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他总是说：“儿子，你得勇敢。”
“勇敢”似乎是一服万灵的药，嚼碎了，咽下去，可以用来对付深夜在窗帘上颤抖发笑的树影；可以用来对付夏天悠然地从天而降的那种名叫“吊死鬼”的青虫；可以用来对付冬天清晨必须要离开被窝那一瞬间刺到人血液里去的寒冷；可以用来对付那些找我麻烦的，比我高大的孩子们；可以用来对付那些面目可憎的老师，以及，他们嘴里猥琐地宣告着的，这个世界庄严的准则。
但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从来不恨那些让我恐惧的东西，我却如此怨恨“勇敢”。或者因为“恐惧”太过强大了，所以我只好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软柿子来捏；也可能是因为，“恐惧”源于我的身体，完完全全地属于我，而“勇敢”是个入侵者，我说过我必须咀嚼它然后吞下去，它很苦。
所以，可以简洁地说，我是个不勇敢的人。“不勇敢”实在是个客气、中立，并且文明的说法。父亲是用其他的词来描述我的，比如“软蛋”，比如“窝囊杵子”，比如“鼻涕虫”——这个词专用在我掉眼泪的时候，比如“废物”。他并不是一个粗鄙的父亲，不是的，他讲话的时候抑扬顿挫，声音算得上浑厚，气息来自丹田，遣词造句间，自有一种从容不迫——他曾经作为毕业生家长代表，在我们母校的礼堂对着一千多人念发言稿，演讲结束之后我们班主任认真地给了我一个前所未有的热烈微笑。
他略略弯着身子，盯着我的眼睛，寂静之中我一边流眼泪，一边觉得自己抽鼻子的声音格外龌龊。父亲安静地，慢慢地说：“照照镜子去，看看你自己这副窝囊杵子的模样。你爸爸当年在越南战场上玩命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会生出来一个鼻涕虫。你记得，一个软蛋他只能等死，哪怕不是在战场上也是这么回事，他也只能输给勇敢坚强的人，懂么？爸爸是为了你好，不想你变成一个废物。”——漫长岁月中，他总是换汤不换药地重复着这几句话，我就是这样，渐渐对那几个形容人懦弱的关键词烂熟于心——他通常在说完这段话的时候站起身，挺直了腰板，冷冷地看一眼静静站在门旁边的母亲。他们彼此用一种成年人之间心知肚明的淡漠对望一眼。母亲的神色像她纤长的手指一样冰凉。有时候母亲会皱一下眉头，慢慢合上钢琴盖上的《车尔尼教程》，有时候是《巴赫》，母亲说：“以后你想骂，就等我的学生走了再骂，不要吵我们上课。”
我从不曾盼望过母亲会救我。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只是希望母亲可以把门关得紧一点，再紧一点。让他们的钢琴声不间断地充盈在父亲的斥责的间隙里。行云流水的音乐声是母亲的，不知为何就是有种说不出的干涩的琴声，是学生的——多么好，他们完全不用理会隔壁房间在发生什么，有了这不食人间烟火的乐声做伴，我觉得我所有的无地自容都有了去处。
那是在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像是主持弥撒的神父那样，念完了他那几句万年不变的主祷文，只不过，在末尾的地方，因为我在长大，所以他修改了一下结尾：“你马上就要长成大人了，你不会真的打算变成一个废物吧？”——他究竟为什么斥责我，我已经忘了，多半跟高中升学考试有关吧，总之他就是有办法把我的所有缺点归结到“懦弱”“没出息”“缺乏勇气”上面，最后的结论永远是：我会成为一个废物。
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废物。我终将成为一个废物。我必须成为一个废物——不然，恐怕对不起他这么多年来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诅咒。这时候我听见旁边房间里，琴凳摩擦地面的声音。母亲出现在客厅的门口，微微发颤的声音让人觉得她的肩膀更加单薄，她清晰地说：“我受够你了。”
母亲说：“你给我安静一点吧，我不想再忍你。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孩子？什么叫软蛋？你根本就没真的打过仗，你去越南的时候仗都打完了，你无非是在战地医院里帮忙抬了几天担架，你告诉我，这算哪门子的出生入死？别再骗孩子，也别再骗你自己了，我求你了行不行。”母亲的脸上仍旧是淡然的。
父亲毫不犹豫地扬起了右臂，然后一个耳光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脸上。“什么东西。”父亲咬牙切齿，“都他妈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在骂谁。
忘记了是什么人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是错的。父亲和母亲在那一瞬间算是反目成了仇，我从母亲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深刻到振奋人心的厌恶；可我和母亲，却似乎也更加遥远了些。“你告诉我，这算哪门子的出生入死？”后来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地回味着母亲这句精彩的台词，羞愧地承认了：母亲是个英雄。她用一种和父亲截然不同的方法让我自惭形秽。
便利店里的那个女孩隔着货架注视了我一眼。她站在收银台后面，头发绾在一边，她是中国人。别问为什么，总之我看得出。在周末的街头，在商场里，在校园中——我有个下意识的癖好，就是在成群结队的日本女孩子里面辨认出谁是中国人。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恐怕，绝大多数的中国女孩子身上埋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潦草——不一定和化妆的方式有关，不一定和穿衣服的习惯有关，不一定和拿包的姿势有关，甚至不一定和神态表情有关。我说不好，那抹似有若无的潦草就像一缕没能及时按灭的轻烟，缠绕着她们，让她们就像没有完全熄灭的烟蒂那样，轻而易举地，就能在厚厚的、温暖的灰烬上面被人辨认出来。
她略微欠了欠身，拿过我手里的啤酒和凉茶，扫过了条码之后她用日语低声问我：“就这些么？”
“还要一包七星。”我说的是中文。
她粲然一笑。回头望着身后，手指略略地碰触到“七星”的那几个格子，问我：“要哪种的？”
“0.8的。”我答。
“什么？”她没听懂。看来她不抽烟，而且生活中也没有一个抽烟的男人。
“0.8指的是尼古丁的含量，妹妹。”我微笑，“在你右手边，对了，再往右一个格子，这种深蓝色的，就是它。你是新来的么，业务不大熟练。”
“没看出来。”她抬起眼睑，这个笑容比最初的大胆，“你看上去这么年轻，可是烟瘾倒不小。”
“这话听起来就外行了。”我也笑，“你怕是没真正见识过有烟瘾的人。”——是的，我见识过，父亲抽的是浓烈的“骆驼”，一天两包。
夜晚的街道由于路灯明明灭灭的影子，显得更加狭窄。不过无所谓的，这个住宅区的房子原本就看上去像是积木搭出来的，街道再窄一些反而是那个味道。我慢慢地走，放心大胆地迈着步子，反正自己的影子拖在身后，不会被踩伤。几十米开外的地方是个含羞的公共汽车站牌，只需要两站地，就能去到横滨市区里那种宽阔的马路上。我租的地方隐藏于这些看上去表情类似的二层建筑中，一座尖顶的小楼。再拐一个弯，在宠物诊所的后面，洗衣房的斜对面。准确地说，我住在那座小楼的一个房间里。如果深夜回去的话，我通常会走悬挂于建筑物外面的那道铁制的楼梯——那是房东去楼顶喂鸽子的时候才会用到的。我会走到二楼，然后用力推开我房间的窗子，把身体变成一根晾衣绳，从楼梯的栏杆，到房间的窗台，晃悠悠地一荡，就滑进去了。有时候我会忘记事先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所以我窗前的那块榻榻米上，总有那么几个乌黑的鞋印。管他的，退房子的时候再说。不过我的轻功还是不够好，飞身进房间的时候，总是做不到想象中的悄无声息，因此耳边总免不了划过邻居似有若无的抱怨——是个在齿科技师学校念专业士的男生。
不过眼下，我不需要回去我的小窝，因为这街道洁净并且安宁得没有人气——没有垃圾，没有噪声，只有静静地亮着灯或灭着灯的童话般的房屋——我觉得我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因此我背靠着路灯柱席地而坐，拉开袋子里啤酒罐的拉环，用力拆开我刚买的“七星”——还好，牛仔裤的口袋里有一个打火机。
我坐在马路的这头，一个红色的自动贩卖机在马路那头，我们温柔地互相对望着，它宽容地看着我粗鲁地把烟蒂抛到一尘不染的地面上，然后再目中无人地点上第二支。我知道，它理解我在做什么。它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任性地在一片寂静如死的雪地上留下第一个脚印的孩子。
刚刚来日本的那年，我也曾居住在一个类似的住宅区。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一个身穿洁净的制服，表情平和且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拿着一把电锯，耐心地把整条人行道边上的灌木修剪成一个漫长的矩形。电锯持续的噪声对他就像空气一样自然，灌木们纷纷折腰的时候他脸上的祥和气息也一如既往。那个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惶恐的错觉：为何这个国家的人们如此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地想要清除掉所有尘世生活中本来该有的污垢呢？难不成这么做了以后，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么？——不过终归只是一闪念而已，后来我渐渐地什么都习惯了。
“嗨，你怎么在这儿？”不知过了多久，便利店女孩经过了我的身边，惊讶地看着我。
“下班了？”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于是她非常开心地坐到了我的身边，撕开自己背包里的一袋零食吃了起来，像是野餐一样，拿起我身边的半罐啤酒，用力地喝了几口——她倒是完全没拿自己当外人。
“你是新搬来的么？”她问我，“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我基本上都在店里见过，除了你。”
“我上个周末才搬来横滨。”我淡淡地说。
“那你之前在哪里？”她问。
“沼津。是个港口，听说过吗？”
“那里很小吧。”她惊呼，“你来横滨做什么，打工？念书？还是做生意啊？”
“念书，横滨国立大学。”我捏瘪了手里的啤酒罐。
“好厉害啊。”她笑靥如花，“那现在离开学还有两个月，你不回家吗？”
我没有回答，她也丝毫没察觉出来自己已经问得过多。她歪着头看着我说：“如果你不回家，怕是打算在开学前打一打工赚点钱吧，我在横滨有很多朋友，可以介绍工作给你的。等下你留个电话给我吧。”
“谢谢。”我心里已经开始厌烦她。
“喂。”她好奇地看着我，笑容里浮上来一种微妙的迷离，“你抽烟的样子真好看，很man呢。”
我自然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带着她顺理成章地去什么地方过夜。事实上，这种女孩子我已见过很多次了。在夜店鬼魅的灯光下面，在熟人陌生人混迹一堂心怀鬼胎的聚会上面——总是会有像她一样的女孩子，突然之间，眼神里就浮上来一种莫名其妙的贪婪、挑逗、甚至是狎昵——她们会用闪烁着珠光或者已经被无数饮料还原成本色的嘴唇贴着我的耳朵，细细的呼吸暖暖地拂着我的耳膜：“你好有型呢。”或者是：“你真的很man。”但是如果我真的将错就错地搂过她们亲吻，她们就都尖叫着躲闪开了。我真的不明白，我身上是有什么东西让人觉得我十分轻浮么？
在我漫不经心地盘算着怎么摆脱便利店女孩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几十米以外的房间里，我一直开着的电脑“叮咚”一声，替我接收了一份母亲的邮件。我可以在回家以后的深夜看，也可以在天亮之后的次日看，没有区别。邮件只是要告诉我，父亲说不定快要死了。
越南的战场并没有给父亲身体上留下什么伤痕——当然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并不知道他只不过在战地医院里抬了几天担架。他身上唯一的伤疤是在日本留下的。经常，他在家里呼朋引伴地喝酒至微醺，总会对我亮出他的左臂——那上面有道长而且扭曲的疤痕，他笑着——我知道他自认为那笑声很豪爽，他说：“儿子，看看这个，这就是你爸。”他的意思是说那道死死地扒着他皮肤的蜈蚣是枚勋章，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获得。
他从前线归来，退伍，娶了母亲——据说是经人介绍的，然后他被分配到一个什么工厂的财务科上班，在我们那个北方小城里，开始了一种人人都认为是恰当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在大家的回忆里面，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可父亲突然对全家人宣布说：他想出去看看世界。
当时很多人都作过非常肮脏的揣度，他们说新婚燕尔，父亲一定是对母亲怀着很深的不满才会作这种荒唐的决定，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不满呢？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邪恶地相视一笑——不过现在我已经走过了年少时那段最激烈的时光，我觉得还是应该原谅生活在故乡那座城里的人们。他们的恶意也并非出自真正的邪恶，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对异类的恐惧。
是父亲教我明白这个的。我和他就是彼此的异类，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间，都以彼此为耻。
我是他的耻辱，这个不用他说，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他是个豁得出去的斗士。当他确定了自己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时，他就能一鼓作气地把它摔得粉碎。他想办法联系到了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为他寄来了一张珍贵的担保书，他拼命地学日语，他卖掉母亲的钢琴换来了一张单程机票。然后，他像是逃亡那样奔向了东京成田机场，铁了心地以为，可以衣锦还乡。
他在那里待了六年，六年里母亲办过一次探亲签证去看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就是我。
后来，很多年以后的后来——其实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今年春天，我和母亲并肩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母亲突然像是开玩笑般地说了一句：“那时候我们是在伊豆的一个温泉旅馆。是淡季。你爸爸说，淡季过去会比较便宜。我们把拉门打开，就能看见富士山的影子。”我疑惑地看着她。她补充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在那几天，有了你。你去过伊豆吗？我觉得并没有川端康成的小说里写得那么美。”她眼睛里美好的羞赧令我替她觉得无地自容。好吧，在那段奋斗的岁月里，旅行是奢侈品，我就是奢侈品的账单。
我知道，她被父亲的病情弄得昏了头，不然，怎么样她也不可能这样和她的孩子谈论起她当年的性生活。父亲一灯如豆的生命让她陡然生出了源源不断的眷恋，这些眷恋又让她柔情似水——女人们说到底就是贱在这里，也美在这里。她长叹了一声：“那时候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把我的钢琴卖掉了，那是我的嫁妆啊，就让他卖掉了。我气疯了你知道么？我一边哭一边说，你好歹要和我商量一下，可是他跟我说，商量有什么用反正你是不会同意的……”母亲的声音越来越轻，已经无限度地趋近于“陶醉”。她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钢琴被卖掉的瞬间，被父亲打断了脊梁骨。如今她却不断地回味着，回味着，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被她自己美化了的回忆中隐约听见自己的脊梁骨“咔嚓”一声的脆响。总之，她早已习惯了，人只要肯苟且就什么都好办，屈辱的尽头其实有一潭深深的酸楚的温存，这是生活最终教给每个人的事情。
但父亲似乎是个逃脱了铁律的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