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杨柳青小志》记叙了天津着名的年画生产地杨柳青的疆域、河流、产业、民风、神庙、及其它人文环境，为地志之书。其中对风俗的记载占了相当篇幅，内容包括婚丧嫁娶等诸多方面。以记婚姻尤详，从说媒到近娶整个婚礼过程均有较详的描述，是研究民国天津地区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是书系专门性调查的成果，史料价值甚高。
（第二节）民国汉族生产风俗
民国时期的汉族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封建实际是指传统的封建经济正在解体，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在产生和发展。至于半殖民地则是指中国已丧失了国家完全独立的地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传统经济宣告破产。但也应当看到，“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变，包括经济上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新的社会家庭关系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建立等几个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８辑，第３３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对中国旧有的传统封建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使中国人民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并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这是历史的前进。如果说中国原有民国时期的封建体系发生了解体，发育出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进步，不是历史的沉沦，那未我们应当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是有时在末落、衰退，有时在发展；有的方面变得萧条，有的方面则更加繁荣。总体而言，整个民国时期汉族社会的经济生产是在逐步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这是我们审视民国经贸风俗的基本思路。因此，同其他时期的生产风俗一样，民国的经贸风俗也透示出令人振奋的新时代气息。
一、农业风俗
１．麦作风俗的发展和变迁
民国时期，北方各地作物的栽培，有各种粮食作物，如大麦、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绿豆、豇豆、豌豆、高粱、黍等；各种经济作物，如花生、芝麻、油菜棉花、大麻、苎麻等，其他则有地瓜（红署）、土豆（马铃薯）、山药、芋头等。此外还有园艺作物，如各类蔬菜、瓜、藕、药材等。北方麦作地区每年秋收后，农民即对明年耕地的使用作出安排；除了留一部分作明年播种春作物，称作“春茬地”或“春地”外，其余的就是麦田了。
播麦之前要耕地，耕地之前先施农家土杂肥。将土杂肥运进耕地之中，分小堆一行一行放好，称为“送粪”。送粪用大车、小车（独轮车）、板车（地排车）。在山区则多用驴驮篓。办法是在毛驴背上放上特制的鞍子、架子，架子上再放上用荆条编制的驮篓，驮篓在驴背两边，粪置驮篓中驮运山坡耕田中。开耕之前，先把送进田间的土杂肥用铁锨均匀撒开，称为“撒粪”或“扬粪”。
北方种地的田耕具不同，而有犁耕、耦耕、刨耕等区别。
耦耕，耕具俗称为“豁子”，即古之所谓耒耜。一简单犁架，不仅置鑱头，一人扶犁，一人背负牵引，劳苦之状，可想而知。
刨耕，耕具为镢，因地而异，有板镢、山镢、二叉镢、三叉镢等分别，刨耕在许多地方称为“挝地”或“拄地”。亦有用铁锨翻耕者，称之为“翻地”。
犁耕，耕具俗称为“犁犋”，由犁架、拖拖、鑱头、犁铧等组成，又以套绳、牛轭、脖套、轴棍等犁具，使耕畜与犁具相连，农民扶犁、执鞭、喝令操作，役畜则或马，或骡，或牛，或驴，因地而不同。耕地的程序，山东一带一般是先取耕地正中一垅，不装犁铧，只用鑱头先耕一淌，俗谓之“打犁沟子”，犁沟打成，再用一短棍（名“犁别子”）将犁铧别紧在鑱头后面，然后一来一往使犁起的土翻向犁沟一边。好的犁手犁出的地，土垡匀称，地面平整，宛如轻浪涟漪的水面。
耕后，还要碎土、整平，保墒，为播种作好准备。碎土用耙。耙有“方耙”、“人字耙”之分。方耙长五尺，宽三尺。五尺长的两条横木称为“挰”，界方四寸，挰上各凿主孔一排，孔中纳铁制耙齿。人字耙以“人”字形木架镶铁耙齿。两种耙都用畜力牵引，操作时，人立耙上，一手执鞭驱役畜，一手拉套绳左右方向，且于耙上连连作踏足动作，使耙左右晃动，呈波浪状前进，以求均匀碎土。
耙过之后，平整、保墒用“耢”。耢用荆条或树枝（俗称“耢条”）编于木耙梃上或木架上而成。亦用畜力牵引，操作如使耙。庄稼里手耢过的地，遍处呈均匀波浪纹样，状如装饰画儿。小片土地的平整，多用铁钯。
小麦播种通常用“耧”。耧，又称“耧车”，“耩子”。由耧脚、耧腿、耧斗、耧杆、扶手、拖板等部件组成。耧斗分为两格，大格用于盛种子，小格用于匀送，两格间有调节播种量的活门相通，此门称为“耧门”，耧门通排种管的入口，称为“耧眼”，种子由“耧眼”向下通到耧脚的足窍，把种子播于耧脚所开的浅沟里，系在耧腿后的拖板随限覆土、平均、掩种。操作时，先定“耧门”，然后一人在前牵畜，使行走快慢均匀，方向笔直，一人扶耧，且行且摇（因此又叫做“摇耧”），使下种匀称。更有于耧门处设“耧铃”者，且行，且摇，且响。每逢播种季节，田野上处处耧铃呼应唱和，铃铃朗朗，此起彼伏。
耧车之外，尚有手播点种，瓠种诸法。其中瓠种之俗，尤有趣味。取大葫芦一个，两头凿空，中贯木棍，一端手执为柄，一端中空为“嘴”用以泻种。再于上方开孔为注种的“门”。播种时，置麦种于葫芦中，一手执柄，一手挥短棍敲打葫芦，沿垄沟边行边作，使种子成一线播在垄沟里。其操作精熟者，行走有章法，敲打有节拍，令人叹服。
播种后为了保墒，往往还要镇压。镇压的用具为砘车，用一木轴架，左右各穿一石轮，两轮间距与耧播垄沟等宽，人力牵引镇压，俗称为“打石砘”或“打轱轮”。
初春，地表土刚刚化冻，即开始划麦。划麦用具为二齿和三齿铁钯。初春划麦，目的在松土、增地温、保墒。以后，每次浇水后都要划麦，目的就主要是保墒了。
待土地彻底解冻，麦田杂草萌生，这时要锄麦。锄麦用板锄、三齿锄。另有一种手锄，柄长尺许，俗称“小挠子”，亦用以锄麦，蹲踞田垄中操作，垄间、株间杂草尽可剔除，属于锄麦当中的精工。
北方多春旱，谚曰：“春雨贵似油。”由春到夏，小麦生产的各人阶段如泛青、起身、拔节、挑旗、扬花、灌浆、蜡熟，遇旱皆需浇水。
北方提水灌溉工具，先有辘轳，后有水车，沿湖、沿河则又有戽斗之法。其中使用最普遍的是辘轳。
临近收麦，先备打麦场。打麦场又称“场园”，或简称为“场”，多设在村中或村边空旷处。先一季选定场址，可种一茬早熟大麦。收过大麦，将地面整平，以水泼湿地面，称为“泼场”，待其水润透表土，趁湿而不泞时，遍撒麦草和麦糠于其上，用碌碡反复滚压，俗谓“滚场园”。滚至坚实、平滑，晾干，就作成了打麦场。山西、陕西等地的许多乡村，则在村口修有专用的打麦场。
北方收麦用镰，因此，麦收开始，称为“开镰”。麦熟极快，谚曰“麦熟一晌”。又赶上雨季即将到来，故北方又称收麦为“抢收”。抢收期间，往往天未明下地，小半夜收工，早饭与午饭都由儿童或妇女挑往田间，称作“送饭”。
割（拔）倒的麦子，必得趁其软润时打捆，捆麦用浸水的谷草或即用刚刚割倒的麦棵，统称之为“腰子”或“麦腰”。打成的捆，称“麦个子”，或肩挑人抬，或驴驮车拉，运回打麦场。
北方打麦或用“连枷”捶打，或用碌碡碾压。连枷由手柄及敲杆绞连构成，操作者持柄使敲杆绕短轴旋转，敲击铺在场上的麦头脱粒，一绕一拍，节奏分明。较大规模的打场，均用畜拉碌碡。拉碌碡多用马、用骡、用驴，而不用牛。因牛行慢且不圆转。北方打麦用的碌碡，为便于回转，其石滚都做成了一头较大，一头略小。牲口上套后，要“捂眼”。为了减轻劳苦，打场人常常唱起即兴编词的“打场号子”。
打场时每打一遍，即要用杈抄翻一遍，叫“翻场”。边打边翻，到右阳快落山时，则要收场。收场时有“扬场”之俗。扬场人斜迎着风手操木锨，铲起不多不少的一些带糠带草的麦粒，估量力风大小或高、或低、或直、或斜地扬起，利用风力，将麦粒与草糠分开。扬净的麦粒经晒干，就可以入仓了。脱粒之后的麦草，一般垛成圆形的垛，留作柴烧，或用于铺炕，或粘草泥等。
２．稻作风俗的积累
民国时期南方稻作地区的生产技术风俗一仍其旧，比之清代后期，并无多大的变化，但在水稻生产的一些仪式风俗方面，比前代积累了更多的操作实例。如“开秧门”、“关秧门”、“尝新米”等。
南方稻作地区一般在清明前后下稻种。下稻种须在下午，传说上午下稻种，稻种要浮起来，秧要出毛病。浙江宁被则称下稻种为“落秧子”。稻种落田要择日，忌逢“乙”之日。下稻种的人要吃饱点心，年糕或粉干之类，认为肚子吃得饱，稻种下得匀，秧也长得好，稻子会丰收。下种时忌说鸟雀等词，而要说些“口彩话”，如稻种挑出去，习惯浅于箩口，以讨“浅出满进”之口彩。箩绳要仔细检查，防止倒翻，临出门要念“一担出，万担进”，男的挑担，女的说吉利话。稻种下田后，在秧田前竖一稻草人，为驱赶鸟雀食谷。并用三炷香、三根黄荆柴，外包黄裱纸、云鹤，插在田缺边，认为这样五谷神会保护秧苗长得好。下了稻种之后，春耕生产开始紧张，民间忌男女房事，长辈要把已成家的儿孙叫到自己房里睡，以保护身体。
种田插秧开始，第一次拔秧时，要用香与蜡烛到秧田里烧一烧，再开始拔秧，叫“开秧门”。农家视“开秧门“如办喜事，以迎一年农事的开端。在浙江嘉兴此日的饮食是“早晨鲎鱼中午蛋，晚上一顿小酒会”；并且“上午团子下午糕，点心送到田横头”。吃鲎鱼头，寓意为种田有“想头”。鲎鱼头放在桌上，鱼头要向南，兆晴，会有好运；忌向北，向北则兆雨，不吉利，团子和糕，象征团团圆圆，年成步步高。
开秧门时还有若干禁忌：插第一行时忌开口，认为开了口以后手要伤筋。插秧时，人与人之间不可随便传递秧把，认为传递秧把会使这两个人成为冤家。甩秧把时，忌甩在种田人的身上，认为被秧把甩中的人要倒霉。插秧人插到田关时，手中多余的秧把要整把插在岸边水田之中，称为“多秧”，表示今年多粮，插秧时，所解下的缚秧把的稻草，不可乱扔，要放在已经插好的秧苗行间。如果乱扔，新插下的秧正好插在这束稻草上，就认为是“子犯娘”，要“天打煞”的，种田人要得病。许多人在同一爿田中插秧，种完田后若发现动作最慢的人被围困在田中央，俗称“戴田枷”，不吉利。插秧时换行要预先考虑这一点，或者换人，或者故意留下几行不种，让最后一人退出以后再补上，称为“留出路”，等等。在部分地区，开秧门之日要在家中设三牲祭祀“田土地”。
插秧结束的那一天，称“关秧门”。习俗一定要早上岸，即安排农活必须在下午三四点钟时就全部完成，如果估计来不及，要及早请帮手相助。浙江嘉善一带还有请田歌手来唱田歌，以祈求吉利。关秧门这天，要一切顺利；如果安排不妥，以致天黑尚有一只田角来不及插上秧的话，这户农家就被认为不吉利。
关秧门后，次日，媳妇都要回娘家，探望父母，并要送上一些礼物。
插秧以后，农家勤管田水，经两遍耘田施肥后，即要“烤田”，以促使稻禾根系发达。
到了六月初一，正是早稻飘香季节，浙江农村家家户户进行烧田头活动，也叫“请五谷神”。每户户主，用锄头（不能用扁担）挑两只篮子，一头放香纸、蜡烛；一头是酒、饭、豆腐等，另外还有一盘“米筛爬”（用面粉、红糖、发粉放米筛内做成，形如海参），是预兆丰收的意思。烧一丘田，把一丘的田缺加高一些。烧田头结束，吃“米筛爬”，以讨吉利。浙江宁被地区，则要举行“稻花会”，村民聚在一起，排成长队，敲锣打鼓，放铳放炮，前往田间巡游一周，以祈丰收。
早稻长到八成熟时便要收割“尝新”，农民把早稻米磨成米粉，拌以早稻草灰汁，加糖，捏成团状蒸熟，称“灰汁团”，先供“灶君”，然后合家聚吃。
稻谷成熟开镰割第一丘稻时，要请五谷神。即用酒饭、香火等祭品在田头烧一下。割稻时，脚不准搁在稻桶上，不准以镰刀敲击稻桶，不准打口哨，否则，是对五谷神不敬，要影响丰收。
江南稻作地区农民置办大件农具很不容易，一般要传之后代。所以在农具使用方面有着许多特殊的风俗。如农具做好首先请人题字，题词大部分是吉利话：如稻桶上题“五谷丰登”，谷柜上写“大有丰年”，米柜上“玉粒珠玑”，水车上“川流不息”，水碓或碾子上“民以食为天，谷乃国之宝”。浙江建德地区一般用八个地名题水车：龙游、上海、分水、浙江、青田、万县、常熟、寿昌。每年在除夕之前，各地还有让农具休息的风俗，名曰“挂红”。即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将红纸条贴在常用农具上，如谷柜、风车、锄头、扁担、箩筐、扫帚等上面都要贴红纸条，并挂一副元宝锭。年初三农民开工劳动用农具时，只能从外面挑东西进来，如砍柴、挑水等，不能挑东西出去，如粪肥等。浙江杭州农村农民上田间时，不论何事，不得空手，而必背一把锄头，认为锄头是五谷神封过的，任何妖魔鬼怪见到锄头都会避开。
耕牛是南方稻作地区最重要的生产用具，是农民的好帮手，故农民对耕牛的护理十分细小。春耕大忙之前，农民要给耕牛喂糯米饭、豆饼、老酒、黄糖、鸡蛋等营养饲料，并用水洗刷耕牛，称“壮膘”。
３．杂作风俗的丰富
民国时期，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清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棉花、麻、药材、蔺草等经济作物种植方面的风俗文化经前代更加丰富。
在南方棉区，棉农于每年正月初八、十八、二十八用桃木做身子，外包稻草，扎成人样，名曰“仙姑”，点烛插香跪拜，卜问当年风潮、水旱、病瘟、收成等等。正月十三，棉农有扫虫风俗。十三夜里，避人耳目，拿着扫帚到地里扫虫，口念：“正月十三夜，百虫在地外”，倒扫顺扫各三次。
浙江余姚棉农，见棉地野生红苋菜，禁忌拔掉，认为红苋菜叶子边缘绿中间红，像田公田婆面孔。植棉削地工具，俗称“刮子”，刮子柄（一般为竹制）钻有二三个孔洞，棉农习惯作饮水器，当口干时即把刮子柄插入河沟汲水，传说土地婆婆用河沟水洗过脚，俗称“提破”，认为吃了河沟水不会发痧。相传汉朝刘秀避王莽之乱时，喝了芦苇沟里水而活命。因棉花沟里多种有芦苇，故河沟水又称“圣水”，有的还带回家洗涤疮毒。
棉花得瘟病，即插扫帚，认为可以镇瘟。如果插扫帚不灵，就用红纸做成一面小红旗，插在地头驱瘟。或用春节谢年供过菩萨之米饭晒成饭干撒在地里，有的乱撒一把，有的一亩地撒七粒或十三粒不等，但须单数。或把庙里的关牒放在地里燃烧驱瘟。也有用五色水（河水、天水、池水、井水、海水）混合，用嘴含着喷在发病虫的地里。
棉农摘的第一朵棉花，一定要塞在耳朵里，回家后用新棉供灶君菩萨。七月三十为地藏王菩萨生日，棉区每家每户取清水和新棉，供在廊下，上香三炷，向天遥拜。用新棉蘸水擦眼，传说能使眼目明亮。浙江鄞县有种植“贝母”的风俗，贝母为中药“浙八味”之一，一个种子只能生一个果实，如母体生子，故称贝母。种贝母，一般择最好的土地，并在地头供酒饭，祈愿贝母收成好。立夏时节，收获贝母，把挖上的鲜贝母用石灰拌混，筛过后晒干，俗称“做贝母客人”，各村请戏班演贝母戏。贝母收获季节，村里开起糖坊，制作各类糖果，不用钱买，而用贝母调换，俗称“元宝换吃场”（元宝指贝母，吃场即糖果）。农户卖掉贝母后，习惯买些好酒好菜，全家丰食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