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成立砸碎了套在民众头上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使生产力得到解放，重农抑商思想进一步破除，并随之带来了民众生活的相对好转和市场贸易的迅速发展。清末一度衰落的饮食业，这时期逐轻渐得到了恢复。民国初年，是北京饮食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时，北京有地方菜馆１００多家，具有北京、山东、江苏、广东、四川、河南等２０多种不同风味。其中，以山东、江苏、广东等地方风味最着名。民国时的北京饭馆没有纯粹北京馆，只砂锅居（和顺居）、白肉馆和其他卖小烧煮的饭馆，勉强可说是北京馆以外，大部只以山东馆为北京馆。山东馆以善做鸡鸭鱼菜见长，如炸胗儿、糟鸭头、拌鸭掌、抓炒、软炸等，非山东灶不精。北京以烧鸭子出名的全聚德，和已然关闭素称金陵移此的便宜坊，也是由山东人来经营的。在山东馆子以外，另有“洛南馆”，所做希馔，介于南北之间，别有味道，尤善做大件菜，如燕窝、鱼翅、甜菜等珍细品，非普通馆子所能及，丰泽园、新半楼便是济南馆。另外，民国期间的“山西馆”、“江苏馆”、“四川馆”、“福建馆”、“贵州馆”、“广东馆”等都在京城有一定的名望。
在上海，各种地方风味菜肴的门类已很齐全。二十年代末，除在本地菜馆外，已有徽州、苏州、无锡、宁波、扬州、粤、京、豫等地方风味。其中，最先进入上海的是安徽菜。徽菜馆即经营菜肴，也兼营汤面；拿手菜是炒鳝背、炒虾腰、走油拆炖、煨海参等；二只特菜是馄饨鸭和大血汤，烧得格外地道，名扬沪上。其着名菜馆是大中楼、其萃楼、大中国等。其时，苏州、无锡菜馆也在上海出现。苏锡菜以船菜着称，由于它口味与上海相仿，加上苏锡人在沪居多，因而格外受到欢迎，发展极快，不到几年就名列前茅。如创建于１８６２年的“同治老正兴菜馆”，以咸肉豆腐、炒肉百叶，炒鱼粉皮，肠汤线粉和各色河鲜而名噪全沪。据二十年代出版的《老上海》称：“饭店之佳者，首推……正兴馆，价廉物美，名副其实，炒圈子一味，尤为着名”。至四十年代初，苏锡馆已占上海饭店的半数以上。与此同时，经营各帮菜系的饭店也纷纷在上海出现。《老上海》云：“沪上菜馆，初唯有徽州、苏州，后乃有金陵、扬州、镇江诸馆，至于四川、福建等菜馆，始于光复之后盛行于沪上”。到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已有苏、锡、宁、沪、京、川、扬、粤、闽、豫、杭、清真、素菜等风味菜馆。
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成了政治和经济中心。发达的交通和繁荣的市场，促进了饮食业的旺兴，南京饮食业走上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直至１９４９年的３８年间，南京的饮食业一直得到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前，南京很少外帮菜，除极个别的维扬帮、教帮和山东馆以外，南京基本是京苏大菜一统天下的局面，南京菜馆酒楼主要集中在城南夫子庙一带，较为着名的有贡院东街的六华春、金陵春、海洞春、长松东号，贡院街的六朝春、东升楼，贡院西街的小乐意，状元境的明华楼，桃叶渡畔的松鹤楼、老宝新、绿柳居，承恩寺一带的嘉宾楼等。小吃馆子则以六凤居、五凤居、德顺居、龙门居、雪园、刘长兴、新奇芳阁等最为有名。民国时南京还有早点四绝，一绝是七家湾“李菜兴”的牛肉汤，选料精，炖得烂，气香味鲜；二绝是中华门内贵人坊“清和园”的荤素干丝；三绝是武定桥下的“包顺兴”的包饺，个小、皮薄、卤多；后来居上者有“刘长兴”，该家在鲜肉中掺入皮肚，上笼一蒸，皮肚化为卤汁，鲜美而不油腻；四绝是西门殷高苍“三栈楼”的烧饼，由于特别酥脆而被誉为千层饼。
３．西餐番菜进一步流行
民国时期，中国各地的菜馆，依然是中菜的天下。然而，由于当时与外界接触渐趋频繁，东西方来华人数急剧增多，因而在交通要冲及沿海各大城市，出现了相当多的西菜馆和东洋菜馆。
西菜馆亦称番菜馆，出现于清朝后期，是来华洋人不断增加后出现的一种饮食风尚。民国时期，各地开设的西菜馆，数量颇为可观。在北京，“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八《京兆》。以至北京的饭庄，“旧者衰，新者起。新旧代兴，因之日推而旷”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八《京兆》。北京的番菜馆，又名大菜馆。“有为外国人设乾及为中国人设者二种。中国人设者多在前门西一带。趋时者每在此宴会，其价每人每食一元，点菜每件自一角五六分至二三角不等。”《新北京指南》第二编，撷华书局，１９０４年版。１９１４年北京较出名的西菜馆已有４家，到１９２０年发展到１２家。天津在民国后，出现了１１家番菜馆。在重庆，“民国光复，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巴县志》，民国２８年刻本。而在上海，西餐之风更盛，“遇有佳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申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９日。１９１０年，德大西菜社开张，这是上海一家较早面向社会的西菜馆；三十年代，复兴饭店设立，经营欧式西菜；天鹅阁则是上海着名的意式西菜馆，其名菜为“墨西尼鸡面”，用意式烹制法制成。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意大利人路易·路迈在淮海中路开设喜乐迈法式西菜馆，它就是现在上海最负盛名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沪地西菜馆业中还有一些俄式菜馆，经营者有白俄也有中国山东人，最盛时曾达十余家。
除了西菜外，民国时舶来的饮食中，还有一种东洋菜。经营这种菜的菜馆，绝大部分由日本人开设，在口味上完全有别于中菜和西菜。这种菜的主要品种，一只叫Ｓｕｋｉｙａｋｉ，即用肉类和各种蔬菜豆腐放置火锅内，随煮随吃，颇相类于中国的暖锅；另一只名Ｏｓａｓｍｉ，即将一种不腥的鱼，就着酱料姜丝生吃。这种菜的影响，从总体上说，没有西菜来得大。
其实，就中国人的嗜好来说，西餐、东洋菜并不比中餐好吃。中餐注重口味，而西餐倾向于营养，从纽约到旧金山，牛排就是牛排，千篇一律，并没有什么变化。对于吃口味的中国人来说，有一些西餐简直味同嚼蜡。在北京的一次民意测验里，有“你爱吃中餐还是西餐呢？”结果回答吃中餐者占７７％（１９０７人），回答爱吃西餐或回答“中西餐合而食之”、“中餐西式”、“西式的中餐”、“改良的中餐”者占２３％（５７０人）。《晨报副刊》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５日。这说明对西餐感兴趣的只是一部分人。他们对西餐有兴趣，其原因并非出于口味上的偏好，而是因为吃西餐这种饮食形式代表了一种新鲜、时髦的风尚。
４．西式饮料进入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饮和食是互为表里的，两方面联为一体。古人所说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充分说明饮、食实为人生的两大基本需要。民国时的食之道令人垂涎，同样，当时的饮之道也让人渴意顿消。
民国期间，北京通行的饮料一是烧酒，即白干，南京称为“高梁烧”、“蚌埠烧”、“牛庄烧”，受到上中下不同阶层的欢迎。二是绍兴黄酒，名色也很多，大都通行在中上阶层，日常饮此者很少。三是山东、山西黄酒，只作为应酬家乡客人而已。四是江米白酒，可以用在药内。其时，上海人好饮黄酒。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有个秦姓的绍兴人从家乡运来一大批陈达２０年的黄酒，在上海南京路北首香粉弄开设酒店，以沽酒宴客为主要经营。当时，一般酒店都用锡壶、锡罐盛酒，该酒店却用陶制的方壶为酒器。因而店名也称方壶酒庐。好酒再辅以别致的酒具，自然吸引了一班酒客光顾。
在饮的“家族”里，除酒外，主要的还有茶。民国北京茶行，十之九皆为安徽人，所谓“茶叶某家”的便是，有名者为：吴家、汪家、方家、罗家、胡家、程家几姓，而安徽人中尤以歙县为主，所以北京的歙县义地便由茶叶吴家负责典守。外省外县人极难经营茶行，即便有人开茶店，亦须请皖歙人帮忙，如庆隆荣庄即是由皖人相助而由河北安次县人开的。其时，还有山西人在京经营茶店的，以前是海味店代营茶叶，后又改为茶店代营海味，一切采办、尝鲜、主诗全是山西人。因安徽为产茶名区，歙县附近尤盛，所以歙人多业茶。北京的大茶店在茶山附近设“坐庄”采办新茶，也有包一角茶山的；小一点的茶庄在天津坐庄，更小一点的便向津方茶行批购。
南京一些茶馆酒楼，如问渠、问津、问柳和万全、金陵春等店，在民国初逐步向平民百姓开放。另外新辟了一些茶餐馆，如新奇芳阁、绿柳居等。但由于历史原因，茶寮酒肆仍大多集中在秦淮河两岸，夫子庙一带。夫子庙是南京历代茶馆的集中地，也是我国旧时茶馆的典型代表。从中华路经瞻园路到夫子庙，大小茶社就有几十家。较为着名的有问渠、万全、雪园、义顺、奎光阁、奇芳阁、六朝居等，问渠、万全等，是文人雅集之所，饮茶之余，吟诗填词，高谈阔论，情趣盎然；奎光阁在科举时代是专门做来南京赶考的举子们的生意。民国以后，奎光阁大清早是生意人谈行情做买卖的场所，下午的茶室则多是听书闲人；义顺茶社则是半天是各行各业手艺人聚会的场所，下半天是玩雀者集聚之地；奇芳阁和六朝剧茶楼则是调停纠葛的场所。
民国时期，当绝大多数人在饮固有的酒茶之时，一些身居大都市中的人，开始尝试品味西洋饮品。西洋饮品，主要有各种洋酒、咖啡、冷饮，是随着洋人的来华逐渐传入的。最初，人们对西洋饮品不屑一顾，甚至连上西菜馆用餐也恨不得要带上高梁酒。但是，人们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酒吧、咖啡馆、西菜馆的日益增多，他们对西洋饮品逐渐适应起来。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洋酒洋饮料不仅西菜馆、酒吧、咖啡馆内有，中式饭店、菜馆中也准备有，以满足顾客不时之需。到了夏天，啤酒、汽水、冰淇淋的消费量都很大，甚至在一些小县城，这些洋酒水也“尤为夏日宴饮之所尚”《安东县志》，１９３１年铅印本。汽水等新式饮料的消费量日增，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１９２３年，上海资本家在沁乐水厂的基础上大加扩建，更新设备，用新式技术生产汽水。创出了家喻户晓的名牌汽水“正广和”。
５．纸烟流行
民国的饮食文化中，“吸”的西化最为明显。西方传入的简便、经济的纸烟，在民国年代大多吸烟者投以青睐。在城市中，中国古老的旱烟、水烟逐渐被淘汰。民初北京“添设专售纸烟的商店，至少有３００家。其代售之铺，尤不在内。纸烟销售既多，于是中国旧烟店乃大形减色。益以公卖结果，税日重、价日增，遂驱全市之人多愿舍中国之烟，而用外国之烟。盖因其价虽微昂，而取携则颇便利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八《京兆》。２０年代的上海《申报》也有类似记载：“其余尚有烟卷店，利息亦厚……纸烟之消费，更属令人可惊。大公司之大获利无论矣，即穷巷小街之各绒线店、油盐店，且无不以带售卷烟为大宗主要品。价愈涨而购吸者愈多”《新河县志》，民国１８年铅印本。不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纸烟盛行，就连一般的小城镇也是如此。如河北新河县，“男子多吸烟，清末旱烟（吸烟叶）甚盛；水烟、烟土则多富室好之。近则下至贩夫走卒亦皆吸食纸烟矣。”《义县志》，民国２８年铅印本。甚至以产烟叶、吸旱烟闻名的东北，“县人无论老幼男女，嗜叶子烟者颇多，虽盛夏亦终日不去口，近则多用纸烟，亦如之，盖成习癖矣”《义县志》，民国２８年铅印本。但在广大农村，旱烟水烟仍是广大烟民的首先之俗。
当时普通妇女，吸烟亦不在少数。在这方面，摩登开放的上海妇女率先开风气之先。民国成立以后，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埠，其作用与地位越发重要，“上海人民之动作。几乎可以代表全中国”。洋人妇女的吸烟风气，带动了上海妇女，上海妇女的举止，又影响了全国。胡朴安先生对此颇忿忿然，曰：“近数年来，闺人竟尚吸纸烟。开风气之先者，厥为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几蔓延全国。推原上海女界吸纸烟之开山鼻祖，实为曲院中人。所吸率舶来品纸烟，其茎绝细，迨不逮纤指之半。一吐吸间，恒耗青蚨二三十翼。大家妇女争试焉，咸以此为时髦。一烟之微，必盛以金盒，配以金斗，阑房粉阁间，几以吸烟为正课。在昔闺中事，曰焚香读书，曰然脂写韵，今则悉以吸烟代之。吾人如涉足梨园及游戏场所，可见粉白全世界绿者流，十之七必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而昔人之所谓口脂香者，悉变为烟臭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３页。
民国时期的饮食有西式的倾向，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传进来的食俗，有其文明、科学、卫生、简便的一面，但也有其奢华、浪费以及重视食物外在的美而忽视口味的一面。人们出于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向往，又受到传统的讲面子、比排场的虚荣心理的驱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方食俗；但就整个民族的饮食结构和方式而言，则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民国后时髦一时的西餐到今天也没能占主导就是明证。
三、居住风俗
相对于饮食和服饰而言，民国时期汉族社会居住风俗的变异性则相对要小一些，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明显。民国的居住风俗除各大城市略有更张外，广大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则基本上是是明清时期的自然延续。
１民居南北有别
民国时期，汉族以住平房最为普遍，有平顶与人字斜顶之分，瓦有五间者，一明两暗，中间为堂屋，东西屋设火炕，皆在南窗下；灶头设于敞屋外入门处。山西、内蒙等地汉族也多用火炕，有地炉地灶。北方喜住有正房、厢房的四合院。一般有院墙角门等。南方的民宅与之不同，多为院落式建筑，是由院与落结合起来组成的建筑物称为落。落与其正面的庭院组合，就形成了院落。
民国民居的南北差异十分明显。北方汉族室内以锅灶、火炕为主体，朝向一般主房皆座北朝南。南方水多，房基多立于水中，墙下可通船，运送粮柴、垃圾等极为方便。北方平原则重视打地基，挖槽夯实，再砌砖石，屋架以坚木为之，有五檩、七檩、九檩之分，最少的也有三檩。然后加椽，前后出檐翘脊的，讲究五梁八柱。民国时期的屋顶，常用油毡、石棉瓦、水泥瓦等软轻的材料。山墙有封山者，有不封山者，有斜脊、重檐、金顶等式。砌砖有立砌、平砌、顶横交错砌，一顺跑砌；有缝子墙，有磨砖对缝的无缝墙。也有四角边用砖中间用土坯、碎石的“四角硬”建筑。墙面，北方以砖纹为美，南方多涂抹灰泥，北京尚黑墙，涂黑灰，庄严肃穆；南方有的地区，如广东等地尚白墙，涂白灰，洁净大方。民国的店铺作坊，多为邻街、敞门式。南方汉族一般灶头在后间后院，北方则进门先见灶头，然后才进入住室。南方睡床，双人床男女对向睡。北方睡炕，均并头睡，且头一律向坑檐，不能头朝里。从以上的简略对比可以看出，民国民居的南北差异是比较突出的。
２．农村居室沿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