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处于城市商业街市中店铺，大多讲究店面装饰，俗尚豪奢。如北京的商店，据《燕京杂记》所曰：大多“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则燃灯数十，纱龙角灯，照耀如同白昼。其在东西四牌楼及正阳门大栅栏者，尤为卓越。中有茶叶店，高甍巨桷，细隔宏窗，刻以人物，铺以黄金，绚云映日，洵是伟观。”此时商业街市的新店铺开市，都必有开市之庆。如门前放鞭炮、接贺庆联、赏乞儿、挂牌匾等等，挂牌匾时还要选黄道吉日等。
在清代前期市镇的集市贸易中，还有流行“牙人”风俗，作为“评议市价”的中间人，“牙人”又称“经纪”、“牙侩”等，并有“官牙”、“私牙”之分。“官牙”须向官府申请，由官府遴选查核，确系“殷实良民”，并有邻右同行具结作保，方向其征税，发给牙贴，凭贴经营。贴有定数，税有定额。然很多地区地痞流氓与县衙勾结，任意滥发牙贴，地痞持贴至市，把持抽分，任意勒索，商民深受其苦。
2．商业交易用隐语
清代前期，随着生产的恢复、社会商品的增多，自明代中后期以来所形成的地缘性商帮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康乾时期，已出现微商、晋商、粤商、浙商、洞庭商等着名商帮。这些地缘性商帮还在各经商地建立了会馆、制会等商业组织，在经营中则采用行贩和坐商相结合的方式。行帮商人进行商业交易时，相互间为了保护商业秘密，普遍流行或在袖筒内捏指讨价还价，或用隐语讨价还价的交易风俗。如陕西商人言价时，不许第三者插足，讨价数字均有隐语，如一要说“么”，二要说“按”，三要说“捎”，四要说“素”，五要说“歪”等。东北马市中的交易隐语则有“黑话”，马贩子、马经纪、掌柜的和掌盘的等，在马匹的交易中，均使用的“黑话”交谈。如数字隐语有：“叶气嘎”，即一，同时十、百、千、万等位数逢一皆用此语；“坛字嘎”，即二；“品字嘎”即三；“吊字嘎”即四；“曼字嘎”即五；“挠字嘎”即六；“才字嘎”即七；“拐字嘎”即八；“欠字嘎”即九。
日常隐语有：“掌柜的”，指马店店主；“掌盘的”，指受聘处理店务并为买卖双方搭桥说合的中人；“里马人”指本集同行；“外码人”指外集的同行；“不懂嘎”指外行；“雏”指刚入门的生手；“南客”指买马的贩子；“北客”指卖马的贩子。
交易隐语有：“多少嘎”指多少钱；“能打开”指出价合理，能买下；“打下开”指出价太少，不卖；“拉拉开”指再降降价；“匀乎匀乎”指买卖双方的报价相互平均平均；“撑口袋”指替买方压价或替卖方抬价的撤托或上托的解法；“上托”指买方压价；“撤托”指卖方抬价；“盖集”指先出大价把市场价格抬起来，使别人不能成交，然后等待时机突然用低价买进；“啥口”指马多大岁数；“大货”指长成的骡马；“小货”指小骡小马；“达子马”指从草原上贩来的烈性马；“生根”指买来供屠宰用的牲口，等等。
3．商业经营重宣传
清季商业发展迅速，各店铺、店堂，无论其门面大小，都十分重视对它的装饰，并通过一些装饰物或宣传品来广而告之，吸引顾客。这些显示店铺、店堂标志的宣传广告包含有字号、招牌、楹联、幌子等。字号是每个店铺都有的，就象人名一样，字号则是人为店起的名。字号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店主姓氏和店主所经营店铺的性质结合为一整体的字号，如“烤肉季”、“馄饨侯”等；一种是以吉祥如意、财盛福大类词汇命名的字号，如“全聚德”、“内联升”、“瑞蚨祥”等。这些字号一般都以墨书写或雕刻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挂于店堂门额，俗称“字号牌匾”。
招牌是以宣传店铺经营之物而设的。它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的招牌。大者俗称“冲天招牌”，这种招牌通常立于店铺某一侧的前方，为木质，长方形，且高出铺面房，十分醒目；中者则挂于店门两侧；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小者悬挂于房前屋檐下，顾客走到店门前，便可从这小招牌中获知该店所卖货物的名称。
楹联是店铺必备的一种装饰，俗称“门对”。这种楹联往往针对店铺的性质、字号而对，并书以吉祥如意、财源茂盛等象征内容。如北京北豫丰烟铺的楹联：“豫建征祥烟景丽，丰收有象雨风调”。这个门对有仅把该店卖什么巧妙地告诉了顾客，而且还将该店的字号藏于对联的字头，既表现了该店主的文化修养，又不失经营特色和宣传技巧。
幌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营业宣传习俗，但到了清季发展更为全面，且不说质地分纸、布、皮、革、木、竹、铜、铁、锡等，单说幌子的类型就可归纳出四种。一种是实物幌，将店铺所卖的货物作为幌子，挂在店门外。如绒线铺挂的各色绒线编扎的绒线幌子；馒头铺窗外桌上放的寿桃寿面幌子；香蜡铺门外立着的高大至檐的大蜡烛幌子等等。第二种是模型幌，将店铺所售物品做成模型当幌子。如烟袋铺门外悬挂的巨大烟袋模型幌子；中药铺的膏药幌子等等。第三种是文字幌子，将店铺所经营的范围通过极简洁的一两个字书于幌子上，称为文字幌子。如当铺用的“当”字幌；成衣铺挂的“成衣”幌等等。第四种是象征幌，这种幌子多以与店铺经营有关的象征物作幌，约定俗成。如颜料店以彩色木棍作幌子；粮店以木制倭瓜模型作幌子；油盐店的幌子是一直径约一尺的锡制扁圆饼形，其中心处镶有一铜制大钱，下缀红布条等等。
上述主要是坐商约定的商业宣传习俗，而行商的商业宣传习俗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吆喝宣传声和他们手中拿的器物所发出的引人注意的声响上，俗称“货声”。
四、服务业风俗
1.茶馆兴盛
中国饮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茶馆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代。宋代茶馆业已很兴盛，到清代前期，全国各地所开设的茶馆，无论数量、规模、档次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清代前期，北京茶馆中享有盛誉、堪称一流的有：大栅栏马思远茶馆，前门外的天全轩、裕顺轩、高明远、东鸿泰，前门里交民巷的东海升，崇文门外的永顺轩，崇文门内的长义轩、五合轩、广泰轩、广汇轩、天宝轩，东安门大街的汇丰轩，宣武门外的三义轩，宣武门内的龙海轩、海丰轩、兴隆轩，阜成门内的天福轩、天德轩，西直门内的新泰轩等等。这些茶馆不仅厅堂华丽，陈设讲究，且备有饭点、糖果之类。
清代前期，扬州茶馆更胜京都一筹，不仅建造于观赏花园之中，而且推出的点心各具独特之色，使饮茶者流连忘返。清人李斗记述了扬州茶馆盛景：“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辕门桥有二梅轩、惠芳轩、集芳轩，教场有腕腋生香、文兰天香，埂子上有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陆轩，广储门有雨莲，碧花观巷有文杏园，万家园有四宜轩，花园巷有小方壶，皆城中劳茶肆之最盛者。天宁门之天福居，西门之绿天居，又素茶肆之最盛者。城外占湖山之胜，双虹楼为最，其点心各据一方之盛。双虹楼烧饼，开风气之先，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之分。宜兴丁四官开惠芳，以糟窖馒头得名，二梅轩以灌汤包子得名，雨莲以春饼得名，文杏园以稍麦得名，谓之鬼蓬头，品陆轩以淮饺得名，小方壶以菜饺得名，各极其盛。而城内外小茶肆或为油镞饼，或为甑儿糕，或为松毛包子，茆檐荜门，每旦络绎不绝。”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
清季茶馆的一大特点是娱乐性强。人们到茶馆不仅是为了喝茶、品茶，更有为了朋友相聚，谈天说地，或谈生意、拉买卖，更为了来看戏、听唱消遣的。清道光年间，北京的一些大茶馆增设了曲艺演唱项目。如地安门的“乐春芳”，宣武门外的“盛友轩”、“如云轩”等等。还有的干脆在戏园子里设茶座。
2．饮食业繁荣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交际也逐渐频繁起来，作为传统社交手段之一的筵宴，也日趋增多，酒席、宴会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饮食业的兴盛和繁荣。
清代时，商业的繁盛当首推江浙，如苏州就是“商贾云集”、“五方杂处”的胜地；杭州是“百货所聚”之地；南京有“肉腻鱼腥，米盐糅杂”的市场。在商业繁盛的同时，江浙地区饮食业之繁盛也为全国之最。
如扬州有名为“五云馆”的细点铺。这些细点有鹅油和椒盐等不同品种，每一百六十文到一百九十文不等。这种价格等差反映它的细点花色品种繁多，货档齐全。在街西有“扑江春”酒店，游客回城后可以在这里“烹鱼煮笋，尽饮纵谈”。在小东门街还有一家熟羊肉店，生意很兴隆，顾客要起早去等待就食。它先以羊杂碎供客称为“小吃”，然后进羊肉羹饭一碗。吃剩可以重烩称为“走锅”，撇掉上面的浮油称为“剪尾”。这是一种别有风味的吃法，当时人称赞说：“此嚼不恶”。在着名的亢家花园旧址有“合欣园”茶店。由林姓母女经营操持，以卖酥儿烧饼着称。该店招待周到，游人纷集，林氏母女因而致富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
苏州以虎丘斟酌桥的“三山馆”历史最久。它在清初只不过是一所供过客避风雨的饭歇铺而已。由于操业的赵姓“烹饪之技，为时所称”而日益兴旺发达，到了乾隆时就发展成为“冰盘牙箸，美酒精肴”的着名酒楼。它还开创了吃饭前先招待顾客“佳”（好茶）的经营服务作风。另外在虎丘还为“山景园”，因设在交通要道上，所以“宴会祖饯，春秋览古”的人多在此聚饮。清嘉庆时在塔影桥畔又有李姓开设“李家馆”，后更名“聚景园”。这三家当时形成鼎足之势，但又有不同的特点。“三山馆”是“四时不继庖厨，以山前后居民有婚丧宴会之事，多资于是。”而“山景园”和“聚景园”则只为供应春秋游客，所以是季节性经办满汉大席、汤炒小吃、点心盆碟都是花样繁多，品色齐全。
3.娱乐业兴旺
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业逐渐发展起来，在各地的大都市中，还出现了相对集中的娱乐业市场和场所，其中以北京的天桥最有代表性。
北京的天桥，其名传于世已有600余年，但是，作为一种贫民商业、娱乐文化的象征，这个地名的知名度是自清以后逐渐提高的。《北平风俗类征》载《哭庵赏菊诗序》说：“天桥数十弓地耳，而男戏园二，女戏园三，乐子馆又三，女乐子馆又三。戏资三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然穷人居多也。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所得者，仍皆贫人之财。”在天桥经商卖艺的多为穷人，逛天桥、买东西的也多为穷人，实际上，天桥是穷人的商贸、娱乐中心。那里有木器市、旧物市、估衣市、茶棚、戏棚、杂耍场、鸟市、鞋市、戏园子，摆摊卖货的更是随处可见。民间称天桥为“杂八地”。
清代社会称从事各种戏剧乐舞杂技说唱等娱乐行业的艺人为优伶。优伶分宫廷供艺、官署私家养蓄、大小戏班等。清代有乐部和声署及内务府升平署，后又设包括昆弋丝竹十番跳索等“百戏”的南府，供国家典礼演奏和宫廷演戏吹奏娱乐。康雍年间豁除乐籍后，供役的优伶除所谓“世业子弟”的原乐户外，都是平民。南府更专招民间艺人。乾隆时，仅南府就有艺人一千五六百人。清代地方一些官署以迎驾为名养蓄戏班称为“内班”，乾隆时“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织造、河厅等也蓄此类内班。外官蓄养优伶为朝廷所禁，但实际上仍有不少官僚借名或私下养蓄优伶供己享乐。富商特别是同官府有密切关系的盐商，以迎驾为名养蓄戏班（同样称为“内班”）的也不乏其人，如商人徐志尚的私班为“老徐班”，汪广达为“德音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总商黄潆泰有梨园全部，优伶达二三百人。民间优伶也自组戏班，在当地、或巡回各地演出，以谋生计。另有大量个体江湖艺人，鸣锣敛钱，撂地演出。有诗云：“新年庙会百戏陈，搬演牛鬼兼蛇神，陡见平地累几案，鸣钲四顾招游人。”优伶中名角收入较丰，内班角色最多每月达七两三钱，且有堂会收入。一般优伶每月只得二三两，“往往有家寒身故，至于棺椁无措”者。民间戏班或江湖个体艺人收入更为低微，没有保证。
4．其他服务业风俗
在封建社会中，士是绅衿以上的读书人。清代前期的士，除读书应考，争取仕进一途外，大多或作幕僚，或开蒙馆做塾师。其中屡试不售的秀才、童生大多从事塾师一行。塾师的生活十分清苦。有人这样描绘了塾师的生活：“余拮据以来，其蔬菜柴火皆母十指中出，每夜操作至鸡鸣，约一日得钱十余文可三分，十余年以为常。家约十人……日用六升或五升……明年此友再邀余教子，初曰月米三斗，蔬菜银三钱……每日用米七合五勺，二十日可用米一斗五升，余一斗五升可供吾家二日半之粮。其三钱之金可得钱一百二十文。吾每日买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计二十日可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可买米一斗五升可足家中二日半粮。”王命岳：《家训》，《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郑板桥《教馆诗》中更有：“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所从事的职业，除了士农工商以外，还有医、巫、卜等行业，各有各的活动范围、生存之法和职业风俗。如不少人兼习数业，如充任保镖、卖药正骨、卜卦测字等。
（第三节）清代前期汉族生活风俗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的物质生活风俗，既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条件的制约，而显示出该时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独特风貌。在封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与巩固时期的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各阶层的物质生活风俗，不仅总体水准较之前代为高，而且具有自身的特色。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的生活风俗，首先具有等级森严的特点。不同身份的人，从官僚、缙绅到城镇乡村的市民、商人、农夫、工匠、佃役等，在衣食住行用方面，均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即所谓的“礼制”规范。如果有逾越行为，轻则以“违制”论处，重则以“谋反”论罪。
由于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具有浓厚的地域观念，人们安土重迁，又使清代汉族社会在衣、食、住、行、用物质生活风俗方面，呈现出某些封闭保守的特点。比如，服制，一旦定型，便几百年保持不变。清初服饰改制定下的“紧身箭袖”，直到清末依然如故，长袍马褂几乎成了清末汉族社会民间男子服饰的象征；即使是清初满洲贵族所强加给汉族男子的“剃发留辫”，被汉族社会广大官民士庶所习惯后，也体现出它顽固的保守性。即使到了清代后期。
在清代前期这个封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由于各族人民的生活风俗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相互交往、彼此融合，又必然使清代汉族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生活风俗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如通过清初“易服剃发”的服饰改制，和以后的“禁止裹足”等，使得清代汉族社会的官民士庶的服饰习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特征：男子服饰从清新制，女子服饰从明旧制；平民服饰从清新制，优伶服饰从明旧制；官宦之家妇女“三寸金莲”，普通百姓妇女崇尚天足，如此等等，满汉习俗互融互渗，构成了清代汉族物质生活风俗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出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一、服饰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