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家庭，基本是由父母及未婚子女构成。“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清代汉族农民理想的家庭生活。如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中载有陕西洵阳县赵仲供“年四十七岁……父母俱故，女人袁氏，两个儿子。”《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２１５页。等。也有由祖、父、子三代直系血亲构成的小家庭，也就是老两口、小两口，加上小两口的未婚子女。如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载有安徽定远李洪业供：“年三十二岁，父亲李鸣西，年六十四岁。母亲高氏，年五十四岁。弟兄两个，小的居长。妻子王氏、一个儿子，才六岁。”贵州王易珍供：“年四十四岁。父母都在，弟兄两个，小的居长，娶妻徐氏，生有二子一女”。《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240页，第233页。
在官僚、地主阶层中，个体家庭和直系家庭里的庶妻、庶生子女是屡见不鲜的。如：康熙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妻１人，侧室５人，子８人、女６人、孙２４人；《温陵浔海施氏大宗族谱·世系》。乾隆江苏布政使陈奉兹妻桂氏三子二女，侧室蒋氏三子，侧室张氏一子。《江苏布政使德化陈公墓志铭》，《惜抱轩全集》卷十三。个别农民家庭也有此种情况，如乾隆广西博白刘亚六即有两母，嫡母廖氏生３个哥哥，俱已分灶；生母周氏年５９岁，只生其１人，娶妻张氏。《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７８页。而直隶献县李会白“素务农业”，妻李王氏，“家道稍裕，娶妾李氏。”《刑案汇览》卷七《户役·户律》。
清代家族家庭，是两三代的宗系家庭以及四代以上的直系家庭。如清初明史案中庄廷鑨家（浙江乌程），上辈有父亲庄胤诚，平辈有一兄一弟，弟兄３人都取有妻室，下辈庄廷无子，其兄、弟皆有子，均在一起生活，后分家。《书吴潘二子事》，《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0页。再如清中后期武进张悦、张怡兄弟（皆生员）家，第一代有老母，第二代是兄弟２人，俱娶妻，第三代孙辈５人，张悦一子张怡四子，共同生活。后分家时，张悦谦让，提出不按第二代二房分，而按第三代小五房分，可知第三代孙辈们已成婚。这是地主士大夫的情况。《毗陵天井里第氏圣经公支谱》。
2“义门”家庭受社会尊重
清代前期，还有一种更为特殊的家族家庭，即累世同居共灶、受到官方旌表、褒之为“义门”的家庭。这种家庭历代皆有。清代“义门”家庭，似比前代数量少且规模小一些，其中多数是前代的延续。着名的如鲁山傅氏、泾阳张氏皆七世同居，乾隆曾给予赐诗旌奖。《清史稿·孝义三》。福建永春西溪陈氏，“同居十二世，家范简肃”；湖南沅江谯氏，“同居七世，有家训二十条，丧葬无失礼”；福建海澄李氏，“同居四世”，有祠堂、祭田、义塾、家规、法诫、子五福为顺治进士，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皆友爱”《清史稿·孝义三》。
“义门”式家族一般设一名家长、数名副家长（有称主事、家督、族长的），统理全家族事务。另有不少家族设立主母一人（多数是家长之妻、其他长辈之妻或长子长孙之媳）主内，管理全家妇女，执中馈。设立宗子一名，主祭。家长、主母以下，设立相应的职事人员，分管户籍、税粮、庄务、帐目、收支、劝惩、奖罚等。家长一般规定由族众“公推产生”。公推的对象，实际是家中功名爵禄最高者，或最尊最长者。
汉族“义门”式家庭在宗族制度发达的南方比较多见，但比之于宋、明时代，在清代已呈衰落趋势。据方志记载，乾隆年间四川万县五世同居的大家族仅为32家。
3家长制仍被强化
家长凌驾于全体族人之上，对外，是家族的代表。在同社会和官府的交往、联系中，全凭家长个人主观意志行事。家族有事，官府、社会也只唯家长是问；对内，是人格化的家族。家长如君主一样，家族中世无巨细，均由家长主之。家长实际上独占名义上归家族共有的全部土地财产，对之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家长并有权包办族人的婚姻，有权随意惩戒族人，从杖责、苦役、出族、直到处死，不必族议，全由家长个人说了算。也有的家族规定由小家庭按统一标准每月至公仓支取口粮，各自举炊；逢朔望全家族会膳。《清史稿·孝义三》。
二、宗族风俗
清代前期，南方汉族地区的宗族制度十分发达。汉族的宗族制度是以“聚族而居”为基础组织和发展起来的。聚族而居有举族迁徙、在迁徙地不断发展积淀而成；也有由一个始祖家庭经自然繁衍，不断裂变，成为同性聚居的村落。宗族组织则是人们出与种种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需要，在聚族而居、各家各灶“家”的基础上，通过立宗收族的手段建立的。有的是官僚地主或有势力的素封地主自立为宗，向上追附共同的始祖，向下以自己的宗统收族，建立新的宗族组织；一种是在原有血缘宗统的基础上，按照宗族组织原则，通过择立族长等手段，组成宗族组织。
1族长专制强化
宗族组织中设有以族长为首的管理机构。族长又称族正、族首、宗长、祠长等。一般规定由族人推举产生，即所谓“合族公推”族公举。推举的标准，各族规定不一。有规定择“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有规定择“辈分年高，德高望重”者，有规定择“官高厚禄”、“有功名者”等等。分别见《义门王氏族谱》卷一《宗约》、《濡须崔氏总谱》卷一《家规》、《云阳涂杨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京兆贵市世谱》卷上。最普遍的是辈分、德能与官爵、财禄相结合，其中后者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清人顾栋高云：“夫使宗子（族长）无禄，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为族人主。”顾栋高：《书适孙葬祖父母承重议后》，《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四。寒族小姓，则按辈分、德能综合择举。
在清代前期的宗族中，族长是族权的代表，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犯有“忤逆奸盗”之罪的族人，得“以族法加挞罚”，直至随意处死；族众生子、嫁娶、立嗣、进主，一应涉及宗族户籍的事务，均由族长主持；族人分家及财产继承、买卖、过户、亦由族长主持、裁决和监督；族长并主持乡约、月讲、义塾等族内教化，定期对族人考核，进行劝惩；掌握族产的经营权、分配权等，在生产相对落后、生存环境较为闭塞的地区，宗族族长“正不啻南面王也”。凡族人家务巨细，必先关白，令行禁止，有“喝水断流”之喻。《合肥阚氏谱》卷二七《家传》。
2祠堂普遍建立
清代汉族宗族组织均建有祠堂。祠堂作为供奉祖先神主之处，是宗族组织和族权的象征。各个宗族均“以祠堂为重”，不遗余力出重金、“采文石、辇巨材”建祠堂，务求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康熙《石埭县志》卷二《风俗》。中等以上的祠堂大都为三进院落，内有安放神主的龛堂；齐子孙跪拜、议事、发号施令、仲裁的厅堂；接宾朋、讲圣旨的回楼；进子弟习诗书的义塾及两庑，此外还有帐房、仓房、庄房、豆房、收租院落等。合肥邢氏《家规》云：“家庙者，祖宗之宫室也，制度即隘，亦少不得三阵两庑，前门户，中厅事，后寝室。寝室之内，正面装大龛三座，正中上层奉始祖神主，以功德神主配之；两侧左昭右穆，依世次而减列焉。”《合肥邢氏族谱》卷一《家规》。
3族产制度更加完善
清代宗族组织均有族田、族山等族产。族田形态各异，名称不一。江浙一带多称为义庄、义田；两广福建一带多称为尝田、尝业、尝租；江西、安徽一带多称为公堂田；两湖及其他地区多称为祠产、祀产、祭产、公匣等。以内容而别，又有祭田、墓田、烝尝田、赡族田、义塾田等。清代汉族族田发展之速、数量之大，使当时文人留下了族田义庄“几遍天下”、“几遍宇内”的记载。
清代族田原则上禁止典卖，嘉庆《于潜县志》载曰：“族大多尊祀产，累代相设，鲜有变卖。”并避免与族人发生租佃关系。族田租入用于宗族公共活动的开支，如祭祀、饮福、及助残、赡老、抚孤、济贫，救荒、义塾助学、迎神赛会等。
4族规趋向严整
宗族内部有族规，又称家法、族范等，用以规范族人的思想行为、调整族人的相互关系，所谓“宗之有规，有国之有法也。”《宝山钟氏族谱》。清代族规的内容是一般包括祭祖宗、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亲师友、训子孙、睦邻里、肃闺阁、慎婚姻、严治家、尚勤俭、力本业、节财用、完国赋、息争讼等诸多项目，其内穷人哽咽为广泛。如范氏宗族十条宗禁有“禁詈骂斗殴”、“禁窝留盗匪”、“禁奸淫伤化”、“禁健讼匪为”等。《范氏宗谱》卷二《宗禁》。有的族规还规定族人不得游手好闲；不得从事娼优、胥吏、屠户、奴仆等贱业；族中有争讼，须在祠堂解决，不得擅自告官，等等。
清代汉族社会宗族组织的族规所规定的对犯禁的处罚措施，比之明代，已更为严整具体。如麻城鲍氏规定“父兄不能禁约子弟为盗者杖一百”，“游手好闲演弄拳棒者杖一百”，“与异性人歃血盟誓结拜兄弟者，送官治罪”。《祝氏宗谱》卷六。安徽桐城祝氏规定若有犯禁子孙，“众等合力齐心，锁赴祖墓，罚其亲父亲兄或亲伯或亲叔举手缴死不赦。倘其父兄叔伯图赖戒架告，即教纵为恶罪，均一体不赦”《麻城鲍氏族谱》。对于犯上作乱、忤逆不教的惩罚规定最重。费氏宗族规定“忤逆不孝大患也，责四十板锁祠内一月，再犯，公议暂革出祠，俟其悛该复入。三犯鸣官处死。”《费氏宗谱》卷一《宗规》。
三、乡里风俗
1．聚族成村普遍
汉族社会向来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风俗。村落的大小受历史沿革、地形地势及经济发展的不同而不同。相对而言，平原地区村落的分布比较集中，规模较大。如安徽泾县“人民聚族而居，村庄络绎。村之大者数万家，至数十万家，小者亦必数百家至数千家”。而且，各个村落轮廓分明，村落与村落之间有较为明显的距离。平原地区的村落通常由街区组成，村内房屋相连，村外或无独立房屋，或仅有少量散户。山区和丘陵地区的村落，由于受地势所限一般规模较小，而且没有明确的街道，房屋多依地势修建，高低错落，村落距离远近不均。有些交通不便，或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则村落的分布特点是零星分散，或三五户为一村，或七八户为一庄，甚至独门独户散居成落，村落之间的界限较模糊。
清代汉族村落的名称有叫村、庄、寨、堡的，也有称墟、岭、湾、澳的。一般来说，东北地区的村落多以堡、窝、铺命名，中原一带以村、庄、宅、堡为称，南方水乡多名湾、澳、港、墟，山区则称为岭、寨。名称的不同反映出各个地区在地域上的特点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农村中的多数村落都是在家族聚居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族成为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这就使血缘关系在农村社会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2．乡族组织流行
许多地方的宗族出于种种原因和目的，往往会通过联姻、联族、联姓、联籍等方式把一姓或数姓扭合纠结成个一个大联合体，成为地方上强大的乡族组织。
在清代，乡族风俗的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方面，如清初安徽爆发宋乞等领导的佃仆起义时，各姓巨族歃血盟神，成立了“七十二社”进行镇压。这是临时性的乡族组织。文化、社会救济方面，如全国各地星罗棋布的地方书院、义学、义仓、养济院、文会、祀孔会、关帝会、义仓会、义渡会等组织，经常举行的迎神、赛会、演戏等活动，也多以若干宗族的联合体为后盾。经济方面数姓共营水利、共管墟市为多，如鄱阳湖地区最大的圩堤之一古山圩，圩田6030亩，是胡、陈、张、段四姓共筑共营的；广东佛山水月宫码头由黄、冼两姓营业；江西吴城码头的卢、邹、章、樊、殷杨、万、段八大姓所垄断。此外，还有因械斗而联合的，如广东福建宗族械斗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联族、联姓、联乡、联籍而斗。所谓包、齐之斗的“包”、“齐”，并非两姓，而是以大姓欺小姓，所谓能包一切，故合为“包”姓；以杂姓抵大姓，谓能齐众力，故合为“齐”姓。黄爵滋：《黄少司蔻奏疏》卷十一《饬查械斗情形疏》。
建筑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村落，通常会被某些大族或乡族组织所控制。巨姓大族的缙绅往往出任保、甲长，使族长、房长与保、甲长合而为一，从而把宗族制度与保甲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保甲为经，宗族为纬”的宗法社会结构。如福建省的一些农村，自明清以来大量兴筑家族土堡，以防御盗匪贼等外来侵略，保护本家族的安全。土堡的修建或者一姓共筑，或者一村共筑，或者数村数姓共筑，每一个土堡就是一个居民点，即村落。其中尤以一姓共筑的形式最为普遍，而名门望族的土堡往往达数十处之多。清代《平和县志》记载该县较大的土堡有130座，其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一姓共筑者有108座，约占土堡总数的78％；而由两姓以上合筑者仅31座，占22％。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244～246页。这些居民点完全为家族势力所控制。许多强宗恃其人众势大，欺凌小姓，而小姓联合亲党，抵敌强宗，经常发生相互凌辱械斗的事件。由宗族矛盾而演变成的宗族或村落械斗，是清代汉族社会的重要社会问题。
在宗族制度不够发达的北方，则有以一个大官僚世家、家族为核心而聚合的关系松散的“核心”式乡族。《红楼梦》中所写的贾氏家族即是这种类型的乡族，以宗荣二府为核心，周围集聚着除贾儒等与之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贫族寒族外，还有史、王、薛等异姓家族。清代小说《红楼梦》对这种大族以联姻结合的描述十分典型：地方官要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心中须有一张“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部下禁令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里说的便是该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其中，贾代善娶了史侯的小姐为妻（贾母）；贾政、贾链娶了金陵王家的王氏、王熙凤；王夫人之妹嫁与了“丰年好大雪”的薛家；薛宝钗又与贾宝玉成亲。“四家皆有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盘根错节，成为地方上能够左右官府、横行乡里的强大势力。
四、会社风俗
1．商社勃兴
商帮、会馆和公所都是汉族传统社会中盛行的经济组织。宋元以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商人们贩山负海，逐利天涯，聚集在通都大邑、城镇集市之中。客居他乡，特别需要建立一种组织，来联络感情和加强经济合作，于是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友谊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帮便应运而生。到清中叶，最负盛名的商帮有山西、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江西）、龙游（浙江）和徽州商帮，其中以晋商和徽商的实力最为雄厚。
以商帮为主体在经商客居地建立的同乡组织叫会馆，一般的地域划分。馆中供奉有本籍所尊崇的神祗和先贤。会馆组织松散，对成员无严格约束。会馆的主要作用一是“联乡谊”，作为联络本乡本省商业同仁的纽带；二是为在异地的落难同乡提供救济，包括助药、助丧、设义冢等；三是祀神；四是订立齐价和约，共同对付竞争者。清代各地的会馆中，较着名的有晋商的山陕会馆、粤商的岭南会馆、江西商帮的万寿宫等。
2．文人会社被禁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