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王新军的新作《植树节到了》，我真是有一种痛苦，尤其我读它之前已经读了马步升的《新的一天来到了》，这种痛苦就很大了。两篇小说不仅立意相同：一个领导只有变质、堕落才能被上级认可，被同事下级喜欢，而且连结构都非常相似，比如开头就都是翻台历，——标志着主人公的变化，用马步升的话说，新的一天来到了。具体到甚至连小说中的情色描写都非常相似，《新的一天来到了》写主人公陈阡陌去找农妇燕娃娃，《植树节到了》也写到了胡长安对吴丽的暖昧感情。而就《植树节到了》来说，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太不经心了，难道一个人的性格说变就这么快变了？难道腐败、堕落真就是一二天内的事情？人物的内心都不需要一点涟漪？作家对笔下人物的这种概念化、脸谱化、符号化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不严肃的。另外，是不是人一腐败就一定能升官，就一定万事皆顺？我看也不一定。这样的写作是不是把官场也简单化了？
目前的官场小说已经形成了模式，似乎人一进官场不腐败是不可能的，而你要得到领导的提拔，则一定要变坏，并且，你一变坏，立马什么都有了。在这种模式下，人不见了，人性不见了，人的内心活动不见了，人的性格、精神都不见了。我想即便是腐败，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腐败方式吧？不会都是一样，没有任何差异的？就如谈恋爱，虽是男欢女爱，但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差异性。可怕的是我们作家的想象力太贫乏了，好像这个世界人们的性爱、腐败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按着共同的程式走。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我的一个观点：乡土写作已经程式化，一写农村就是贫穷、落后、愚昧，面对当下这个急剧变化的农村，两千年来未有的变化，我们的作家非常落伍了，他们的写作还是遵照20世纪形成的乡土写作模式。
作家各自创作的作品为什么越来越相似了，越来越没有独创性了？我想原因之一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阳底下已经没有多少新鲜事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家的懒惰，流水线的复制写作不知害了多少作家，消费化的定单写作，闭门造车的想当然写作又毁了多少非常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王新军是个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已经写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小说作品，但这几年他的写作出现了上面所说的问题，我觉得这对他是个非常严重的警示，他应该反思了。他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生八卦》就是这样的一部失败之作，除了他不擅长写作长篇，连起码的结构都安排不好，就立意来说也是非常老掉牙的。
王新军的小说创作比其他甘肃作家更明显地遇到了严重的困境，这除了他所身处的写作环境严酷之外，也与他的学养、眼界、胸怀等大有关系。他更多的是靠天赋写作，靠灵气写作，但这些东西不能一直依靠下去，一个大作家最后靠的还是学养、思想。他如果超越不了这一点，如果不对自己的极限发起挑战，可能就一直这样了。很多学者、思想家都提到过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学术经典，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在已经登堂人室的作家那里，这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王新军的小说创作往往就先天地进入了模式写作，这种善恶分明、黑白判然的小说，肯定不是什么好小说。夏济安说：“小说家所发生兴趣的东西，该是善恶朦胧的边界，是善恶难以判别常被混淆的这点事实”。他还说：“直截了当的把真理说出来，总不如把追求真理的艰苦挣扎的过程写下来的有意思和易于动人。小说家不怕思想矛盾、态度模棱。矛盾和模棱正是小说内容丰富的重要因素。”这些话我个人觉得说得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的作家最让读者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把读者估计得太低了，好像不把所有的东西说完说透，永远不会罢休似的。
和军校的小说我读得很少，但近作《在大老碗与三夯面对面》还是让我另眼相看，确实是一篇好小说。《谁吃了豹子胆》也很好，我已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这里不再展开。
而叶舟的小说正在悄悄地变化，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这无疑也是甘肃文坛的幸事，当然也是叶舟的幸事。
史生荣这几年忙着写长篇小说，对中短篇小说的经营不太用力，偶尔也是从其长篇小说中抽出一节，作为中短篇小说发表。前面已经说过，对这种做法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最近批评界有人探索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文体特色，它们各自的区别、发展趋向。这都是非常好的苗头，可惜的是倾力于此者不多。
人邻的短篇小说颇有汪曾棋风格，饶富韵味；向春的小说则符合当下女性写作的趋势，在探索女性命运方面较有贡献；北斗的小说进步很大，尤其在语言方面显得纯净多了，但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仍有编造的不真实倾向。尔雅、补丁、苟天晓的小说也各有千秋，不乏可取之处。
文学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与创造。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源泉，应该渗透到民族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心灵深处，这对民族精神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从五四运动开始，在文学语言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废弃了文言文，开始使用白话文，也产生了一些文学大师，比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艾青等等，但严格地要求，真正给后人留下不断开采的富矿级的作家作品，不是很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以至于我们现在的作家创作的借鉴还是西方作家作品。我在这里不想就这个问题展开，况且我的学力也不容许我这样做。我只想就白话文的语言问题多说几句。在2003年的全省散文研讨会上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发表过我的观点。这里接着再探讨。
夏济安在《白话文与新诗》一文中说：“现在的白话文实在是雅俗兼收，古今并包，中西合璧的一种文体。”但我们清楚，文字不仅是实用的工具，也是艺术创造的工具。正如夏先生说的，假如白话文只有实用的价值，假如白话文只为便于普及教育之用，白话文的成就非但很有限，而且将有日趋粗陋的可能。假如白话文不能成为“文学的文字”，我们对于白话文，始终不会尊重，而且它将被证明是一种劣等文字。倘以此来要求，我们的文学语言怎么样呢？
我们阅读中国古典文学，那种文字之美是可以单独而存在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享受确实是空前的。我曾经说文学语言不能是公文语言、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应该是有它独特的特征的。我们知道，对于文字之美的爱好，是文明人精神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文字的美最集中的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诗里，夏先生说：“好诗是文字艺术最高的表现；一国文字的精微、气势、情韵、色彩、节奏、巧妙等等性质，大多是在诗里才可以得到完美的统一，或是充分的发挥。”可惜的是我们的新诗在语言方面太让人失望了。相较于旧诗的成就——使得中国文字成为一种很美的文字，新诗还有很大的距离。有人说过，我们最好的散文，也许可以同古人的散文相比，但我们很好的新诗，不一定比得上古人二三流的诗。
让白话文成为一种美的文字，应该是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优秀作家必须考虑的事情。艺术毕竟有它精致的唯美的一面，否则怎能称之为艺术？就甘肃中短篇小说来说，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些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早或现在已经致力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很多作家连小说的结构都不大考虑，何况语言？所以让小说成为艺术，应该是我们目前必须重视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小说界不缺会编故事的人，那么我们缺的肯定是文体家。我们的作家多的是情感的倾诉者，情节的编造者，但恰巧很少对文体的探索者。而后者才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另外，我们甘肃的文学创作在原创性、探索性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努力。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好像不太关注思想的原创性的时代，后现代的解构、拼贴、组装、碎片等几乎垄断了通俗文学界，也已经向严肃文学挺进。我们看那些网络文学或Q版语文，这种周星驰开创的“大话体”文风，已经从所谓的娱乐走向了“搞笑”。他们对经典的解构，他们对拼贴的熟练运用，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关键是你解构了之后，剩下什么？如果只是满足于破坏，不管建设，那么一地垃圾并不会给我们什么益处。相反只带来民族精神的虚无、堕落。我可能已经落伍了，我还是认为手法可以花样百变，但文学带给读者的思想冲击、精神思考，却是绝对不能缺少的。现在的作家有向世俗低头的倾向，只限于满足读者的低级趣味，包括我们中央台的一些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很多节目已经是非常之恶俗了。“搞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几乎全部，几乎是电影、电视、文学的全部。
我这里不妨引用一段邓晓芒先生在《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里的一段话：“康德在两个世纪之前就提出人类出于自己的道德本性必须对上帝加以悬设，认为这不是什么自我欺骗或自我安慰，而是从人的自由这一事实所作出的推论。这是对人性的深刻洞见。人的本性就在于知其不可而为之，悬设一个理念让自己去追求，不管这个终极理念叫作上帝还是别的什么”，“人类终极目的的悬设正是激发他的无穷创造力的必要条件”。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作家缺乏的正是这种伟大的理想主义与探索精神，无论是思想或者文体，作为严肃的小说家，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创作，不要把它们与宣传品、消费品混为一谈，应该知道小说是一门艺术，所谓艺术自然有它所追求、认可的特殊东西存在。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