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是以翻译工作立身于世的，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也是翻译，所以在任何地方、出自任何人之口的对他的介绍，排在第一位的，就永远是翻译家，著名的翻译家，其次才是学者、诗人等等别的身份。
杨宪益虽然译作等身，但他并不愿意把译事看得过重，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还说：“翻译没有什么，翻译就跟做木匠一样”。甚至于拒绝翻译家的称号，他说，“也许有人是翻译家，反正我不是翻译家。谁要做翻译家——有人愿意当，闹得很热闹——让他去做好了。”杨宪益如此，固然是谦虚，但也并非完全是虚言。如果当时生活道路的选择可以随心所欲，如果生活可以重来，他不会选择将翻译作为一生的主业，这就是他“谦虚”的真正原因。
杨宪益翻译生涯的正式开始，大概要从他被梁实秋请到国立编译馆去算起。
杨宪益入编译馆，介绍人是学者、诗人、江南才子卢冀野。那年戴乃迭不被中大分校续聘，杨宪益很生气，当然他也不可能再愿意接受该校的续聘。他们的一位姓张的邻居，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先生，新创办的贵阳师范学院本来要聘他去做英文系主任，可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想再跑远劳力费神，就来问杨宪益愿不愿意代替他去做那个系主任。杨宪益想了一下，同意了。
杨宪益与贵阳师范学院一接触，就像遇到一个一见如故的人，简直无处不满意：中央大学分校地处农村，他妹婿陶醉的田园风光，在他却觉得踏着泥泞的道路上下课实在讨厌，而贵阳师范是在城里的；中大分校的政治气氛太浓，贵阳师范浓的是学术气氛；在他看来中大分校只有一些好教师，但没有优秀的学者，而贵阳师范却有一些学识渊博、很有教养的教授。总而言之，他说，“从重庆来到贵阳，我似乎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政治阴谋，没有流言蜚语”。
在那些与杨宪益颇为相得的教授中，中文系主任尹石公与他特别要好。他与杨宪益一样，也十分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他还定期与校外当地的一些学者举行诗歌聚会，杨宪益后来也加入进去，偶然与卢冀野相识。卢冀野年长杨宪益十岁，对他很赏识。
当时在重庆北碚，还有一个国立礼乐馆，可以说是国立编译馆的兄弟文化单位，卢冀野在那里做顾问。杨宪益到国立编译馆任编纂，住的宿舍是礼乐馆的一个小楼，也是卢冀野给他安排的，与两位音乐理论家杨荫浏、杨仲子合住。三人既都姓杨，杨仲子取古语“三阳开泰”之意，笑称这座小楼为“三杨楼”“三阳楼”。杨宪益说那几年是他一生中除了牛津大学留学以外最愉快的时光，工作环境也舒心，与生活在周围的朋友相处也很好。
后来作了著名物理学家冯端妻子、后又做过杨宪益儿子的书法老师的陈廉方，家住在北碚附近的小镇天生桥，当时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与杨宪益夫妇不认识，她回忆最初见到杨宪益夫妇的印象：
“在靠近北碚的那段公路上，我经常会遇到一对在散步的异国伉俪，他们边走边谈，总是面带微笑。男的穿长衫，女的是外国人，穿的却是布旗袍，十分朴素。因为她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由此也可见杨宪益夫妇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清苦，毕竟还是安逸的，心情不错。
杨宪益与卢冀野的友情一直持续到卢冀野逝世。他们在北碚，经常来往，读书，喝酒，吟诗。那时，杨宪益翻译之余，常将他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产生的感想及考证分析而写成的文章投给报刊发表，卢冀野的鼓励使他写得更有劲。后来文章多了，他把它们合成一集，1947年就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零墨新笺》还是由他的卢兄给取的。
卢冀野还给杨宪益的一本翻译苗族的创世史诗取名为《苗本事谣》。他俩还合作翻译过印度古代剧作家迦黎达沙的《沙恭达罗》，那是一本英译本，卢翼野不通英文，但对此书很有兴趣，于是即由杨宪益口述，卢冀野执笔整理，译成中国传统式传奇。工作进展速度很快，只几天便完成了，由卢冀野取名为《孔雀女重合金环记》。
1951年春，卢冀野因病逝世于丁家桥铁路医学院，年仅四十六岁，杨宪益曾前往悼唁。1996年，卢冀野家人为他印选集，女儿特地从南京到北京，请杨宪益作序。杨宪益欣然应允，在序言中深情回忆了他与卢冀野的友情，称卢冀野为他“半个世纪前非常要好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