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是人类理想的一种寄托，也是人类希望的一种表达。
以农立国的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沧桑积淀，建构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男女有别”、“礼治秩序”、“长老统治”，具有“乡土本色”的“乡土中国”。
在这个“乡土中国”，“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但是，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抗拒的，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地解构了旧时代的乡土中国，开始了新乡土中国的建构。
新乡土中国是什么样的呢？中国的学者在探索着，中国的农民在实践着，从而便有了新乡土中国的梦想。
（第一章）绪论
新乡土中国的梦是美好的，但要梦想成真却是艰难的、曲折的、坎坷的。中国农民新乡土中国的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了历史的代价。
水有源，树有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缘起，应该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萌芽谈起。
回顾中国百年来农村建设思想史，经历了从毛泽东的新村主义，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以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再到建国初期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这一发展历程。
一、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萌芽：毛泽东的新村主义
新农村建设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当时叫“新村主义”。1918年，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创办了一本名字叫《新村》的杂志。20世纪初作家周作人留日归国后对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进行了系统介绍，新村生活引起了当时中国广大先进青年的关注。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寄居于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在这里进行自学，讨论社会问题，自己动手挑水拾柴做饭，并设想在岳麓山附近建立起一个半工半读、平等互爱的新村。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等人，他认真读了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日本的新村》一文，并接触了北京大学一些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对这种试图用和平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的构想很感兴趣。正如毛泽东于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他制订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把其中的一章即《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毛泽东开篇就谈到建设“新村”是自己多年的梦想：“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
从《学生之工作》中反映出毛泽东新村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主张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读书与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积极参予农村劳动。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在新村里，可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等项工作，认为“在吾国现时，又有一弊，即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而欲除去这个弊病，“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通之要需。第三，此种工作之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
毛泽东认为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这种工读生活是新社会的细胞。并具体设计了一天的作息时间，即：“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他认为“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的一个要素。”
2．注重发展教育，主张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以实现对人的改造。
毛泽东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故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和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可见，毛泽东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改良社会，并使个人、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以实现对人的改造。
《学生之工作》所设想的新村，是“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的。毛泽东认为，现有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在新村中建立一种新的家庭类型。“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村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改掉读书人不乐田园的弊病，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新村计划可以改变旧有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制度，实现对人的改造，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
3．提倡财产公有，服务共享，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描绘了新村主义的理想蓝图，“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着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在毛泽东看来，新村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的，即财产公有、服务共享、人人平等、互助友爱。毛泽东的这些设想与武者小路提倡的新村主义是一致的。新村主义反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提倡人人参加劳动，平均分配，财产公有，是一种理想化了的自然经济和绝对平均主义。
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村主义理想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和农村建设思想的初步尝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亦工亦农亦读的互助主义，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改良主义，其主旨是不触动现存的社会秩序，走改良和独善其身的道路，而这在当时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这种新村主义理想只能是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因此，没过多久，新村主义的农村建设实验便宣告失败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由一名早期改良主义青年知识分子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青年时代新村主义的梦想和尝试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建国以后出现的人民公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毛泽东新村主义理想的发展和延续。
二、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农村经济社会矛盾特别突出。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的一些学者、专家纷纷为拯救破败的农村积极奔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先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这次运动注重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历时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面抗战爆发，乡村建设运动才被迫中止。在民国时期的众多乡村建设运动的机构和团体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乡村建设主张、观点各异，但主要目标都是为了“改造乡村，改造中国”，并以此达到“民族自救”或“民族再造”的目的。
1．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四大类型
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派别众多，影响甚广，笔者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人的乡村建设实验为代表，把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分为以下四大类型：
（1）平民教育——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1926年，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批有志之士，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顺“民心”、发“民力”的乡村建设试验。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教育”，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根本，必须以教育推进乡村建设。他强调：“一项改革计划，如果强加予人民，而没有他们的参与，注定是短命的。只有人民创造了新的思想意识，乡村建设计划才能实现。而新习惯新技能，又只有通过四个方面的教育计划渗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才能获得。”“教育即为引起建设事业中种种活动之动力。”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病因在于农民的“愚、贫、弱、私”。为破除这四大弊病，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乡村建设开展了以“三大方式”、“四大教育”为特色的“六大建设”。即在科学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三位一体的三大教育方式；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通过以上种种手段，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晏阳初“定县实验”的目的是开启民智，培植民力，从而实现对农村的根本改造。
晏阳初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第一信条，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他的“定县实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1943年，晏阳初在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400周年大会上，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被评为“当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2）文化复兴——梁漱溟的“邹平实验”
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省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邹平实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以文化复兴为乡村建设的根本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问题——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中国农村的衰败在于“中西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国人丧失“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固有礼俗秩序与组织构造。他主张以复兴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思想来进行乡村建设，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以此为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第二，创办“乡农学校”这一乡村基层组织，集“政、教、富、卫”为一体。其实施办法是，“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用“村学”代替“乡公所”，用“乡学”代替“区公所”，在政治思想上对农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使“村学”、“乡学”、县政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一连串组织成为“小家庭对大家庭之伦理的关系”；在经济上组织各类合作社，并从事农作物物优良品种的推广；在防卫上训练联庄会，组织地方自卫团体，训练民众，维护治安。
“邹平实验”自1931到1936年实施的短短5年间，培训学生达2400余人，在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进行农村行政组织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经济建设——卢作孚的“北碚实验”
1927年，卢作孚开始了以四川巴县北碚乡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认为，乡村最缺少的是事业的建设，农民最需要的乡建计划是谋“民生”、保“民享”。卢作孚“北碚实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进乡村现代化。卢作孚认为：“第一，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第二，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第三，经济生活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自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卢作孚在北碚试验区建立了铁路、煤矿、纺织、水电等一大批交通工矿企业，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他大力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第二，强调“实业救国”，自力更生，反对依赖军阀政府。卢作孚从与军阀合作进行乡建实验的失败中认识到，依靠军阀支持并不能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于是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独立创办了民生公司，为乡村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从而使他在整个乡村建设实验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权。第三，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卢作孚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重视借鉴外来经验，他说，要“根据世界的最高记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目前的状况作为出发点”，把西方国家“所有的产业运动……其方法、其历程、其所达到的最高记录，通通搜集起来”，以便为全国人民所认识。
卢作孚的“北碚实验”从1927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经过20多年的努力，北碚实验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从“一个原是盗匪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4）生活教育——陶行知的“晓庄实验”
陶行知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而“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1927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一职，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南京城外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更名晓庄学校）。陶行知在“晓庄实验”中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基本主张，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提倡“教学做合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陶行知认为“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就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第二，兴办乡村教育学校，在农村中培养合格的乡村教师。陶行知认为，乡村教师只有在农村里培养，才能适应乡村生活，具备培养乡村建设者的能力。为此，他提倡“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兴办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合格师资。第三，师生农民化。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成为“活教育”，学生入学第一天起就要在田里干农活。陶行知提出的口号是：“不会种菜，不算学生”，“不会烧饭，不得毕业。”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使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通过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教师从而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的现代农民，由此完成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正因如此，“晓庄实验”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大典范。
除以上四大乡村建设实验类型外，高践四领导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很着名。此外，还有江苏农矿厅在镇江黄墟，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上海俞塘，苏州青年会在苏州唯亭，学者顾君义在秦县顾高庄，福建教育厅在福建闽侯五里亭，章元善领导的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彭禹廷在河南镇平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有较大影响。
2．费孝通的农村建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