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边年长的审讯员拉了拉他的衣袖，让他坐下，自己清了一下嗓子：“杨先生，我们最近处理了两个案子，”他不紧不慢地说，“一个罪犯的案情比你还严重，但他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了一切罪行，结果呢——”他把“呢”字拉得很长，“他被释放了，又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他又清了一下嗓子，“另一个恰恰相反，罪犯就是不肯坦白交代，拒不认罪，结果呢——”这回“呢”字拉得更长，“前几天刚刚开了公审大会，他被判了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枪毙了！”
说完，他不无得意地望了一眼他的年轻同事，后者补充了一句：“何去何从，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他们把一摞稿纸甩到杨宪益怀里，结束了第一堂审讯。
杨宪益趿拉着拖鞋，两手提着裤子，胳膊弯里夹着稿纸，被端着枪、刺刀上膛的士兵押着回到监号。
自入狱以来他一直睡得很好，可这次却久久不能再入睡了，他苦思冥想也不知该坦白交代什么。
又经历了两次半夜提审，审讯员一次比一次更凶，总拿某某某被公审，判死刑说事。杨宪益也为自己写不出交代材料心焦。“再过几天又要开公审大会，你也想走这条路吗？”最后一次提审时审讯员的警告和眼里射出的凶光也确实让他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再一次搜肠刮肚，回忆自1940年回国后的日子。朋友、同事、诗友会的聚会、北碚的郊游……一幕幕像过电影似的在他脑海交替出现，他忽然灵机一动，为何不“交代”一下这些人呢？
于是，第二天他就开始了“狱中写作”——从校长罗家伦到中文系主任尹石公；从同事梁实秋到胖诗人卢前；还有他在外文局的同事，还包括一些亲戚，如罗沛霖、赵瑞蕻等等，他给每个人写了一个小传，并交代了自己与他们相识的前因后果。
一摞稿纸很快就用完了，狱警又送来了新的稿纸。
“写作”期间没有再提审，令杨宪益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很享受这一过程。这一“坦白交代”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还能让他在枯燥单调的铁窗生活中动动笔、用用脑。最后他竟“交代”了将近二百人，常常一人就写了整整一页甚至更多。
交代材料上交几天之后杨宪益又被提审，不过这次提审已不再是深夜。
“这是个很好的开端，”审讯员说，“不过你并没有坦白一切。”
知道他话里有话，但又不解个中含义，杨宪益有些不知所措。
审讯员翻开桌上厚厚的交代材料，拿出其中几页在杨宪益眼前晃了晃，“这些人你还交代得不够。”杨宪益看到了两个人的名字：蒲乐道（John Blofeld，1913—1987）和伊文思（Adrian Conway Evans，1905—1952），两人都是20世纪40年代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结交的英国朋友。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罪行”是与这些人有关的，他显然被怀疑成英国间谍了。
杨宪益的交代材料里有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陪都重庆和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他和戴乃迭结交了很多英、美、澳等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记者、学者等等，其中不乏名人，如李约瑟、路易·艾黎等。于是，杨宪益又得到了厚厚一摞稿纸，回监号继续“写作”。
蒲乐道是文官，伊文思是武官。像他们当年结交的许多朋友一样，这二人都是性格多彩多姿的角儿。
蒲乐道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从20世纪30年代就常来中国，寻僧访道习禅，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在重庆期间他是负责中英文化交流的官员。据说他很喜爱老舍的作品，曾经把《猫城记》译成英文，可惜没有找到出版社。
伊文思是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他生性好玩，喜欢冒险，是个无忧无虑的单身汉，所以和同样好玩的杨宪益、戴乃迭很是合得来。伊文思有一辆德国大众旅行车，常在周末载上杨宪益和戴乃迭出去郊游，在重庆和南京都游玩了不少地方。在杨宪益看来，伊文思就是个天真的大男孩，是个很不称职的情报人员，常常为写不出每月的工作报告发愁。在与他的交往中，倒是有心的杨宪益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国民党军队布防及动向的情报，再通过地下党转给了共产党，这些情报无疑对“百万雄师过大江”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杨宪益却被怀疑为英国间谍。
听说蒲乐道晚年隐居泰国，还常常去印度等地学佛修禅。
伊文思的结局也很切合他的性格，1949年后他到台湾任外交官，1952年在一次郊游中意外溺水。
杨宪益的外国朋友不仅众多，而且个个五彩缤纷，书写起来不乏素材。
杨宪益洋洋洒洒的交代材料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那就是让不少狱友对他肃然起敬。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下子与杨宪益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文化人朝夕相处，令他们眼界一新。很多人真诚地拜杨宪益为师。于是，除了政治学习时为大家读社论，念红宝书，杨宪益还给他们讲三国故事、讲水浒传，教他们背唐诗，甚至还教他们唱英文歌曲。
他们压低了声音，认真地学唱《友谊地久天长》《请用你的秋波为我祝酒》；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低吟白居易的《长恨歌》，回味一个古代皇帝的悲剧爱情。这些习惯了挥拳头、动粗口的“小流氓”们，被这些从未领略过的歌曲、诗歌触动了内心的柔软。“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他们认真地学、悄悄地背。
狱友中有一个曾经的帮伙头目，在狱中仍以“老大”自居。眼见杨宪益成了大家的中心，不免心生嫉妒，他向狱警打小报告，状告杨宪益教大家背诵“长恨歌”——“他们恨什么？他们能恨什么？他们恨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们关到监狱。”
也许狱警对于犯人们现在都老老实实地学歌诵诗，不给看守人员惹麻烦，他们求之不得。所以也只是在遇到犯人们集体出声时装模作样地呵斥他们一下。倒是打小报告的人不受大家待见，倍加孤立。
狱友中有一个年轻人学习起来格外认真，看得出他很珍惜与杨宪益相处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大通铺的木板缝隙中用指甲剔下一个一寸多长的小条，又用指甲把它修成一根木针。他从自己草绿色仿军装的外衣袖口上小心翼翼地拆下了一些线条，然后他向杨宪益借用他的手绢。
后来，杨宪益惊奇地发现年轻的狱友在他的手绢上绣花！大约两三个月后——因为“针”是狱中严格禁止的物品，“绣花”完全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杨宪益收到了被“借”走的手绢，白色手绢的一角，绣着一棵绿油油的松树。
我禁不住会想象当时的场景：杨宪益的感动，年轻狱友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在封闭沉闷的囚室里该是多么灿烂地放射着人性的光芒啊！一根木针，一团旧衣袖口拆下的线，几个月的小心翼翼飞针走线，一棵用心、用爱、用感恩绣出的也许还很显粗糙的松树，凝聚着多少最纯真的情意！
这大概是杨宪益狱中最深刻的记忆！晚年的他每当被问起牢狱之灾，往往会说自己没受太多罪，狱友们对他很好，而且这个绣着松树的手绢是他一定会提及的，最后加一句：“可惜啊，手绢没有留下。”
杨宪益出狱后，经历了一场“洗心革面”的大扫除，所有从狱中带回家的衣物都被阿姨烧掉了；等他想起那条绣着松树的手帕，为时已晚，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但是那棵松树所凝聚的人性之美在他心里永远光芒四射。
物质的毁灭不可避免，但精神的财富是永恒的。
杨宪益的狱中经历还有一件事令他津津乐道。
1971年9月下旬，杨宪益发现好多部队将领的名字从《人民日报》上消失了，比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1971年的国庆节，钦定的二号人物，“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也没有出现；杨宪益断定林彪一定出事了。杨宪益本就对近年来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很是反感，于是他打开自己的小红书，把林彪的“前言”及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给撕掉了。
几天之后，狱警来监号让大家把小红书都交上来，他一本本地翻开，然后统一放在一边。当翻开杨宪益的小红书时，狱警先是一愣，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杨宪益，对方微微一笑，狱警把小红书又翻了一遍，就把它又还给了杨宪益。其他的小红书全部收走了。
狱友们很惊奇，纷纷围着杨宪益问为什么。杨宪益说我的和你们的不一样，还打开自己缺了前几页的小红书给大家看；大家面面相觑，一脸茫然。杨宪益则眼睛眨着狡黠，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果然，又过了一段日子，新来了一个狱友，告诉他们林彪集团叛逃，坠机温都尔汗。
于是，狱友们纷纷称赞杨宪益能掐会算，堪比诸葛亮。而诸葛亮的故事，他们正是从杨宪益嘴里听到的。杨宪益则很为自己的政治嗅觉感到骄傲。直到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苍苍白发下的面孔还会浮现出一丝孩童般的得意。
戴乃迭的狱中生活则单调得很。
四年单独囚禁。
开始她的阅读材料只有《人民日报》和毛主席的小红书；后来在她的抗议下，她得到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这成为她四年中反复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
听说她用旧牙刷把囚室的墙刷得一尘不染。
画家郁风曾经回忆囚禁在半步桥监狱时，每每在送饭时会听到不远的另一个监号有人说“谢谢”，郁风想这个犯人一定是个外国人。多年之后郁风和戴乃迭成为朋友，发现她们曾经在同一时间被监禁在同一甬道，原来那个每天接过窝头还要说声“谢谢”的正是戴乃迭。
戴乃迭回忆狱中最痛苦的经历是她曾经下放劳动的大队派代表到狱中查看她是否真的被捕，因为社员们不相信“戴大姐”是敌人；当这位代表亲眼见到了狱中的戴乃迭，他那瞬时被愤怒与仇恨扭曲的面孔令戴乃迭久久无法遗忘。
戴乃迭说自己很盼望提审，因为那样就可以有人对话。
杨宪益说戴乃迭出狱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常常自言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