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卦，不仅明时普通士庶信之，即使九五之尊的皇帝也笃信不疑，据《明史》卷二九九载，明宗北狩时曾请山西安邑术士仝寅卜卦，得明宗欢心，宗复位后，授仝寅锦衣卫百户。对此事，明人张岱《夜航船》载曰：“仝寅，山西人。少瞽，学京房《易》，占断多奇中。上皇在北，遣使命镇守。太监裴当问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龙君象也；四，初之应也。龙潜跃，必以秋应，以庚午浃岁而更；龙变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年中秋，车驾其还乎！还则必幽勿用。故曰：或跃应焉。或之者，疑之也。后七八年必复位。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岁在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岁数更，九跃则必飞。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冲午也，故曰大吉。上复位，授寅锦衣卫百户。”对这同一件事另有鸿胪事主薄万祺所占也与仝寅相合，《夜航船》又载曰：“景帝不豫，太子隶定，石享以问祺，祺曰：皇帝在南宫，奚事他求？其占复辟日时，与仝寅合，后官至尚书。
明代汉族民间征兆之法还有“拆字”占卜者，张岱《夜航船》载魏忠贤拆字故事曰：“郑仰田少椎鲁，不解治生，父母恶之，呼泣于野。老僧遇之……授之青囊、壬遁诸术，于是言祸福无不中。魏阉召之问数，指囚字以问，仰田曰：此中国一人也。阉大悦。出谓人曰：囚则诚囚也，吾诡辞以逃死耳。”
明时妇女中还流行“镜听”以占休咎之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曰：除夕，“更深人静，或有祷灶请方，抱镜出门，窥听市人无竟之言，以卜来岁休咎。”
而在庶民百姓中，最流行的征兆方法是观察物候以取兆相，张岱《夜航船》卷十九《物理部》录有明代汉族民间的物候取兆俗信数则，现列举如下：
终岁无马，有寇。
鸡无故自飞去，家有虫。
鸡日中不下树，妻妾奸媒。
屋柱木无故生芝，白为丧，赤为血，黑为贼、黄为喜。
鸡来贫、狗来富，猫儿来后开质库。
犬生獒，家富足。
猫子生，值天德月德者，无不成。
鼠咬巾衣，明日喜至。
鹳忽稿巢，必有火灾。
乌夜啼，主米贱。
鸦慢叫则吉，急叫急凶；一声凶，二声吉，三声酒食至；或动头点尾向人叫者，口舌灾患多凶。
鸡生长多雄，家必有喜。
夜半鸡啼，则有忧事。
燕巢人家，巢户内向及长尺者，吉祥。
白蚁出飞，是日必吉辰。
凡见蛇交，则有喜。
遇蛇会，急拜，求富贵必如意。
遇蛇蜕壳，急脱衣服盖之，凡谋大吉。
虾多，年必荒；蟹多，年多乱。
人家燕雀顿绝者，必有火灾。
猫洗面至耳，必有客至。
鹊巢低，其年大水。
鹘初声或卧闻之，则一年安乐。
猫犬所生皆雄者，其家必有喜事。
3．日常生活重禁忌
明代汉族民间禁忌习俗颇多，如明江元禧《耳目曰书》曰：“女子属羊守空房”，男女择偶时均以此为忌。北京禁止妇女祀灶和幼女分吃祭余糖果，《帝京景物略》曰：“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日常生活中，忌反戴帽子，《无何集》曰：“毋反悬冠，为似死人服。”民间住宅，《无何集》曰：“角家门不宜西向，宫家门不宜东向”。日常起后便溺时，忌开口，明人万启贤《贮香小品》曰：“每于小便时闭口咬牙，永免齿痴”。明代僧人，夏日禁止外出化缘，叫“禁足”，《五杂俎》曰：“盖妨长养之辰，外出恐伤草木虫蚁，故九十日安居。”正月初一，北京人忌打喷嚏，《帝京景物略》认为，元旦五鼓时在床上打喷嚏，应立即起床，否则会生病。立秋日忌喝生水，《帝京景物略》曰：“立秋日相戒不饮生水，口呷秋头水，生暑痱子。”在福建，新婚妇女忌在星下行走，《五杂俎》曰：“今闽中新妇不戴星行，云恐祀天狗星，则损子嗣；闺女间亦忌之”。如此等等。
（第七节）明代汉族社会风俗
明初社会，受政权、族权、神权之钳制较严，社会交往、社会控制及社会风气等都显得比较沉暮、拘谨、呆滞。明太祖生性猜忌，大兴文字狱，严禁白莲教。官僚阶层不敢结社聚会、议论时政，互相间即有交往，也都循规蹈矩，以礼行事，民间社会也都安分守己，遵从法度。是故，明初社会风俗其基调是拘礼守制，朴茂淳厚。明中叶后，一方面由于朝廷的腐败，对社会有失控制，礼制的约束得以松懈；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之发展，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新思想、新观念得以产生。于是社会风俗便冲破明初礼法的束缚，而如脱笼之豹，纵横奔突，将社会搅得天翻地覆；官僚阶层贿赂腐败成风，文人学士集会结社时兴，下层民众信教入社流行，赌博、娼妓泛滥，流氓、地棍横行，整个社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终于李自成兴兵于陕西，张献忠举旗于蜀汉，纵横捭阂，明代社会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一、宗族风俗
明代家庭风俗基本承宋元，而少有变化。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家族组织发展到明代，则更趋完善和周密。据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载，明末清初镇江赵氏宗族有二万余人，其族有总祠长一人，族长八人佐之；举族人聪明正直者四人为评事，复有职勾摄行杖之役事者八人。祠有祠长，房有房长。族人有讼，不鸣之官而鸣之祠，评事议之，族长判之，行杖者决之。对于违犯族规家法的，宗族施以重惩，从鞭挞、刑杖，直至“缚而沉之江中”。
为了维系家族制度和组织的稳定，明代的祠堂、家谱和族田的“收族”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1．祠堂制度更完备
祠堂制度在宋元之际已发育得比较完备，明代时各地比较大的宗族一般均建有祠堂，有的则更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建、改建或扩建。如处州叶氏，“念先祠旧在所居东偏，规制浅陋，无以展其孝思，乃即中堂分为龛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之傍亲之无后者，以斑其祔祭”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前集》卷九《叶氏先祠记》。宁海童氏，“兄弟义不忍析，聚族而居”，“相与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二《童氏族谱序》。莆田林氏，遭“元季离乱”，乃“汲汲于先祠之建”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续集》卷四《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记》。明末清初顾炎武曰：“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宗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者”，“往往而有”。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载《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八。祠堂供奉祖先神主牌位，每逢春秋，合族子孙在此隆重集会，祭祀祖先；并于此向族众灌输族规家法，“其族长朔望读祖训于祠”屈大均：《广东新语》。“每月朔望，子弟肃衣冠先谒家庙，行四拜礼，读家训”蒋伊：《蒋氏家训》。；并在祠堂惩罚违犯族规家法的不肖子孙，“合族中设有以卑凌尊，以下犯上，甚至辱骂殴斗，恃暴横行者，须当投明族长及各房宗正，在祠堂责罚示戒。”陈士蕃：《训戒》，见《义门陈氏大同宗谱·彝陵分谱》卷二。
2．族谱编修趋于规范
家谱是家族的档案、经典、法规，详细记载全族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地、族产公田、族规家法，其主要作用是防止年代久远或居处变动造成血缘关系混乱而导到家族组织之瓦解；同时也是解决族内纠纷，惩治不肖子孙的文字根据。有明一代，编修族谱非常普遍。“家之有庙，族之有谱”方孝孺：《童氏族谱序》，《逊志斋集》卷十三。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当时风俗，子孙如果不定期续修家谱、族谱，被认为是不孝，要受家法处罚。如南丰符氏规定：“三世不修谱，谓之不孝”。宋濂：《符氏世谱序》，《宋学士文集·翰苑续集》卷九。
明代的家族组织在维护封建秩序、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所以，各地宗族在编修族谱的同时，十分重视族规的制订，如明末山西沁水农民造反，地主张道“合族姓义故三百人”与之对抗，河南大姓地主奉命组织同姓乡丁为应，且以“乡约”规定：“各姓每月朔望必要点名齐演，如人怠惰不点者，察出重罚不贷”。中国历史博物馆存河南《团练乡约》，末署崇祯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3．数世同堂受褒奖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明代汉族中，出现了许多数世同堂，百年合食的大家族。如安徽《徽州府志》曰：“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浙江《临安县志》曰：“俗重迁徙，数十世不忍析居，故着姓较他邑独蕃。”浙江万历《龙游县志》曰：“宗党十世，亦周恩意；姻戚百年，尚相赠遗。”浙江《严州府志》曰：“文献则三元及地，风俗则九世同居。”
在明代数世同堂、百年合食的大家庭中，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县有代表性。对此，明人徐树丕《识小录》曰：“浙东数世同居者甚多，惟浦江郑氏家规甚善，故尤着。”郑氏“本居荥阳，初迁歙，再迁睦，至名淮者始迁骛之浦江，性好施与”，有善名，“淮孙绮，号冲素居土，始定居焉”，绮一生纯孝，不贪财、不贪色，不析产，合族同食，颇有声名，老后无疾而终。临终前，“沐浴冠服，拜先祠，针大指血，滴酒中，召子孙列饮之，矢曰：子孙有异志不共财聚食者，天殛之。语毕，子孙拱手而立。久而不动，就视之，逝矣。自处士没后至其孙文，六世无异居。元至大四年，旌其门；洪武癸酉，尚书严震表其世德，上遣官拔其子孙，二十四年，赴京选用……亲书孝义家三大字赐之。
二、社会交际风俗
明初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反映在社会交际上，则“犹遵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即使“市井极陋处，多有丰厚俊伟老者，不惟忠厚朴实，且礼貌言动可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普通百姓，则“其民知耻、好修、善让”嘉靖《余姚县志》。；“不事争斗”万历《温州府志》。社会人情势态、官民庆吊往来都笼罩在纲常名教之下，讲究礼仪道德，风俗淳厚。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生活的提高，在日常的社会交际中，越礼逾制者日益增多，出现了“以富贵相高而左旧族”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的现象，金钱超过门第，比家世炫赫的没落贵族具有更大魅力，以贵事贱，以尊敬卑的例子屡见不鲜。在金钱面前。“民间之卑胁尊、少凌长，后生侮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从先维俗议》卷二。连卑微的宫廷小竖，路遇内阁大臣，也不讲任何礼让，“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向来被视如“君臣父子”的“师生”之道，也被轻视和怠慢，“所称门生者亦如路人，过门而不入者，多矣！”《林后漫录》卷二。在金钱观念的侵袭下，“骨肉贫相远、陌路富相亲”，“冷暖观门第、礼貌看衣服”《林石逸兴》卷八。对这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象，有人愤愤地说：“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义相让之风，邈矣！”
1．官场社交重送礼
明代的官场社交习俗，受宗儒影响较大，师友关系，除传道受业解惑一路外，另有仅以一时科举之故而系之者，称为座主门生。《日知录》曰：“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宋末已有先生之称。而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乃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矣。”《明史·霍韬传》曰：“韬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议礼不合，遂不复称为座主。及总裁已丑会试，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邓子琴《中国风俗史》曰：“明之士夫积习，师弟重于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于座主者未之有也。”座主门生在官场上互结同堂、互相提携者，不绝于史。《明史·潘恩传》：“子允端为刑部主事，吏部尚书郭朴，恩门生也，调之礼部。”《万安传》曰：“安在政二十年，每遇试，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
明代官场上还有以科举同科为同年之俗。《日知录》曰：“今日人以同举为同年”；而又以同试而先得者为先辈。《明史·马士英传》曰：“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匝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万安传》曰：“安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宫永昌养子也，泰少于安，然安兄事之，得其欢。”可见在明代官场中，同年已成有心攀附者之阶梯。同年间经常聚会，以笼络感情，有时也有“请分子”之举。徐树丕《识小录》曰：“都会，具柬遍召同年寅好、乡亲，假馆设席，延宾至，具贷金，主人受贺，演戏终日，谓之请分子。每分多至八金以上，少至一金以下，每会可数百金，除费计赢若干，以为主人之得。”
明代官场社交多尚送礼，并有称礼包为“书帕”之俗。明初本为官场交际之常仪，后来则发展成行贿受贿之通道。徐树丕《识小录》载：“往时书帕惟重两衙门，然至三四十金至矣。外舅宫詹姚公为翰林时，外官书书，少者仅三四金。余所亲见，此不过往来交际之常，亦何足禁。自今上严旨屡申，而白者易以黄矣，犹嫌其重，更易以圆自而光明者。近年来每于相见揖时，口叙寒暄，两手授受，世风日偷，如江河之下，不可止矣。”陈宏谋《寒夜录》曰：“贿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盖前此以黄代白镣，取其易于挟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挟持尤易，而人不觉也。”迨至晚明，官场送礼之风越演越烈，范濂《云间据目钞》曰：“近来各学及士夫承奉有司，每遇庆贺，必用上等泥金册页手卷，遍索诗画，装缀锦套玉轴，极甚琛重。”
由于官场交际送礼，多系有求于彼，故真心者少、假意者多。即使年节拜谒，也多属虚应故事。俞弁《山樵暇语》曰：“国初京师士夫不尚虚礼，往谒必设拜，或偶不值遇，则投刺而已。成化间，士夫则立马人家门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人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义哉。张修撰泰有诗云：一刺投来一刺还，交情一日遍长安，直须不作虚文事，可使离群出世间。士风之偷薄，于此可慨。”
2．民间交往重情谊
在民间，则交际重感情，讲究礼尚往事，热情好客，互帮互助之风颇盛。如嘉靖《宁波府志》曰：“宾至则撷蔬炊粝以为饷，邻里不相侵窃，外户辟而不扃。”“端午为角黍骆驼糕，亲戚各相馈。”嘉靖《余姚县志》曰：“其民知耻，好修善让。”弘治《衢州府志》曰：衢民“争自濯磨，顾朋惜友。”亲邻间，节日互相馈送时俗食品之举，各地方志载之颇众，与上流社会形成极大的反差。
三、会社风俗
明代汉族社会的官民士庶，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经济利益或交流思想、感情，多有集会结礼的习俗。这些组织，有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宗族、家族组织，有的是以地域划分的乡帮会馆，有的是同行共业为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而结成的行会商社，有的是以共同的学术思想或政治理想为基础而结成的政党学社，有的是以共同的信仰而缔结的民间宗教组织。这些社会组织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宗族、家族组织由于在维护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的实践中，对朝廷和各级地主政府起辅助和弥补作用，在有明一代始终得到明星朝的支技、提倡和鼓励外，其他各种社会性组织均被明代政府予以不同程度的制止和压抑，尤其是政党学社和民间宗教组织，更是被明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而予以明令禁止。如明初，朝廷就严令禁止白莲教，明末对东林党人采取的杀戳禁锢政策等。所以，明代汉族社会民间的集会结社习俗，相对而言是不很发达的。
1．政治结社蔚然成风
明代汉族社会民间的政治和学术社团，最有影响者，当首推“东林党”和复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