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
我曾经在温哥华东区国王路上的一家越南餐馆里见到过一个神似天杨的女人。那是冬天，我们加完班，和几个华裔的同事顺路拐进去吃河粉。他们一坐下就开始畅快地讲广东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那女人坐在一个和我们的桌子恰成对角线的位置上，桌上空空的，在喝日本清酒。我看到她的脸的时候，胸口像是被撞了一下，五官并不像，可是组合在一起却是活生生的天杨的表情，尤其是凝望着窗外夜色时那种漫不经心的忧伤。
她很年轻，头发黑得生机勃勃。买过单后她裹紧红色的呢大衣站起来，路过我们的餐桌时放慢了脚步。她看着我，说：“先生是北方人？”居然是字正腔圆，听不出一点方言痕迹的普通话。不等我回答，她就走出去了。留下一缕暗香。很奇怪，她的大衣一看就很廉价，可是她的香水却是CD的“毒药”。同事们哄笑。Peter在我后背上狠狠捣了一拳，“她中意你啦。”
离开的时候下起了雪，挺大的。他们又去喝酒，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在路口看见她，她站在路边冲我挥手，我停在她旁边，摇下了车窗，“要搭车吗？”
她呵气成霜，因为冷的关系，满脸凛冽的妩媚，“先生，一个人吗？有没有空？”我这才想起来同事们说过的话，国王路沿线的餐馆都很便宜，一到晚上，就有好多的乞丐或者妓女。她双目幽深，表情很执拗。我说：“我太太在等我回家。”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笑笑，“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一股白气从她嘴里喷出来，她的红大衣在路灯下一闪，像聊斋，惨然的媚态。
准确地讲，她又像天杨，又像方可寒。
然后我就想起了她们。她们十七岁的脸像烟花一样绽放在温哥华清冽的夜空下面。下雪了，圣诞节快到了。已经有人在家门上挂上了花环。在肖强的店里，我们一起看《霸王别姬》。看到程蝶衣戒毒的那一段，方可寒腰间的小呼机响了，她笑吟吟地站起来，“各位，我先走一步，改天你们告诉我结局。”天杨没有发现我的眼神追随着她的背影，她和肖强都如饥似渴地盯着张国荣。
“小尼姑年方二八，青春年华，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
“错了，咱们再来。”
程蝶衣死了。肖强哭了。张国荣也死了。天杨心满意足地叹着气说：“这就对了。”
安妮一直在家里等我。看到我，她微笑了一下。安妮是个温暖的女子，身体纤弱，并不美丽，爱笑，而且冰雪聪明。我爱她。国内那些鸟人编排我，说我是为了移民才嫁给她，纯粹是忌妒。那天夜里我们做了，我小心翼翼地抚弄着她光滑的后背，有点歉疚。因为我从未对她提起过天杨。我甚至跟她提起过方可寒，但是没说过天杨，我跟任何女人都没提起过天杨。没结婚的时候，有次安妮问我，初恋是什么时候。我说小学三年级。她开心地大笑。我并没有撒谎，但我也没有说实话。
安妮一点一滴地抚摸着我，“Tony，我爱你。”她的普通话像所有香蕉人一样成问题。我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叫我“Tony”，后来她睡着了。我搂着她，看着黑暗的天花板，在那个夜晚开始审视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1978年，2001年大学毕业，开始上班，遇上当时在北京学中文的安妮。结婚，考雅思，移民，那时候──2002年年底，是通过安妮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只有五个员工的小会计事务所打杂，超时工作拿不到加班费，帮老板娘接孩子放学也在我的职责之内──正是因为这个才学了开车，可当时只有做下去，需要存一点钱才能继续去读研究生。二十四年，就做过这些事情。
那么天杨，你现在在哪儿？
至于我，你曾经拼了命地去爱的我，正在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落里苟活着。没错，还年轻，人生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开始苟活。也许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对不住我们曾经迸发过的决绝，但这是事实。天杨我想你，那个晚上我突然如此想你，我想也许你现在的脸上也有了苟活过的痕迹。我们这些苟活的人，喜新厌旧是我们的DNA密码，你同意吗？让接受过的所有教育、所有文明、所有与崇高有关的一切在大脑里重组，使它们服务于我们最原始最动物的欲望，你同意吧？回忆起那段化腐朽为神奇的日子会觉得那太不像自己了，你同意吧？所以天杨，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儿上，如果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碰见我，请你转过头去，装作没看见。我只要看看你的侧影就好，那种婴儿一样漫不经心的忧伤。
刚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是这么神经质。
去年年底我终于跳了槽，在一间也是当地华人开的贸易公司的财务处。虽然顶头上司酷似张宇良这点儿令人不甚满意。但是总算是可以只做财务报表不做男佣。按我和安妮的计划，后年我就可以重新去念书，然后去试试鬼佬们的公司。总之，苟活得还不错。
听过去的同学说，天杨现在做白衣天使做得有滋有味。我想象得出来她那副自得其乐的表情。天杨比我幸运，她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行。我想这是我和她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可是我直到现在才看清楚这个。
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电视里看到了《霸王别姬》。国语对白，英文字幕。我从头到尾看完了它。太熟悉了，熟得我都替陈凯歌感动。好多台词我甚至可以替张国荣说出来。程蝶衣自刎的时候段小楼终于说：“妃子──”他总算是入戏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天杨、肖强，还有方可寒。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叫“这就对了”，天杨，你、我、肖强，我们都在这世上苟活着。这世界上我们这样的人怕是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的数量越多，这世界就越和平。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现出来。我们组成一个永恒的黑夜，维持世界平衡地运转。但是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人要以“我们”这个黑夜为背景怒放，就像烟花，比如程蝶衣，比如张国荣，比如方可寒。所以方可寒，这世界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你。
然后我发现，那天是天杨的生日。
夏日来临，加拿大一点儿不热。在我鬼使神差地打过去一个电话的一周后，我收到天杨的E-mail：
江东，你好吗？我很好。对自己的工作还算喜欢。只不过经常上夜班，日夜颠倒对皮肤不好，需要常常去美容院做脸。呵呵。
告诉你一件事：我现在和周雷在一起，我们准备明年结婚，吓了一跳吧？
今年夏天一如既往的热。不过常常下雨。你8月份回来的时候应该会比较舒服。
前些天我碰见肖强，他的店已经关了。他现在是Taxi Driver。感觉上就像《危险关系》里的丰川悦司一样酷──你看过这个日剧吗？
欢迎你回家。
天杨
欢迎我回家。她就是这样，永远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我心里最软最深的地方捏一把。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公路永远漫长宽广。那天傍晚我兜到城边上，在似乎是只有我的公路上飙。残阳如血，疯狂地砸向面无表情的地平线。就像曾经，我们。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掏空了，可是在天杨看来，她就像那颗太阳一样，不顾一切地砸下来，却还是什么回声也听不见，所以我们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她是个浪漫的人，不是那种大多数人用钱来买卖的浪漫，也不是那种少数人用来沾沾自喜地和大众划清界限的浪漫，浪漫对于她，是件像种残疾一样必须隐藏的东西──因为那太容易成为这个世界摧毁她的理由。
可是周雷那个白痴他明白这个吗？他懂得因为这个来心疼你吗，天杨？
高速公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它和所谓的“大自然”不同，还没有被“诗情画意”强奸过。长长地、风情地延展，在风中只有路牌寂寞地指示着一个看似无人关心的方向。我和迎面来的车们擦肩而过，从此不再相逢。高速公路，是城市这个热带雨林里最有人情味儿的密西西比河。──打住，我对自己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正在用诗情画意强奸高速公路，原来你比其他人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是个有处女情结的封建余孽，该拖出去斩了。
那么来吧，加速，不要装蛋，冲着那残阳撞过去，风在耳边呼啸，性高潮也不过如此。什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什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不过是一个字而已：爽。再加速，好了，到此为止，否则警察该追来了，像是飞翔，人说到底是动物，肉体的极限和精神的完满可以合二为一，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愿意想，身体因为速度而脱缰，灵魂也是。
｛天杨｝
距离高考仅有八十三天。
就算是下课时间，教室里也安静得瘆人。一半人静悄悄地踩着下课铃飘出去，另一半人继续趴在桌上作埋头苦读状。相比之下，像我和江东这样抓紧十分钟腻一会儿的，已经是有碍观瞻了。
第一次模拟考的成绩公布，我和江东平心静气地等待着被灭绝师太召见。三年来，每次考试之后就是老师们棒打鸳鸯的最好时机。“轮也该轮到你们了。”这是吴莉的话。
“宋天杨。”有天中午吴莉揉着太阳穴对我说，“要是我告诉你，我这两天突然喜欢上了一个人，你说我该怎么办？”
疯了。都疯了。周雷说得对，全怪这狗日的高考。
教室里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气闷。天越来越热，沙尘暴又开始了。窗前那些柳树的绿，已经被狂风搞得一塌糊涂，却还是嫩得就像玛丽莲·梦露的嘴唇，下贱得让人肃然起敬。
“宋天杨，窗户外面有什么好看的？”数学老师说，他下面那句话引得全场爆笑，“已经是这么关键的时候了，上课还走神，是窗户外面好看还是我好看啊？”
他自觉失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一片哄堂大笑中大家都听见张宇良的声音，“您好看，您好看，谁说您不好看我跟他翻脸。”他站在讲台上窘了一会儿，突然间灵机一动，“好了安静，我不过是看你们这些天太辛苦，逗你们笑一笑。”大家当然笑得更厉害。
在倒计时牌下面，谁都硬气不起来。那些假装潇洒假装堕落的其实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倒是那些心甘情愿被奴役的人活得比较酣畅，自虐般地用功时鬼知道他是为了考大学还是为了在这段充满硝烟的日子里良心平安。八十三天，那些日子像支等待检阅的部队，踏着齐得没有丝毫人气儿的步子由远而近，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瑟瑟发抖，有人在凌晨两点的咖啡香里故作豪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人明明已经眼圈发青却还要拿着模拟成绩单刻舟求剑地发狠；有人躲在厕所里偷偷哭一会儿就心满意足地觉得自己已经为了高考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考成什么样都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没有人还记得方可寒，就连我和江东也是装作不再记得。我们居然听到传闻说方可寒现在闯到深圳一间最红的夜总会去坐台，赚的都是美金港币。未来的女大学生们第一次用充满羡慕的语气谈起她：“人家命好，不用高考也照样赚大钱。”翻译一下就是：怎么我们自己就拉不下那个脸去卖呢。
跟周围这个气氛比，我和江东也许真的是另类。
我们很用功，但我们什么也不想，连高考都不想。气定神闲到了这种程度是境界，不是人人都来得的。他们看着我们的背影酸溜溜地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就连周雷都忌妒地讽刺过我：“你做这副小女人相给谁看？”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这种安宁是付出多大代价才换来的。现在人人都被那块倒计时牌整昏了头，每天都在做着一个不需要付出就能得到回报的春秋大梦。
我们现在常常待在那家蛋糕店里。生意惨淡，老板说他马上就会把它盘出去。对我们倒是件好事，那里足够安静，我们要一壶柠檬茶就能坐上三四个小时，那里的情侣桌刚好放得下我们俩的一堆书本。老板每次都鼓励我们，“再加把劲儿，考上大学以后你们就自由了，到时候你们俩就可以随便谈恋爱，谁也管不着。”江东就笑，“老板，什么事儿一旦合理合法就没意思了。”
在岁月一样的安静中，我吃力地和我的立体几何谈判。耳边传来他的书页翻动的声音，于是就知道他在那里。于是伸出手，就够得到他的手指。于是他轻轻地握住它们，咬一口，于是我嘲笑他比琼瑶的男主角还酸。夜幕降临，店里的顾客还是疏疏落落的，我们去买两个蛋糕，两杯咖啡──不是我说，这老板虽然善良，可这咖啡──难怪他生意不好，有时候老板一高兴就送我们一个水果拼盘，他说反正水果总放着也会烂。外面一条街，全是灯光。灯光在我们的眼睛里斑斓着，外面汹涌着的都是闲杂人等。夜晚正是我们的同龄人们想到未来会觉得迷惘的时刻，我不迷惘，我的未来就在我对面，除了他我对谁都没兴趣，我们中间是一个缤纷绚烂的果盘，他做出一副坏坏的样子咬我的手指，还以为自己是《欲望号街车》里的马龙·白兰度，不知道嘴角上沾了一抹露怯的奶油。
有天晚上店里终于来了两个顾客，是对母女，确切地说，是我们英语老师和她女儿。英语老师站在玻璃后面的街道上目瞪口呆，我们俩只好回望过去，像嵌在玻璃里面的两个门神。老师终于下定决心走了进来，她女儿雀跃着去挑蛋糕，我发愣的时候江东一个箭步迎上去，“崔老师，您来得真巧。这儿有个阅读理解特别难，我都看了一下午了，您能给我讲讲吗？”
当然能。于是观众们看到的是一幅背景音乐为《秋日私语》的园丁育苗图，灯光很小资──尽管那时候还不流行这个词儿，老师声音也柔和，简直像在拍MTV。我在旁边跟柜台里的老板眼神交流一下，笑靥如花──哪有人自己说自己笑靥如花的？除了十八岁的，初恋了快要三年的宋天杨。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有时候我喜欢死盯着他看，一点一点地看他的脸，看得旁若无人，淋漓尽致，绝不手软，直看到我再也认不出他来。他说我那时候的眼神让他觉得我是在随时准备殉情。我说不是殉情，殉你而已。“真恐怖。”他笑笑。然后低下头，在那本《高考最后冲刺》上写ABCD。
“江东，别写了。”我自己也知道这要求不大合理。
“马上就完了。”
“那你别不理我呀。”
“乖，真的马上就完了。要是你闷的话，随身听借你用，是，后街男孩，你最喜欢的。”
“我现在不喜欢他们了。”
“你不听我听。”说着他就戴上了耳机。
“不行！”我一把把耳机从他耳朵里扯出来。
“怎么了？”他有些不高兴，“跟小孩儿似的。”
我低下头对着他的手臂狠狠地咬，这次我可真是使尽了所有的力气，我都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微微地颤抖了。可是我不能不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我就是不愿意他在我面前戴上耳机，因为那样一来他的耳朵里就全是音乐了，全是些闲杂人等的声音，那样一来我跟他说话他也听不见，我就会觉得他不要我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这类事情，连一点征兆都不行。可是如果我这么照实说他保证会觉得我是个变态。但是我总得表达啊，就算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合适的方式我也还是要表达否则我会疯。
起初他还忍着，然后终于憋不住叫出了声：“妈的你──天杨你放开，你听见没有你给我放开，靠，我他妈骨头都要断了──”
我放开，他一脸的愤怒。卷起袖子，我看见我留下的美丽小印章，圆圆的，中间发紫，边缘是整齐的锯齿形，有血一点一点地从里面渗出来，怪晶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