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多元文化的构成体，文化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暂时失衡，文化各要素在不断进行失衡和趋衡的运动，才能促进整体文化的发展，这就是文化的调适。文化调适在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中的表现也不一样。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或者是与外界接触比较少的社会发生文化变迁时，文化调适的过程就会比较剧烈，甚至会表现为文化冲突的形式。但是在经济较为发达或是较开放的社会里，文化调适的过程就会相对缓和。阿育他耶华人的变迁即属于后者。
从整体上看，华人在阿育他耶经历了两次社会文化变迁：一次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由陆到水的变迁；另一次是当代华人与泰人一起经历的由水到陆的变迁。
1、由陆到水的变迁
这次变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形态的变更。第一代华人从中国移民到泰国，从一种社会形态进入到另一种社会形态，这是华人社会发生的纵向运动。在这次变迁中，华人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舍弃了传统的陆居生活方式，转为接受当地主流的水居生活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在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华南汉人的观念中是边缘的。由于年代久远，斯人已逝，我们无法猜测当年他们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文化调适过程，但是从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变迁的结果是他们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各方面都已经融入到当地社会，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但是，融合不等于同化，融合是指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的特质量融合在一个模式中，成为不同于原来两个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系统；而同化是指文化接触后一个群体的原有文化完全被另一种文化所代替。尽管华人几乎全盘接受了泰国社会的物质文化，并在精神文化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已经“泰化”，但是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表明，华人在精神文化的深层——宗教信仰上，采取了“取我所用，固守我本”的适应方式，接受了当地的小乘佛教教义和民间信仰风俗，同时保留了以祖先崇拜和多神崇拜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并以此为在民族意识层面上区分“我”和“他”的标准。
如果按照奥格本的标准，华人的第一次社会文化变迁是一次不完全的变迁，因为它的文化调适过程没有结束，华人还没有完全被同化到泰人社会中。但正是这变迁中的不完全部分，成为了下一次变迁的动力之一。
2、由水到陆的变迁
导致这一次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上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种类型。外部因素主要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二十世纪中期泰国政府大力发展路桥建设、在湄南河上修筑水坝等措施，改变了国内水陆交通系统的原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大力发展工业和旅游业的政策，也给内陆河流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泰国人原来引以为傲的“田中米足，水中鱼满”的自然资源渐渐消逝。同时，社会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九七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泰国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国外投资大量涌入。在无限商机面前，传统的水上运输、水上市场交易和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显然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水居生活方式渐渐式微。
从内部因素来看，阿育他耶的水上居民放弃“浮家泛宅”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说并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最终做出这个改变决定的是他们自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上岸是找到了更好的更有利于发展的生活方式。在泰国，公民土地私有权和继承权是合法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也可以作为祖产传给子孙后代，因此家里有地但是没钱盖房子的事在泰国人当中也屡见不鲜。水上居民中的华人群体，即使漂流在外弃农经商，但是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骨子里还是“重土”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让他们有完全的成就感，选择水居除了生活方便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为了生意上的发展。因此，很多人在当年水居的时候就已经在岸上置办了土地，即便没有，多年做生意的积蓄，也足够让他们在需要时购买土地，当靠水吃水的生活不再“方便”时，他们自然就转移到岸上来了。
相对来说，泰国本地水上居民对土地的看法也许没有华人的那么重，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他们比华人更容易适应环境的变迁。因为信仰佛教的原因，泰国人天性里带有一种随遇而安的人生价值观，不管生存条件怎么样，他们大都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们这种人生观咋看似乎是消极的，但是“顺其自然”和“随遇而安”实际上是对文化变迁的调适和量的积累。
同样，在这次变迁里也存在着文化调适。塞维斯和萨林斯认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它经过调整而适应于其自然的居住地和周围的相互竞争的其他文化。这种适应过程具有创造与保守两个特征。前者是一种结构和模式的进化，这种特定的结构和模式能使一种文化根据环境进行必要的调适；后者为一种稳定化趋势，即保持已实现的合适的结构与模式。
从阿育他耶的历史我们发现，当地人们为了适应水源丰富的地理环境，创造出了和周围环境相适应的水上居住方式。并由此创造了水上居民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宗教信仰等文化习俗。水上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其文化适应了其自然居住地的产物，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面临着外部生产方式改变的情况下，又表现出一种稳定化的趋势。当陆地交通条件日益改善，经济方式从水上转移到陆地后，水上居民的生活方式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调适。这种调适所表现出的保守性，让我们看到尽管水居方式已经从主流划向边缘，水上居民的文化却仍然得以保存，哪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从水上迁移到陆地。而且这种保存还会通过其他方式延续，比如将水上浮屋改造成休闲观光旅馆或餐厅。
（二）认同与互动
阿育他耶的华人和泰人在长期的接触中磨合、互动，体现出三个层面上的文化认同：华人对东道国文化的认同；华人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华人和泰人对新生本土文化的认同。
认同首先反映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在当年的水居生活还是现在的陆居生活当中，华人始终在阿育他耶的商业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认可的。
其次，华人积极地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本文第四部分个案1中提到的浮屋旅馆的主人参加当地议院代表的竞选。
华人的传统文化也和泰国的本土文化发生了深刻的互动关系。华人不仅接受了泰人的生活方式，还接受了小乘佛教信仰，与泰人一起庆祝泰国传统节日和官方节日；而泰人则容纳了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和习俗，并把其视为当地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华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中，虽然在居民之间还会互相分辨谁有中国血统，但是在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上，并没有特别把华人特别归纳出来。但是，华人族群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社会结构，比如组成像张氏宗祠那样的宗亲会、商会等等，华人社会的“五缘”特征在当地也很明显，但这已经超越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故不在此详述。
一种文化的变迁势必会引起文化内的人群的变化。原来的组织结构、原来的意识都会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受到内外两种动因的推动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族群意识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为族群意识的变化，又会引起族群认同的变化。在文化的涵化过程中，族群认同的对象产生了变化。文化变迁的结果之一就是引发新的族群认同，由此产生新的族群意识。
台湾华人问题学者戎抚天先生在研究了泰国华人的同化趋势之后认为：从表面上看，泰国华人基本上都接受了泰国本地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泰人与华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分不出什么是华人的，什么是泰人的。华人的社会关系也逐渐泰化。但在内在的价值观方面，华人仍然是有所保留的。“在与中华文化有基本关系的文化特质上，华人受到的影响却不大，如祭祖、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尤其在价值取向上，更保留很多中国传统的色彩，如：服膺自然、崇古、内向发展。此外，由于华人离乡背井和多经营商业等特点，使华人价值取向又有一点重视未来，偏向重视旁支关系。”因此，戎先生断定，泰国华人文化的变迁方向是“既非华人泰化，亦非泰人华化，而是双方的现代化。尤其华人，他们多半从事商业，对现代文明的感受很深刻，需要也很殷切，所以比泰人还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泰国现代化的努力大都是华人在推动。无论如何，华人和泰人必然愈来愈现代化，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泰国文化和泰国华人文化将会逐步接近。”
综上所述，泰国阿育他耶华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存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模式。历时性是华人内部为适应在泰的生活而发生的变迁；共时性是华人与泰人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共同发生的变迁。在这两种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华人既没有被泰人同化，也没有同化泰人，而是在对双方文化认同和互动的基础上共同走向现代化，实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