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九日，官府各衙门要封印。《燕京岁时记》曰：“每至十二月，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故每当封印已毕，万骑齐发，前门一带，拥挤非常，园馆居楼，据无隙地矣。印封之后，乞丐无赖攫货于市肆之间，毫无顾忌，盖谓官不办事也。”封印之后，京师“梨园戏馆择日封台，八班合演，至来岁元旦才赐福开戏。”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江南地区“开门授徒之塾师与人家延聘教读老夫子，均于此时散学，名曰解馆。商家一年三节收帐，惟年关节帐为大结束，不能稍有通融。故二十日为止帐之期，以后须清理前帐，交易以现钱，不能赊欠矣。”钟毓龙：《说杭州》。
３腊月送灶和除尘
十二月二十三日，谓灶神生日，各地要送灶，亦谓之谢灶。京师祭灶，《燕京岁时记》曰：“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唐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极多，俗谓之小年下。”
南方送灶，《说杭州》曰：杭州“用善福竹灯一，糊以红纸，以竹筷一双为轿杠，亦糊以红纸，盖以此为灶司之轿也。送灶时，祀之以三果三素。三果者，福桔、黄菱肉、荸荠；三素者，香菇、木耳、千层，而千层必折成元宝形，黄菱肉亦形似元宝，大都总想发财耳。此外必不可少者为灶糖，以作粽形，或条形，为有名年货之一，平时所无。又有一物曰节节糕以粉米为之，作宝塔形，再以炒青珠豆一盘，共为九盘，又供茶三杯，小汤团三杯，亦有不用酒者。俗谓灶神司察一家之恶，至此日上奏天庭，所以须醉之者，使其隐恶扬善，媚灶之一法也。祀之时，在是日下午，迨暮而送之。杭俗谓送灶时迟，则娶媳可以得美妇，故送灶多在既昏以后，送之时，先以细柴架井字形于庭中，而佐以易燃之物。灶神马及旁悬之花元宝，置于轿上，而坐之井中。焚化之时，必燃放鞭炮双响，故是日黄昏前后，爆竹之声不绝于耳。亦有不用爆竹者，谓之闷声大发财。善富灯中承油之半筒，膏油浸渍，极乃燃烧，则取而知之灶门之内，名曰送元宝，期来年之利市也。”
除夕将近，各地均要除尘。光绪《祥符县志》曰：“当除之夕也，洒扫庭阶，陈设供奉，入更后，启外门鞠躬迎神以入，奉爵以安神位献岁三日，不敢洒扫，虑尘神几筵也”。
４除夕酬神祈福成主俗
腊月二十日以后，南方各地，家家户户例须酬神，俗谓“请年纸”，亦曰请菩萨，殆由古之腊祭演变而来。浙江杭州一带，“酬神之祭品，富有之家，必用腌猪头一个，腌透悬于风日之处，至是则熟而荐之，以其形似，名曰元宝肉，元宝肉之两旁，佐以煮熟全鸡一只或两只，及鲜活之鲢鱼两尾，其旁各置厨刀一柄，备神之自割也，是谓三牲。更佐以十六盘：荔枝、桂圆、核桃、红枣、柿饼、红桔、荸荠、黄菱肉、年糕、粽子、豆腐、羊血、盐、米、香菇、木耳。祭神之时，所有悬挂之满堂红、立台各灯，均燃以红烛。神堂、祖先堂前亦如之，惟男子拜而妇女不预。祭毕之后，又盛饭两大碗，上作圆形，是曰请祖宗散福也。亦有籍此邀亲友宴饮者，名曰饮散福酒。祀毕送神之时，多有施放双响与鞭炮者，故自二十以后，爆竹之声连日不觉，如遇吉日，更可通宵不绝。杭人于此数日中相见，必以是否请过年纸为问，诚重之也。”惟有丧者之家，在服未除以前，此礼则不举行。
腊月二十以后，坟亲来送柏树枝（柏叶带子，缚竹签上），缀以千日红，金色灯花衣，短者尺咫，长者一管为一对，即以置家堂中，或兼送所自制之年糕、团子等，例须酬以钱物。自二十日以后，南方店家店员手持经折，向各处收赊欠者，络绎于道。一次不付，则继续收之，以至于多次。至除夕之夜，为最后之期，索欠尤急。是夕，各商店通宵不闭，索欠者亦往往奔走，以至于黎明。虽然至黎明，而手中所持之灯笼，仍燃烛而不能熄灭。如熄灭则自承已为元旦，不能复索欠矣。至于寻常负债之家，除夕为债家所逼，尤为难过，往往躲之寺院庙观。
在北方，除夕夜有“岁”之俗，“除夕自户庭以至大门，凡行走之处遍以芝麻秸撒之”；户内要装饰“摇钱树”，“取松柏枝之大者，插于饼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等，谓之“摇钱树”；家内要“挂千”，“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任务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世家大族鲜用之者。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者，曰小挂千，乃市肆所用也”；要彻夜焚“藏香”，“所谓藏香者，乃西藏所制，每届岁除，府第朱门，焚之彻夜，檐牙屋角，触鼻芬芳”；要设“天地桌”，“每届除夕，列长案于中庭，供以百分。百分者，乃诸天神圣之全图也。百分之前，陈设蜜供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谓之全供。供上签以通草八仙与石榴、元宝等，谓之供佛花。集接神时，将百分焚化，接递烧香，至灯节而止，谓之天地桌。”所设之“年饭”也颇具特色，“年饭用金银米为之，上插松柏枝，缀以金钱、枣、龙眼、香枝、破五之后方始去之。”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杭州除夕要挂祖宗图像，《说杭州》曰：“除夕之事甚多，一曰挂遗像，祖宗遗像，俗名真纸，或作神子，择一室，按序悬挂之；遗像多者，合数代之像缩摹为一幅，自上而下，名曰代图，亦曰三代容、五代容；又有绘图为祠堂形，而分书某考某妣之神位者；又有绘一世系图而张之者，其式不一，晚间则祭祀之。祭品较平时为丰，而多有所取义。如猪大肠曰常常顺利也，鱼圆、肉圆曰团团圆圆也；以鲞头煮肉，谓之有想头；春饼裹肉丝，谓之银包金丝；黄豆芽谓之如意菜；落花生谓之长生果；黄菱肉、藕、荸荠、红枣四物并煮之，名曰有富，藕之谐音为有，黄菱肉微似元宝形，大抵皆取吉祥之词。祭祀既毕，合家团聚欢饮，名曰分岁。”并有“饷老鼠”之俗，“分岁既毕，酌取残肴少许，贮一小碗中插以残烛及红花，置床顶，或室之幽暗处，名曰老鼠粮，以饷老鼠。俗传此夜为老鼠做亲之夜，如此则鼠不为害也。”
杭州等地，除夜还要贴门神敲隔年铜鼓及扫隔年地，“俗传元旦日笤帚不出门，须于除夕夜扫之。”要封井，“购井泉童子神马一，以三果一盘，三蔬一盘，及烛台、香炉，合置于大盘中，置之地上而祀之。又供净茶一杯，焚送以小元宝一幅，随以红纸长条纵横粘于井栏上，是曰封井。”并封门，贴门神。钟毓龙《说杭州》记曰：“所封者，大门也，用红皮甘蔗二支，其长相等也，各以红绿纸束之，而插柏枝上。有门神马，祀之如井泉之式。祀毕，将门关闭上闩，以长红纸二条，各书封门大吉四字，相交斜贴其上，随以甘蔗倚于门上，所谓戤门甘蔗也，殆取渐入佳境之意。封门之后，未至天明，切忌再开。”
（第六节）清代后期汉族信仰风俗
清代后期汉族社会人们普遍流行宗教信仰风俗，其关心的问题不全是虚无缥渺的天堂地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切实的利益。因此，就多数人而言，崇拜神鬼仙佛往往出于一种实用的心态。正如葛元煦在一首诗中所说：“香烛些些费莫猜，非关祈子乃求财。鬓边黄纸签条插，如向司徒庙里来。”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５３页。
因此，民众信仰习俗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理的，主要是要得到精神的安慰，寻求精神支柱和寄托；另一种是经济的，求神拜佛保佑现实生活平安无事，能带来多子多福、前途平顺、财路宽广、大吉大利等。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求子。“多子多福”，这是汉族社会民众所企盼的一种生活愿望，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人们于是把“多子多福”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恩佑。如每年三月十五日，安徽寿春人皆赴四顶山烧香，“山上有一座碧霞元君庙，供人抱取，使香火道人守之。凡见抱取泥孩者，必向之索钱，谓之喜钱。抱泥孩子者，谓之偷子。若偷子之人果以神助而得子，则须更买泥孩，为之披红挂彩，鼓乐而送之原处，谓之还子。”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５，第３１页。天津北仓镇的一些独子家庭，父母惟恐小孩多病或夭殇，往往带其子到庙中焚香祷告，求和尚起“寄僧名”，意思是自此以后小孩便算出家，可以得到佛法的护佑。“寄增名之孩，往往作僧人之装束，直至十二岁跳墙还俗之时，才能更换。”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８２页。
第二是求财。人们求财的心情并不亚于求子。因此，晚清时期的财神爷可以称得上是最走运的神祗了。各地财神庙香火繁盛。祭祀财神的日期多在正月初二，也就是说，在新年伊始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财神，足见人们对求财的重视。“初二之晨，居民、商店，均祀财神，焚香放炮，以羊、鸡、鱼供之，曰三牲。又燃火于酒杯中，以供神，燃尽，奉财神码（纸绘神像），出庭，置松柏枝于芝麻秸之上，加黄钱、阡张、元宝而焚之。”《天津志略》，１９６１年刊本，第２页。财神庙在这一天更是热闹非凡。在北京的财神庙，天未明，即有进香者等候于庙外，争烧头股香，据说，这样可以吉星高照，当年发财。终一日，进香者可达上万。由于人太多，一般多挤不到殿内，只得将香投入原内香池中。回家时，人们都要买些画有蝙蝠和写有“福”字的物品，意思是“带福还家”。
第三是前程平顺。由于受传统风俗的影响，清代汉族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个人的前途、命运亦受神灵的支配，而在各行各业人员中，最关心个人前程者，便是当官的、经商的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清代的官吏迷信成风，不仅下层官吏甚信佛道神鬼，而且连公卿大僚亦为左道所惑。他们笃信神鬼，是借神灵保有仕途腾达，永享荣华富贵。应试的文人拼死于科举场，无非是为了博得功名利禄。为了前程功名，他们去文昌庙礼拜文昌帝君最殷勤。“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文星”。古代星相家认为它是吉星，主大贵。后来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文昌帝君的地位在晚清有所提高，不仅受到广大人士日益隆重的崇拜，而且还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抬举。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清政府提出了祭祀文昌帝君的规格，把它从“群祀”上升为“中祀”，并“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清史稿·礼志三》。与关胜帝君齐驾并驱。除了求文昌帝君神佑外，不少士子还相率请乩占卦，占问前程，大比之年，甚至有“父子共叩鸾仙问得失”《客坐偶谈》卷一。６的情况。
第四是消病免灾。清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医药匮缺，灾病困扰着广大民众。在缺医少药的社会条件下，汉族民众只好求神拜佛，借神灵护佑，以保家人安康。人们认为灾祸疾病是“厉鬼瘟神”作祟，因此有的地方便把“三月寒食节”、“七月望日”、“十月朔日”定为“祭鬼节”，届时设祭，以躯厉鬼，使其不敢为害于民。宣化地区盛行着“拜愿”的习俗。当地人“于五月十三日，为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具香纸牲醴于城隍庙拜祷。自其家门且行且拜，至庙乃止，谓之拜愿。”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０册，第４６６９页。在天津，人们在药王诞辰日，为患病亲人立愿。立愿以红布裹胫，赤足，右手香，左手携砖，匍匐翻之，有一步至五步，望庙面拜，当地人称为“拜香”。江、浙一带的名山宝刹常年有络绎不绝的香客，最虔诚的是“磕头香客”。这些人“行三步，磕一头，必入庙而后已”。这些香客前来的目的“无不以求福免祸为祈祷也”。“去灾免祸”，“求安保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信条，当人们的这些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把神鬼仙佛视为他们的保护神了。
另外，社会的一些反清势力还把民间宗教当做号召人心，组团结伙的有力武器。最突出的事例就是道光末年广东落魄书生洪秀全根据西方基督教而创立了拜上帝教，发展教徒，扩大组织，终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类似情况在清代屡见不鲜。咸同时期的全国农民大起义中，绝大部分起义军都与民间秘密宗教有关。义和团运动从组织来源上看，则是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相互结合的产物。白莲教及其支派是组成义和团的重要力量。
一、多神崇拜
１佛道神崇拜世俗化
到清代末年，汉族民间信佛之风更盛。《清稗类钞》载晚清佛教的状况时说：“寺院遍郡邑，供奉文殊、普贤、释迦、观音诸像。晚近信徒多乏知识，但业忏醮为生计。男称僧，女称尼。惟人情每不能脱然生之际，故中夏社会仍多信之，用以治丧，外人遂称我国为佛教国。”
尤其是全真道甚至出现兴盛的局面。该道中的龙门派兴盛于江浙，不仅扩展到内地各省，而且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缘地区，也有他们的传播之迹。盛京（今沈阳）太清宫，从道光三年至光绪五年（１８２３～１８７９年），传戒４次，受戒者每次递增，先后凡数百人。湖北武昌的长春观，在清末“着屋千间，道友万数”，《长春观志》卷一，转引自《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５页。为当时龙门派的大丛林，与西安八仙庵、成都二仙庵等着名道观齐驾并驱。北京白云观在清末的势力及影响更为显赫，不仅常年有大批善男信女光顾朝拜，而且还交结宫禁，势倾京师。清代，汉族社会除了一些人出家为道士之外，在民间还有许多人信奉道教，集中表现在对道教俗神的尊奉。例如，雷公本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雷之神，道教奉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他能用符咒召役，以除妖孽。于是，民间就信奉雷公，说他能击妖孽及忤逆不孝之人。为了表示对道教的信奉，许多人还讲求斋法，或设供斋以求积德解愆，或节食以求诸神保寿，也有的静心以求除嗜欲，去秽累。在晚清，据郑观应估计，在汉族地区，“僧道两门所聚徒众部下数十万，或众至百万人”。《盛世危言·僧道》，《郑观应集》上册，第５３７页。
２俗神信仰普遍
清代在汉族地区，民间俗神信仰最为发达的要数江浙、福建、广东一带东南沿海地区，浙江杭州，“信鬼神，好淫祀”，在清时仍有案可查的祠庙宫观就达２００多处，其中属于神道、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寺庙就有５０多处，如玉皇殿、宗阳宫、三官庙、太岁庙、雷神庙、火神庙、东岳庙、城隍庙、水神庙、旗庙、龙王庙、华光庙、财神庙、月下老人祠、花神庙、樟树庙、白马庙、白泽庙、救命王菩萨庙、天后宫、顺济庙、协顺庙、广惠庙、飞鹅福王庙、半山娘娘庙、广福庙、马滕庙、喜神殿、痘神庙、周宣灵王庙、晏公庙、屠墟庙、二圣庙、崔府庙、金元七总管庙、运德海潮神庙、刘猛将军庙、张大仙庙、药皇庙、机神庙、通神庙、先蚕庙、仓圣庙、禹王庙、伍公庙、祖师殿、防风氏庙、福神庙、潮王庙、钱王祠、关帝庙、酒仙祠、岳王庙、金龙四大王庙、戚少保祠、朱大天君庙、张苍水祠、文昌庙、葛仙翁庙、吕洞宾祠等。钟毓龙：《说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