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北部，处于太仓胡同与西仓门胡同之间，它也是一条胡同，1965年后定名为“八宝坑胡同”，杨宪益他们住在那里时，只叫“八宝坑”。这名称早自清朝光绪年间就有了，据说地名源自胡同中段有一个大坑，有人在坑里掘出了宝物。又一说法原来叫王八坑，后以谐音称八宝坑。
杨宪益很喜欢八宝坑的住所，那里庭院宽敞，种着一些枣树和胡椒树。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享受了三年时光。
投之以木桃，本是为了有琼瑶之报，可是杨宪益回报给对方的显然使他们很不满意。本来他们是想通过他掌握其他一些“问题人物”的动向，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倒是杨宪益自己的“历史问题”浮出了水面，于是请他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
晚餐十分丰盛，可是席上的气氛，正如同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同名画作里的人物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状态，有阴险、怀疑、困惑、震惊、愤怒、激动等，之后那一伙可能负有特殊使命的人便以房主从国外回来为由，下了逐客令。杨宪益便从梦一般的四合院生活，重又回到了现实的百万庄公寓生活。
已经迁走几年了，当八宝坑的生活日渐远去，早已作为人生的一个片断被随意地塞在记忆的杂物间的某个角落，忽然有一天，文革戏拉开大幕的一天，杨宪益他们的老邻居——八宝坑的居民委员会的同志，以一种精力过剩的架势，革命劲头十足地找到外文局来，要求把杨宪益交给他们，他们要开他的批斗会。因为他们早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家里常有形迹可疑的外国人来来去去，生活方式也很资产阶级。好在外文局没有答应他们。杨宪益因此对单位心存感激，他估计他当时若落到那帮人手里，很可能会保不住性命。
来自居委会的“外患”虽然被挡住了，可是外文局里的“内乱”却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杨宪益这次没能像往年那样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无知的造反派小将们把矛头瞄来瞄去，终于对准了他。
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对他实行口诛笔伐。因为他曾写诗支持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于是他就成了“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有一天，造反派们把他带到饭厅，把三张饭桌高高地摞在一起，逼杨宪益站在最高一个桌子上面，“居高临下”地接受群众的责问和批判，持续了一个小时才把他放下来。
自此以后，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就隔三岔五地落到他头上。有时是一人单斗，有时是作为外文局头头脑脑的陪斗。杨宪益说他尤其不喜欢前者那种方式，因为要单独面对许多荒唐而幼稚的问题，还不能随便地应答。而后者的场面则有趣得多，因为常常会在造反派的逼迫下保持一些滑稽的姿势，领导们的体能体力往往不能胜任，以至惹笑全场，而他则可轻松地做那些动作，坚持几个小时也没问题。既然是陪斗，多半也就不是斗争的主要目标，他因此可以得闲偷眼旁观，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
当然这些话是杨宪益在事过境迁后说的，还是对当时的荒诞不经的一种蔑视。事实上，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以什么方式接受批斗，不是由他选择的，而更要命的是，他的神经已经有些承受不了了。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经历过文革的人，偶尔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还会不自觉地有点心惊肉跳，因为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播报阶级斗争新动向、揭发一小撮坏分子的各种反革命罪行，常常是用高音喇叭来作工具的。这种“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传播方式不知由谁发明，在那个传播工具比较简陋的年代，高音喇叭的确具有声音洪亮、传得远的效用，不仅对于空气有极强的穿透性，而且对人的神经也有极强的杀伤力。
那时杨宪益年已半百，经历过外寇入侵、内战以及改朝换代的战乱与动荡，也曾遭遇过人身危险。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次杨宪益从贵阳到成都去见即将首次分娩的妻子，搭乘了一辆运送邮件的卡车。因为邮件装满了车厢，他只能高坐在装满邮件的麻袋上。车在一个拐弯处，轧死了睡在马路上的一个国民党兵。司机猛踩油门打算逃掉，其他的士兵边追边喊，同时举起枪来，高高在上的杨宪益自然成为活靶子，幸好司机及时停车了。那一刻，万分危急，杨宪益却未觉得害怕。抗战胜利后，杨宪益一家从大后方回迁南京，乘坐一艘木头的帆船，夜里船行至三峡时，忽然传来船老大的声音，说船可能要沉，当然最坏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而当时杨宪益听了，竟也没有感到害怕。
可是，耳朵里日夜充斥着高音喇叭声讨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吼叫声，加上接二连三、各种形式的批斗，同事们也渐渐地待他与往日不同了，甚至不理他了。害怕的感觉生平第一次像章鱼的触手攫住了他的心，他感到孤立无助，他觉得他成了“社会的弃儿”。
杨宪益出现了幻听与妄想。
幻听是出现于听觉器官的虚幻的知觉，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被歪曲了的听觉，心理因素是引起幻听的原因之一，如过度精神紧张。它同时也是精神病人常见症状之—，尤其多见于精神分裂症。幻听分为评论性幻听、命令性幻听、争论性幻听和思维鸣响几类，杨宪益的属于第一类，这一类的症状是似乎听到别人在议论自己，议论的内容以负面性的批评、讽刺、责骂、诬陷为常见。精神分裂症的幻听多与妄想同时存在，比如病人听到声音告诉他，有人要对他进行迫害，病人可能在幻听的基础上产生被害妄想。
杨宪益就总听到同事们在商量要给他开批斗会，甚至于悄声说要把他打死。杨宪益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其实他们是在隔壁房间里商量事情，不想让我听见。而我却使劲听着，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听不清就自己想象。”
他把想象当事实，竟回到家里对妻子说，单位的同事们正商量着要害死他，他写了一封信，请妻子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请他们赶快来救他。
不知戴乃迭当时是否觉察出丈夫的精神出了问题，未觉察出来也不奇怪，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切都不正常了，一切皆有可能。人的思维如果还按常规常理常情来运转，那就不正常；如果按不正常的现实来考虑问题，那也不是正常的。在那种情况下，谁还能分辨得出来事情的原貌，事情的真相？
也许信送上去了，但是自然的，没有人来救他。
来救他的是时间。好在他病得并不算太严重。杨宪益的病，自1966年8月开始，到次年年初不治而愈。
杨宪益病中的痛苦，一是陷入担心命将不保的恐惧；二是无限怀疑起自己来，什么都不敢相信了。他曾清楚地“听说”一个同事先是受审，后来被打死了，可是他在食堂吃饭时却眼睁睁地看到了他！
杨宪益病好之后，造反派开批斗会也开得厌倦了，但是对杨宪益这类人的“改造”不能放松，因为大家都相信，我们如果松一松，敌人就会攻一攻。那时候的人还认为，思想坏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所以改造思想就从劳动开始，而越是重活累活越对改造思想有利。
还有一种活，虽然不一定重和累，甚至于轻松，却也常常与重活累活等同视之，那就是脏活。厕所与厨房往往是最脏的地方，于是杨宪益就一度被分派去打扫《中国文学》编辑部那肮脏不堪、臭气熏天的厕所了。
改造既然是强迫性的，自然就带有惩罚的意味。可是杨宪益却十分乐意去做这件事，一点也没有产生逆反心理。因为工作环境虽然很差，但毕竟是单纯的体力劳动，与精神折磨的批斗会相比，要令人愉快多了。
杨宪益干得不仅很愉快，而且干得很卖力。他把便器上的陈年污垢一点一点去除干净，使那个厕所成为外文局最干净的厕所。
仿佛是解决了厕所的问题，接下来就要解决厨房的问题了。杨宪益被派往厨房，具体任务是在煤堆里，捡出烧剩的煤块。杨宪益仍然干得很愉快，他觉得比待在憋气的办公室里强，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杨宪益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远离了写作，远离了翻译，与恶臭相伴，在垃圾中翻捡，体验像他这样的人在正常的人生航程中不可能遭遇的生活，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值得，而就是这样的生活也没能让他一直持续下去。仿佛一出戏，一定要经过一场大喜或大悲的高潮，结局才会到来，杨宪益就在“泰来”之前，进入“否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