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与戴乃迭正式结婚。那一年，新郎二十六岁，新娘二十二岁，从此开始了他们相守相偕、此唱彼随五十八年漫长的、浪漫的、恩爱的婚姻之旅，直到1999年戴乃迭去世为止。
杨宪益夫妻俩一生中的工作时间大部分都用在翻译上，两人一起翻译。所以相较于其他夫妻，他两人不仅共同语言要更多一些，聚首的时间也长得多。既从事同样的工作，也就自然拥有共同的朋友，连交际与娱乐都更多地在一块儿。
一般夫妻各有各的职业，各有各的朋友圈子，平时早出晚归，有的人跟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配偶在一起的时间还多。而杨宪益他们俩则可以整天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五十八年，可能要抵得上旁人的六十八年、七十八年，甚至更长。
杨宪益与戴乃迭归国后，前几年在大学教书，可因大学多也不是纯净的空间了，他很不喜欢校园里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几个大学转下来，不免时时思迁，正好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负责人梁实秋对他发出了工作邀请，他于是欣然前往。这欣欣然，一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二是考虑到妻子。因为戴乃迭对在大学执教，也心生倦意，而她一直对中国文学与历史很有兴趣，也很有兴趣来翻译它们，如此两人可以一同工作，当然美了。
对于儿子的婚事，杨宪益的母亲早就等不及了，一再催促着儿子早点把婚事办了。她还亲自为准儿媳设计了一套旗袍作结婚礼服，上面绣满了龙凤图案。衣裳漂亮是非常漂亮，可是就要当婆婆的她却似乎不管那是什么季节！旗袍的质地是蚕丝，做得薄薄的，短袖，掐腰儿也做得很紧。杨宪益料到戴乃迭不会爱穿这件衣服，但见她终究还是在婚礼上穿上了，知道她是迁就他的母亲，心有所感。
除了罗家伦，杨宪益他们还请了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当主婚人。婚礼是中西合璧式的，也可以说是不中不西的。因为杨宪益与他的大妹妹一同举行婚礼，所以来的亲友也特别多，总共有一二百人。在重庆的一家大饭店里，十几桌的筵席显出盛大热闹的景象。两对新人站成一排，一起向来宾鞠躬致谢。
当时杨宪益的岳父戴乐仁还在甘肃工作，岳母塞利娜也从英国回到中国来，可因她难以适应中国西北的艰苦的环境，就到成都的一所大学任教，戴乐仁两地跑。戴乐仁夫妇也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当然此时塞利娜已经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了。
早在杨宪益与戴乃迭订婚之际，就对她究竟能否跟他长期过中国的生活，并非一无顾虑。虽然小时候她在中国生活过，但那时的生活，细究起来，还不能算是真实的中国生活：母亲的翅翼，家庭的屏障，把真实的中国生活隔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所以古老中国，在少女与青年时代的戴乃迭的回忆中，实际上是被艺术化了的。一旦真的要跟杨宪益落入中华大地的十丈红尘里，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样，过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像由玩票到下海，那滋味是完全不同的。
杨宪益对此，显然心里是清楚的。他了解英国的社会状况，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了解“戴家”的生活水平。有些方面，在中国人看来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英国小姐，也许就是难以忍受的大问题。比如在战争环境下的大后方，可能买不到鸡蛋、肉类；可能找不到佣人等等。
当他把这些生活在中国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向戴乃迭阐明时，戴乃迭的态度很明确，要跟他走的意志也很坚决。的确，无论是起先在战乱下的中国，还是后来在动乱下的中国，物质的匮乏，始终没有动摇她对他的感情，始终不曾令她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在杨宪益夫妇晚年时，有一次杨宪益对客人们笑言他年轻时是如何的英俊，所以才吸引了戴乃迭。戴乃迭立刻反驳，说她爱上的不是他，而是中国的文化。这当然是夫妻间的戏语。
戴乃迭之所以对丈夫对中国有始有终，除了她对丈夫的痴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痴迷外，性格中的执着成分也起了很大作用。早年欲嫁中国人时对母亲的拂逆，饱经磨难后思想的更加纯正，都似乎可见如此。黄宗江就曾回忆过文革后期的一个故事：
又一日，在杨家共饭共饮，他们的一位朋友、同事，一洋籍华人，据说是孙中山时代外交大员的公子，进来就坐就吃就喝，自是满口English。话间偶涉台湾，这位抛出一个词“Formosa”，时西方习称台湾为“Formosa”，据说原为荷兰海盗语，是他们初见台岛时的惊叹：“美丽的岛！”后被东印度公司沿用，又为西方通用，原非贬义或辱称，但既见诸美帝的白皮书，也就为我红色中国所不耻。洋人或洋籍华人口头出之，亦未见有恶意，但于乃迭却是一触即发。只见她杏眼圆睁，呵斥对方：“You"ve come back so many years， how could you be still so reactionary！（你回国已多年，怎么还能如此反动！）”该公子顿时面红耳赤，终席难再做一语，闷头一饮再饮苏格兰老牌威士忌。
早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戴乃迭就被官方的爪牙认定为英国共产党员，她却既不是，似乎也不想着要成为是。事实上，她与真正的英国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又是有差异的。解放后，他们家几乎成了洋人俱乐部，其中来往得多的，自然是英国人，其中又不乏英国共产党员。像解放前就来到中国的、老资格的英国共产党员阿兰·魏宁顿，还有南·格林、泰德·布德克、史珍妮以及托尼·杜雷尔等人，都是杨宪益夫妇俩的好朋友。当中苏两党分裂时，这些朋友可都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并为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离开中国。杨宪益在思想上也是倾向赫鲁晓夫一边的，可是不见戴乃迭这方面的鲜明态度，否则她也不是不可能在那时回到英国去。
虽然戴乃迭在自传里说自己到中国来，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取经，但实际上，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观念上是认同的。她的性格中，还有中国的革命者身上常见的某些性格特征。所以黄宗江说她“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比共产国际还共产国际”！
革命者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坚持下来，人们以往多以为凭借的只是理想与信仰的力量，而忽略了性格的力量。戴乃迭对丈夫矢志不渝，直把他国当祖国，人们多也将此归结于情感的力量，而同样忽略了性格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