱼。峡中人谓鸬鹚为鸟鬼。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六。可见驯养鸬鹚捕鱼，早在唐见之。
药鱼法。陆龟蒙《渔具诗·药鱼》曰：“香饵缀金钓，日中悬者几。盈川是毒流，细大同时死。不惟空饲犬，便可将贻蚁。笱负竭译心，其它尽如此”。皮日休亦曰：“吾无竭泽心，何用药鱼药。见说放溪上，点点波光恶。食时竟夷犹，死者争纷泊。何必重伤鱼，毒泾犹可作”。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全唐诗》卷六一一。可见，以药毒鱼破坏了鱼类资源的再生能力，陆、皮二人是持反对态度的。
4．渔具日趋丰富
除上上述捕鱼方法所用的渔具外，隋唐常用的渔具还有下面数种。
陆龟蒙《渔具诗》序中提及：“编而沉之曰巢”。巢，为一般捕鱼用的小竹笼，相当于现在的花篮，用竹编织而成，两端有孔，各置以须的蔑片，鱼只能进而不能出，置于水中草丛中，使鱼类误入而被捕获。
陆龟蒙《渔具诗》有“鸣桹”篇曰：“水浅藻荇涩，钓置无所及。鉴如木铎音，势若金钲急。驱之就深入，用以资俯括。搜罗尔甚微，循去将何入”。“鸣桹”是一种声响捕鱼的方法。以长木击船舷，令鱼受惊而误入网中。陆龟蒙《渔具诗·序》曰：“扣而骇之曰桹”。
唐代捕鱼过程中，水上的运载工具“舴艋”亦可属渔具之一。陆龟蒙诗曰：“篷擢两三事，天然相与闲。相随稚子去，莫唱菱歌还。待石退后侣，徐桡供远山。若看万斛载，沉弱须叟间”。“舴艋”是指一种捕鱼的小鱼船。陆在“序”中言：“所载之舟曰舴艋”。《渔具诗》中又有“零省”篇曰：“谁诣零省小，我谓零省大。盛鱼自足餐，置璧能为害。时时刷苹浪，又取悬藤带。不及腰上金，何劳问箸蔡”。“零省”就是盛鱼用的鱼篓。陆龟蒙《渔具诗·序》曰：“所贮之器曰零省”。
五、手工业风俗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所看到的隋唐已经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和作坊就
女俑有：采铁、冶铁、冶复、制削、制针、制火箸和剪刀、采铜、铸铜器、铸镜、磨镜、铸钱、采金、采银、金银作、冶锡、冶铅、烧瓷、烧陶、烧砖瓦、织锦、织绫、织罗、刺绣、制毡、印染、制衣、制帽、制鞋、造纸、制墨、制砚、雕板印刷、漆器、采玉、玉作、石作、造车、造船、木工、制秤、兵器、骨角器、乐器、制盐、采蜡、钉铰、建筑、制锁、榨油、酿酒、碾米、制糖等五十多种，其数目和种类都已远远超过了汉代。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瓷器烧造、金银作、雕板印刷和漆器这几个部门。
隋唐私人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一般都不大，但数量却不少，而且比较集中在城市中。如当时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洛阳南市有一百五十行，三千多店铺。在扬州发现的唐代城市遗址中，也可以看到排列十分密集的冶铜、制陶、骨器、纺织等手工业作坊。
1．瓷作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烧造地主要是在江南，其品类、器类、纹饰也都比较简单。到了隋唐，由于统治者屡次下令禁铸铜器，以及社会上饮茶风气的盛行，人们对瓷器的需求量急剧增长。这时期瓷窑已遍及黄河中下游以及整个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并涌现了一批名窑，如越窑、邢窑、鼎窑及长沙窑等。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器史》，第25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瓷器的品种也发
马展为青瓷、黄瓷、黑瓷、白瓷、釉下彩瓷、花釉等多种，错综变化，绝非以前单纯颜色所可比类。“唐三彩”大概为唐代最贵重之杰作（图6）。所谓三彩，即以铅黄、绿、青等色描画花纹于无色釉之白地胎上。唐瓷尚有一贡器，至可异奇。苏鹗《杜阳杂编》曰：“会昌元年，渤海贡紫瓷盆，容半斛，内外通莹，色纯紫，厚半寸许，举之，若鸣毛”。在上层社会中，瓷器取代了铜器和漆器，在平民百姓中也得到普及，成为“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的生活必需品。
2．金银作风俗
隋唐以前的金银作一直限于官府作坊中，此期则扩展到民间。《太平广记》“刘景俊”条曰：“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太平广记》卷二八0《刘景俊》。同书“王珍”条曰：“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太平广记》卷一三四《王珍》。就连偏僻的河西地区也有了金银作。安西榆林窟保存的唐代壁画中就有“知金银行都料”的题名。由于隋唐统治阶级中间有许多人信奉道教，他们深信炼丹士们关于用金银“杂之他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避邪”《太平广记》卷三0八《刘四元》。的说法，对金银器的需求从一般的饰物扩大到日用器皿，而且数量也不断增长，从而使隋唐金银器的制作，特别是金银器皿的制作空前发展。
3．书坊风俗
在人类社会的文化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雕板印刷之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九世纪初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曰：白居易的诗，“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白氏长庆集》卷五一。说明其时民间已用木板刻他们所喜爱的诗歌了。唐太和九年（835年）前后，唐文宗诏曰：“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报”，《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下。也说明民间已普遍用木板印行历书。雕板印刷之所以在唐代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纸的生产已经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又与当时佛教徒们广泛的写经活动密切相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唐代雕板印刷物中，最早的和最多的都是佛经以及和佛教有关的各种文献，其次才是历书和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籍。
六、商业风俗
1．坊市规制受冲击
隋唐全国最大的市（商业贸易区）是西京和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两边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江，因之东市高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寓，人口比东市多。在当时其他大城市，也有较大的市。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西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江阳，江苏淮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着名的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这些都市的人口皆达数十、数百万，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旺，市内星罗棋布的各类门坊、商店、酒楼、茶肆、餐馆等已成为都市繁荣的主要特征。
隋唐城市继承并发展了汉以来封闭式的城市的最基本特——坊市制，坊即居民住宅区。如京都洛阳有一百零三个坊、三个市。苏州也有六十个坊。白居易曾描述过当时的苏州是“七堰八门六十坊”，“里闾棋布城册方”。《白氏长庆集》卷五一《九日晏集醉题郡楼先生呈周殷二判官》。到了盛唐，城中原有的固定市场已经容纳不下日益发展的工商业了，于是一些经营同一项目的店铺和作坊便联合起来突破市的限制，开设到里坊中去。如长安通化门一带出现了专门募集工人制造车辆的车坊；《太平广记》卷八四《奚乐山》。靖恭坊中集中了许多制毡工匠；《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常乐坊则是酿酒行业的集中场所；《唐国史补》卷下。崇仁坊又是制作乐器的作坊所在之处。段安节：《乐府杂录》。其他城市也有这种聚集一处，统一经营的风俗，如郢州南郭出现了酒肆，《太平广记》卷四五《王卿》。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了纸坊，《三水小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