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三的仪俗中国南北都有。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小儿生后三日，名为洗三。是日必招收生婆到家，酒食优待，然后由本家将神纸（俗称娘娘码儿）并床公、床母之象，供于桌，供品用毛边缸炉（北京点心名）五盘。由收生婆烧香焚神纸，毕，将火或煮之槐条水倾入盆内，旁置凉水一碗及两盘：一盘胰子、碱、胭脂、粉、茶叶、白糖、青布尖儿、白布数尺、秤权、剪子、锁、镜等物：一盘盛鸡子、花生、栗子、枣、桂圆、荔枝等物，均用红色染过。诸亲友齐集床前，将各样果子，投数枚于盆内，再家冷水两匙，铜元数十枚，名为添盆。添毕，由收生婆洗小儿。洗罢，将小儿脐带盘于肚上，敷以烧过之明矾末，用棉花捆好。所有食物，全由收生婆携去。”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京兆》，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页。
作家凌力曾对清代后期的“洗三”作过生动的描述：
收洗婆婆一进门，先有一顿酒食招待，然后挂起娘娘码儿、床公床母码儿（神像的俗称），供上五盘毛边缸炉烧饼。收洗婆婆烧香祝拜后，超要围盆红不、挑脐银簪，把熬好蒲艾水倒在洗盆内，旁置凉水一碗，大茶盘两个。一盘盛胰子、碱、胭脂、粉、花儿朵儿、茶叶白糖、青布尖儿、白布头儿、升儿斗儿、锁头秤砣、棒槌、梳子篦子镜子、金银锞子，一盘盛红鸡蛋、花生、栗子、枣、桂圆、荔枝、喜果以及葱、姜、香蜡等。此时诸亲友齐一集床前，收洗婆婆把孩子抱起，请众人添盆……添凉水，她说：“聪明伶俐长流水”……干果，她说：“枣儿栗子，连生贵子。枝元桂圆，连中三元”……添金银，她说：“金满箱银满箱，来年中个状元郎。”随后她拿棒槌搅合得水温合适，边搅边说：“一搅二搅连三搅，各个带着弟弟跑……”打开包把孩子顺着五往盆里放，撩水上身，孩子必哭，名为“响盆”，是好兆头。姥姥口说手收，一刻不停：“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说话免丢丑；三梳子，两拢子，长大戴个红顶子……”用艾球炙孩子脑顶脑门，在脐带处敷上烧过的明矾末，将孩子报襁褓中，拿葱往身上打三下后扔上房顶：“一打聪明，三打伶俐，三打邪魔。”拿锁头三比：“头紧、脚紧、手紧。”拿秤砣一比：“秤砣个儿小压千斤。”拿镜子一晃：“照照腚，白天拉屎黑下净。”将孩子托在茶盘上：“左掖金，右掖银，使不料，赏下人。”将花朵往供炉上一插：“桃杏玫瑰晚香玉，栀子花儿茉莉花儿，花瘢豆疹，稀稀拉拉。”盆内盘内所有食品银物都归姥姥所有。她收敛齐全，最后把床公床母码儿当院一烧，祝告说：“床公床母本姓李，孩子大人交给你，多送儿，少送女。送走床神，洗三完成，收洗姥姥这才讨赏要钱。”凌力：《生死·饮食·男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１４页。
３寄名神佛和认干亲
清代后期，民间缺医少药，婴儿的死亡率高。故民间恐育儿不大，遂有寄名神佛之俗。徐珂《清稗类钞·风俗》曰：“惧儿夭殇，且有寄名于神鬼如观音大士、文昌帝君、城隍土地”，“或即寄名于僧尼，而亦皆称之曰干亲家。”在江南地处区，这种寄名关系的结束要到小儿长大成人后的成婚那天，仪式是将原先寄名时留于寺庙的“过寄袋”取回，俗谓“拔袋”。举行过这些仪式后，寄名关系才告结束。
清代汉族民间还普遍流行小孩认干亲风俗。认干亲风俗流行的原因据近人钟毓龙《说杭州·说风俗》的分析，主要有三：“一因两家交情深密，更以儿女承寄，作为干亲家，多一重亲谊；一因子女之八字不能永年，宜出寄于属某肖之人，方能解免；一因子女之八字冲克父母，出寄所以远之也。此皆算命先生之言，而承寄者亦以此二项为多。”钟毓龙：《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９２页。
承寄之方法，在南方，由出寄者之父母，备具王母寿星神马，并素菜十碗，前往受寄之家斋供，本生父母率领之，外加糕、桃、烛、面、鞋袜、鞋舄等，以献干父母；又准备盛筵一席并香楮等，前往祭干父母之祖先。干父母对于所寄之子女，一为代取名字，俾从自姓，列于子女之排行；二为送见面礼；三为用金银恩锁片等物，置于所取名字之纸上而送之，名曰压帖；四为衣帽鞋袜等，而其中必有包袱、领巾、肚兜三项，谐音谓之“包领大”也。承寄之后一年之内，干儿女每逢各节，如新嫁女儿之例，必送干父母以节礼，除夕须送年饭及岁烛一对，三年为满。干父母则答以压岁钱及果饵等。
民间更有认鬼神为干父母的，钟毓龙《说杭州》曰：杭州等地“前清之末，中人之家，既恐其子之不寿，而畏位拜干爷干娘之费用大，乃妙想天开，不寄之于人，而寄之于鬼神。旌德观中之喜神，寄之者犹少。武林门外马塍庙之无常鬼，寄之者独多，呼之曰胡阿爹胡干爷。其寄之之法，做新白布长衫一件，取其旧所着者而易之。另用烧饼、烧酒、香烛、银锭而供之焚之。该庙和尚即代为取名，用红纸一条，上书寄名符宝某字样，归而贴之大门之外。于是每年七月，其父母即须抱儿往拜胡干爷之生日，至十六岁而止。”
４周晬、成年礼和生日礼
婴儿周岁，有周晬风俗。江南地区孩童周晬时，还要斋王母寿星，戴百家锁，亲友送礼相贺。近人钟毓龙《说杭州》记杭州清末周晬风俗曰：“周岁谓之淬，亦须斋王母寿星，小孩着鞋袜，戴百家锁。百家锁者，乞取百家之钱而制之。其中以劳、顾、万、年、陈五姓为最重要，谓其牢能过于万年之城也。须坐竹车，车下必置糖饼一个，谓能粘住之，将来有坐性也。亲友送礼者，大率鞋袜各一双，粉制周饼二盘。外婆家更有衣裙袄裤之类。送现银者曰淬盘之敬。”《说杭州》，第４９１～４９２页。
小孩长大成人时，有冠笄礼风俗。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四川乐志县知县请人来县讲《礼》，并在公署为子施三加之礼，“数百年废坠之典，一旦复行，观听者如堵，若汉圜桥然。”光绪《续增乐县志》。山西《榆社县志》中亦记有冠礼细则，作者用意明确：“礼不容竟废也，故志之，以告世之有志复古者。”光绪《榆社县志》。部分地区则实行简单化的冠礼，如直隶深州，“士民家自十五六至二十余岁择日加帽，其蘸宴诸仪久废。”光绪《深州风土记》。可见，尽管昔日繁复的冠礼笄已废，但其遗风仍作为传统习俗流行于民间。然而更为普遍的是，汉族大部分地区将冠笄之礼合于婚礼之中。一般在婚礼前三日或一日举行。要宴请宾客，为加冠者起字、号，并书于墙壁。自此该男子可以使用字、号，可以进入本族祠堂，做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如直隶遵化州“寻常民户夏用麦笠，冬用毡笠，唯不轻戴缨帽也，惟至婚期用之，或亦婚先于冠之意欤。”光绪《遵化通志》。定兴县男子娶妻时“具衣冠，习礼仪，童子当此，俨然有成人风。”光绪《定兴县志》。有的地区的女子笄礼则已为婚礼前的“开脸”仪式所替代，开脸即使一老年妇女将欲开脸者脸上的绒毛用丝线一一绞去，“开脸”后则意味着女子已经成年。
四川所盛行的婚前“簪花之礼”，亦为冠礼附于婚礼之例。成都民间娶妻时“婚前一日，父命其子至当前，亲加冠服，教以成人之道。祀祖毕，亲友簪花披红，举酒酌贺。”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江安、南溪等县“于成婚前一日，主人延集亲朋，请乡前辈之显达者一人为大宾，傧相四人，设冠席于东隅，设宾席于西隅，先以祝文告祖，应宾行三加礼，大宾祝冠而命之以字。冠礼毕，行醮礼。戚友各以花红、酒馔登堂致贺。冠者先拜父母，遍拜尊长毕，设宴款洽，曰饮富贵酒”。
清代后期，民间贺生日、祝寿之风颇盛。尤其是为老人祝寿，大摆排场，甚为铺张。《上海研究资料》一书记载同治年间上海知县叶廷青为母亲做寿的情况曰：寿日前两天，衙门内便已很热闹，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帐房等处张挂灯彩，晚上请知宾；寿日前一天为预祝；寿日那一天为正寿；２６日为谢客；２７日结束。正寿诞席分上下两等９６桌，其贺客轿夫、随役、厨夫、茶夫等勤杂人员吃面共２０５０碗，仅吃一项花费大洋１０８８块，钱４１１８１５文。
二、婚姻风俗
１．旧礼通行
晚清社会品官士庶的婚礼各依官方规定的婚礼制度而行，同光后西式婚礼渐有影响，一时出现新陈并杂的局面，表现出烦琐复杂的特点。旧式论婚先使媒妁，然后选吉日纳娶。是时穿吉衣，祭告天地，告遏祖先，各种仪式都有严格的规矩。婚俗也十分讲究，迎娶之日，有的“置马鞍于门限，令夫跨过。院中设香案，置斗粟，插弓矢、铜镜、秤杆与内，南向拜之”。有的“自新妇至门口至入房，俱有一人在旁唱喜歌，手提篮盛胡桃、铜钱、碎草、乱撒之，谓之下亲”；有的“新妇舆至门，新娘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有的“食水饺，饺不熟，即熟亦讳言之。生者，取生育之义也”；有的“及夕，新郎新妇取花插之窗，必在窗之低格，愈低，则得子愈早，”等等。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第１９９０页。各地的婚姻讲究门第等级、父母包办，婚礼繁缛复杂并含有许多迷信色彩等是大致相通的。至于晚清汉族民间的婚礼，在这一时期有了简化的趋向。光绪年间修订的《顺天府志》载：“昔日娶亲风俗，头日迎妆，二日娶亲，三日会亲。进改为早晨迎妆，上午娶亲，下午会亲。”《顺天府志》卷十八。
２．缔婚用媒和择亲论财
清代后期，民间男女缔婚仍要由媒人“合两家之好”。所以在婚礼上媒人成了最重要的客人。在江西萍乡，“当亲迎之日，为媒介者，峨其冠，华其服，高视阔步，大有惟我独尊之慨。主人必先于其大门外，设一方桌，席置水果醇酒若干，择饮士二三立侍于前。待媒介至，一声恭喜，强令痛饮”，然后“迎接升堂，款以上宾之礼，为客中重要人物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江西萍乡》。
清代汉族社会的媒人的主要目的不是成人婚姻之美，而是为赚取别人的财物，流弊累累。正如清末有人所说：“夫媒妁者，古人以之比于鸠鸩，后世以之伦于谩妲，故世之为媒妁者，大率皆趋附之徒，好事之辈。其本意所在，或以之博取厚酬，或以之交欢豪族，财帛之外，他非所顾。于是短长其言，上下其手，事成则已任其功，事败则人受其祸，其心术与狐蜮相去无间矣。”陈壬：《论婚礼之弊》，《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１卷下册，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第８５６页。所以，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建立起来的婚姻，实际上是包办婚姻、买卖婚姻。
晚清时期，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门第观念受到冲击，出现择亲论财的现象，咸同时文人议论说：“风俗之坏，其起甚微，皆视乡先生为转移。乾嘉之前，圜圜之子，虽拥厚赀，士大夫绝不与通庆吊”；而道光以后，“士人一登科第，择乡里之富厚之者，广送朱卷，不问其出身奚若……甚且结为婚姻。”沈守之：《借巢笔记》，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世界书局１９３５年版，第２９７页。婚姻论财不问门第当是社会经济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也是社会风气变化的一个反映。
３．娃娃婚、空妇婚和纳妾
娃娃婚是指男方未到婚龄，父母则为之定婚或娶妻，等他成人后再正式婚配的婚姻形制。如《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曰：“湖北黄坡儿童初生之时，即有媒人前来说媒。如双方满意，便请媒人饮筵，名呷准酒，以表示允许之意。于是择一吉日，排起筵席。席毕，将男女生辰书于庚帖之上，彼此各执一纸，以为证据。至结婚前一二年，男家每逢时节，必须送妆饰品及鱼肉至女家，名曰送礼节。迨男女年龄至二十五、六岁时，始择期迎娶。”
空妇婚是指未婚夫不在家而娶妻的婚俗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在广东较为流行。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曰：“粤东有被人掠卖至外国为苦工者曰猪仔，若其家已为聘妻，久俟不归，则仍迎娶如仪”。婚礼仍很隆重，女用花轿迎进男家门，只是行礼交拜时，新娘左侧，以一雄鸡代替新郎。新娘婚后，有的终生见不到丈夫，有的见到丈夫时也已老矣。新娘嫁至新郎家，必须恪守规定，不得与外人亲近，更不得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否则，会遭到族人的严惩。
到了清代晚期，由于财富的积累，政治的腐败，贵族官僚、巨贾豪富，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纳妾之风更是大肆蔓延。对此，《大公报》曾经作过披露：“今年天津宦场中有以二千元而纳妾者，有以六千元而纳妾者，有以二万元而纳妾者，纳妾之风愈盛，而妾之价值亦愈高，于是天津市面乃出现一种奇特之广告，大书禁止纳妾四字。”《大公报》１９０９年７月３０日。
４．要求婚制变革
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婚姻规制也不例外。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兴起的资产阶级改革、革命运动中，维新派与革命派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对封建婚姻制度展开了猛烈抨击。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发出“扫除千万年女子之害”的呼喊；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禁早婚议》，深刻揭露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弊害；谭嗣同在《仁学》中大胆否定“夫为妻纲”，主张男女结合“皆由两厢情愿”。继维新派之后，革命派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觉民》报在１９０４年发表了署名陈壬的文章，题为《论婚礼之弊》，文中列举了封建婚姻的六大弊害，即“男女不相见之弊”、“父母专婚之弊”、“媒妁之弊”、“聘仪奁赠之弊”、“早聘早婚之弊”、“繁文缛节之弊”。作者大声疾呼：“我今欲发大愿，出大力，振大铎，奋力大笔，以独立分居为根据地，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使全国婚界放一层异彩，为同胞男女辟一片新土，破坏男女之依赖，推倒专制之恶风，遏绝媒妁之干涉，斩芟仪文之琐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１卷下册，三联书店９７８年版，第８５８页。呼出了妇女解放、“婚姻革命”的时代强音。维新派、革命派在抨击旧婚姻关系的同时，大力提倡“文明结婚”，并付诸行动，给晚清社会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很大的冲击，在“预备立宪”中，清政府在修订律法时，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变通，如废除了不许“同姓为婚”、“良贱为婚、“满汉为婚”的禁忌，规定“定婚须经父母之允许，但男逾三十，女逾二十五岁者，不在此限。”《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８８８页。这与旧的《律例》比起来毕竟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清政府的修律仍然本着“修改法律”不悖纲常名教的原则，“凡亲属、婚姻、继承等事，除与立宪向背酌量变通外，或取诸现行法制，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务期整饬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弊”《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９１３页。这不能不对清末的婚制变革产生消极的影响。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在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曾经目睹过这种场面的人有过这样的记录：“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其法，牧师衣冠被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殊为简略。”《清代日记汇抄》，第２５９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西礼”实际上已做了变动，一是不由新郎新娘自答牧师提问而由“傧相代答”，二是不像西方婚礼那样夫妇“互吻”而是“望空而拜”、“夫妇交揖”。可见那些传入的西方礼俗已经中国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