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杨宪益先生住进北医三院党校校区病房，接受颈部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粒子植入后很快出院。
2009年春末夏初，肿瘤复发，但老人坚决不肯去医院。大约八九月份，我请了北京和睦家国际医院的美国肿瘤专家白飞逸大夫专程到小金丝胡同六号为杨宪益老人诊断咨询；后又请到和睦家耳鼻喉科专家林忠辉大夫利用休息时间前去看望宪益老人。随后在林忠辉和白飞逸两位大夫的努力下，和睦家医院免费为宪益老人做了B超、血项等检查以确定病情。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因为大家爱戴、景仰这位九旬老人。在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的和睦家医院，宪益老人的看病过程轻松愉快——护士们“爷爷、爷爷”亲切地叫着；医生们“杨老、杨老”尊敬地喊着；没有拥挤的人流，也没有漫长的排队等待，倒有宪益老人和美国医生的插科打诨。最后白飞逸大夫建议宪益老人保守治疗，每周两次来和睦家做局部放射治疗。宪益先生婉拒，说太麻烦了，不想给他们增添麻烦。
2009年10月10日，周六，经过家人的多方努力，宪益先生住进北京煤炭总医院干部病房，单间，老人颇为满意。10月15日，周四，做放射性粒子植入，术后肿瘤渐渐消失，但失声，不能进食。
11月22日，周日，一个阳光和煦的冬日。我10点多赶到煤炭医院，比计划的下一次探望提前了一天，因为一早接到赵蘅姐电话，说昨夜已经抢救了。我照旧从侧门进，绕开熙熙攘攘的门诊大厅，避开拥挤的电梯，快步登上五楼。每上一步楼梯，都觉得心在下沉。
上周五去看望宪益先生时，已明显感到老人气力衰竭，握着我的手远不如往日有力。我的手凉，每次都会先用力搓会儿，却还是凉。与老人的手握在一起，我说：“杨老，您一会儿就把我的手暖和了！”老人甜甜地笑了。临走时，老人轻轻摆手，我说下星期再来看他，老人微微点头。可是当我周日赶到医院时，老人已经插了管子，借助机器呼吸了。我坐到床边，抚摸着宪益先生已经无力抓握的手，眼泪顺着腮边静静流下。
当天不断有人前来探望，老人只能微微睁一下眼睛，以示欢迎或感谢。先生是位彬彬有礼、谦和慈祥的老人；自中风之后行动不便，对来访者总要为不能起身迎送表示歉意。现在却只能吃力地微睁双目，以示礼貌。
下午离开医院时心情沉重，预感到这个可敬可爱的老人时日不多了，多想为老人最后的日子再做点什么啊！想到了一首老人喜欢的爱尔兰民歌，于是回家后让女儿帮忙，下载了几首男女声不同风格的，转录到iPhone手机上，准备周一放给老人听，也许会唤起老人留学英国，或同戴乃迭同唱这些歌曲的美好记忆吧，我想。老人失声月余，但头脑清晰，耳朵聪敏，听听当年喜爱的歌曲不失为一件好事。
周日前来探望的亲友都对杨宪益先生说挺住，一定能闯过这一关，一定能再创奇迹……虽然老人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奇迹般击退了癌症；但我心里明白，这一次奇迹似乎不可能了。我想周一给老人听歌曲时对他说：如果您累了，就不挺了，不坚持了，安心地走吧，也许戴乃迭正唱着，在等着您呢。
11月23日，周一。7点钟电话铃声大作——大清早电话铃响罕见。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不妙。蘅姐的声音，充满悲伤，记不得说的是什么。我说我马上来，就噌地一下跳出温暖的被窝。
8点多赶到医院，爬上五楼，走进病房，管子、仪器都撤了。冬日的阳光从东向的窗户里射进病房。老人安详地躺在已撤了床单、被子的病床上，身着自己的衣服，灰褐色暗格西装，深灰色裤子，虽然脸色苍白，却不失儒雅潇洒。我最后一次摸了摸老人的手，还是微温的，却再也不能热乎乎地暖我的手了。我心中在喊：我带来了，杨老，听听您熟悉的吧……
然而宪益先生走了，留下我的遗憾，迟到的：“Oh Danny boy，the pipes，the pipes are calling…‘Tis you，‘tis you must go and I must bide.But come ye back when summer’s in the meadow. Or when the valley’s hushed and white with snow. ‘Tis I’ll be here in sunshine or in shadow.Oh Danny boy，oh Danny boy，I love you so.”（哦，丹尼男孩，风笛在呼唤……你必须走了，而我只能等待。等到夏天重绿草地，或山谷静裹银装，你再回来，我会等候在此，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阴雨中。哦，丹尼男孩，哦，丹尼男孩，我深深地爱着你。）
宪益先生走了，带着他的遗憾，众所周知、心照不宣的遗憾。
遗憾也许就是一种人生的常态吧。
11月24日，周二。宪益先生走得平静，走得安详，走在北京煤炭总医院。远不像其他那些住在301医院的大家们走得轰动、走得热闹。最后的日子里，陪伴身边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家人和友人。也许这正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宪益先生所希望的。
先生走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收到友人从网上转发的英国卫报的长篇讣告，随后又看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我感到欣慰：世界各地都有先生的读者、爱戴者、崇拜者；先生没有被遗忘，也永远不会被遗忘。
先生走后不久，曾经门可罗雀的小金丝胡同6号，大小媒体蜂拥而至。
我不禁感叹，先生活着时为何没有这么多关注？九十多岁的老人，去医院要打的；因为有轮椅，还常常会被拒载。看病要排长队，穿梭于推搡的人群；住院没有单间；没有人知道老人是谁，多给老人一分关爱。难怪提起去医院，老人就蹙眉摇头；难怪一直等到颈部肿瘤增大，进食困难，老人才勉强同意去医院。虽然医护人员对住进煤炭医院的文化老人尊敬无比，呵护备至，却无力挽救饱经风霜、风烛残年的生命。
11月29日，周日。今天的北京又是一个阴霾的日子。真奇怪，自从杨宪益先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北京的天空总是这般阴沉。上午，杨宪益先生的亲友和社会各界前往八宝山东礼堂告别。人们手捧白菊，排着重叠的百米长队。告别仪式没有哀乐，灵堂里低声回荡着《送别》和先生生前喜欢的歌曲：，，。
杨宪益先生走后我悲痛，也不平，既感慨世态炎凉，又想呐喊：社会为什么没多给先生一点关爱？！但送走了先生，我平静多了。同先生交往，常常感到老人身上有一种能量，哪怕只是陪老人静坐；时间久了才知道，那能量来自先生的淡泊、超然与谦和。我会倾余生能力，学习先生的品质。
今天，我为先生敬献的挽联没有“沉痛哀悼”“永垂不朽”等公式化语汇。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满腹经纶，虚怀若谷
小友玮丽敬挽
朋友曾说我是雀，在杨家门可罗雀的时候飞进杨家。
我说先生是灯塔，我满世界乱飞的时候总能看到灯塔的光芒——先是两束，后来变成一束，但依然光芒四射。我追着光芒，终于落到了风吹雨打的灯塔上。从此，灯塔举着我，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的景色。
我最初的感受凝聚成一篇寓言式英文散文，一个灯塔和雀的故事。
不管风平浪静还是暴风骤雨，不管风和日丽还是阴霾笼罩，灯塔始终是灯塔。他的信念，他的职责，他的品质，始终如一，不为外界所动。
声名大噪的时候，他谦和，不张扬，不恃才傲物；对于慕名而来的任何人都敞开大门，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杨家有了“杨氏沙龙”的美称。许多当代的文人墨客借助杨戴之笔走向世界。“沙龙”不再，墨客四散的时候；病体缠身，寂寞无助的时候；他无怨无悔，宁静淡泊。
对于偶尔敲开小金丝胡同6号的大门，慕名前来拜访杨宪益先生的后生晚辈，他总是一句话：欢迎欢迎。每当问起他与戴乃迭的成就和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卓越贡献时，老人也是短短一句：没什么。当有人感叹世态炎凉及老人的寂寞晚年时，他还是短短一句：无所谓。
灯塔倒了，雀在雨中哭泣。
11月30日，周一。整整一周没有心思做其他事情，今天开始处理日常事务：去银行，去购物……突然意识到天空是蓝的，冬日的阳光分外和煦明媚。过去一周不是阴，就是雾，或是霾。今天天晴了！是巧合，还是杨宪益先生升天的灵魂与戴乃迭相会，碰出幸福的火花，驱散了一周来的阴霾？戴乃迭逝于1999年的11月，杨宪益逝于2009年的11月，这又是巧合，还是默契？分别十年，双星再会*，该是何等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