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晓玲
一、甘肃少数民族作家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
在谈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我个人对散文的认知。
从某种程度上说，散文可谓是诗歌、小说的远祖文学，发展到了今天，散文、诗歌和小说，已经三水分流，但它们在本质上，仍有交叉相通之处。如果把散文视作情节淡化的小说或者元韵的诗歌——这种说法，也许并不为过。下面，我想就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的传奇精神、诗性品质以及时代特征，谈一下我对甘肃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散文创作的看法。
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最为显着的特色，是对小说传奇精神的借鉴。
近年来，我国的小说创作，似乎有向传奇题材和爱情题材回归的趋势。中国小说从“街谈巷议”到“志人志怪”，再到后来的传奇——倘若说，爱情是精神梦想的载体，那么，传奇则是人类性灵的闪电。现当代小说创作经历了缤纷的主义和流派，最后又向传奇靠拢，这无疑是一种大浪淘沙之后的回归。
我们之所以说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汲取了小说的传奇精神，是因为他们富有幻奇色彩的激情抒写，处处显示出自己所属民族特有的风骨。在这一点上，我省藏族、裕固族作家的创作，可谓是个性彰显。他们的作品，或致力于书写洋溢着异族情调的草原生活、草原风光；或锲而不舍地追索本民族极富传奇色彩的发展历史；或自然而然融进了草原上流传的歌谣、神话、传说、草原意象、宗教意象，使得这些作家的作品，拥有了独特的精神载体与洒脱的传奇品质。
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的第二个特点，是贯穿于他们作品的澎湃的激情。这种心灵深处的激情，使得他们的散文，拥有了诗歌的质地。
为什么说是诗歌的质地呢？
其实，我们通常所认同的诗歌，无外乎以下几种类型：情绪型、情节型和技巧型。其中占主要分量的，当属情绪型的诗作。因为诗歌之感人，并不在于它告知了什么，而在于它传递了什么。于是，“情”的传递，也便成了诗歌最为突出的优势。
而激情，恰恰是我们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散文的核心。剔除了激情，他们的创作，无疑将失去基本的依托。
比如铁穆尔，在他笔下，蓝天白云和大地，都拥有深广的胸怀，悠远的情思；在他心中，原始而又简朴的草原生活，美丽、醇厚，简单中渗透着若有若无的忧伤。而他笔下的尧敖尔人，则以极具亲和力的生存方式，深入到了大地的腹脏，并与大自然水乳交融。
时而是漫无边际的柔情，白云一样，流淌；时而是急风暴雨式的爱憎，纵横驰骋，恣肆地铺张。阅读铁穆尔等作家的散文，我们涌起当年读《北方的河》（张承志）时那种特有的感动。仿佛我们阅读的，就是我们自己动荡的灵魂，是我们正在向往、或者即将经历的生活。这种起伏激荡的情怀，不仅张扬出强悍的生命力，内在的情感节奏，还使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流泻着诗歌的韵律。
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的第三个特点，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如果说，我省裕固族作家抒写的，是一个业已离现代人远去的精神意义上的家园，是孩童眼中的乐园，是骑手梦中的草原，那么，阿凤等达斡尔族作家，则将笔墨对准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那些苛守自己民族传统的少数民族同胞，究竟在怎样生活？阿凤等作家用细腻婉转的笔墨，写社会大变迁中的民族心理，尤其是女性心理。我们知道，从女性解放的程度，往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文明发展的程度，而女性的命运，女性激烈的抗争与无语的呐喊，既是对过去的时代的挥别，更是对未知世界的呼唤，在作家阿凤笔下，无论生活在都市还是生活在山村，面对尴尬的生存处境，达斡尔女性，一直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从某种程度说，阿凤提出的问题，已跨越了民族，是一个严峻的女性话题。
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甘肃少数民族作家散文创作的部分特色。
二、甘肃少数民族作家散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前面提到的甘肃少数民族作家散文创作的主要特征，我想谈一下他们在创作中有可能面对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某些作品，在显示出传奇特色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猎奇倾向。中国文学所追求的传奇精神，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建构。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猎奇，有着本质的不同。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面对东方文化时，致力于追索它神秘、落后的一面这种猎奇心理，能激起殖民者占有和掠夺的欲望。如今，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但它们的“幽灵”，仍在当前的各种文化现象中游荡。西方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东方人对他们猎奇心理的迎合，使我们的艺术创作，不乏猎奇的成分。善意的猎奇不是过错，艺术创作也不拒绝“猎奇”。但是，猎奇的内容，只有摆脱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只有在注入某种思想某种情感之后，方可摆脱“暴露癖”式的困窘，升华出一种传奇精神。失去了这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一切的一切，将无以为继，这是我们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牵涉到甘肃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所表现出的抒情性，或者说是诗性。
就我省裕固族作家的创作来说，在他们笔下，梦想与激情，是草原人生命的升华，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和依托，而充满激情的文字，则是这些作家人生的提升。当草原铺展为深切的忆念，当草原酝酿成醇厚的梦想——这时，它已远远地摆脱了现实的沉重，并处处闪烁出诗意的光辉。没有了梦想与激情，裕固族作家笔下的草原，将不复诗意葱茏，那么，没有了梦想与激情，这些作家的创作，会不会无以为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经验。没有什么梦想，能永不褪色；更没有什么样的激情，可以贯穿人的一生。当梦想不再绚丽如初，当激情一点点褪去，支撑我们这些作家创作的，又会是什么？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流失（和少数民族创作这个概念有关，也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有关）。严格地说，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是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并以少数民族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能否认的是，目前，我省乃至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已经远离了自己的故土家园，投身于工业文明笼罩下的现代都市。他们从物质到精神，都远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他们的创作，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分化。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写自己记忆中的家园尽管距离产生美感，但记忆是否就能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另一部分作家则融人了完全的汉语写作，他们中间有些人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可是，他们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已经与自己所属的民族无关。真正坚持在自己文化传统中，坚持在自己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事实上所剩无多。反倒有些汉族作家，在深人生活之后，写出了颇具民族风情的作品（比如《收获》2005年10期刊登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这种资源的外流，应该算是一种警醒，还是一种挑战？
总的来说，我省近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为读者奉献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上面，我仅就他们的散文创作，比较粗浅地，谈了谈自己的一点看法。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飞天》文学月刊理论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