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乃迭与牛津中国学会
我初到英国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到了伦敦，我的中学英国老师朗曼就给我找了两位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给我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是因为我要去牛津大学念希腊和罗马文学，而在当时去牛津读这种文学的学生都是在中学已经学过一点这两种文字，我在中学读书时却没有这种机会。我在伦敦补习了几个月，一九三五年初，去牛津参加入学考试，通过了。在墨顿学院面试时，校方问我学了多久这两种文字，我回答五个月，校方却认为学的时间太短，要我再补习一年，才能入学。另一理由就是当时牛津每个学院收取亚洲国家的外籍学生都有名额限制，墨顿学院当年已录取了一名从香港去的中国学生，所以我只能等下一年才能入学。
到了一九三六年，我应该在秋季开学时才去墨顿学院，但我决定春天就去牛津住几个月，熟悉当地环境。我到牛津后，认识了在当地居住和学习的中国学生，了解到这里的中国同学已经有一个“中国学会”。当时不同国籍的牛津外籍学生有些成立了同学会，如“日本学会”“中国学会”，也有些英国学生因不同政见或主义而成立了“保守党学会”“自由党学会”“共产党学会”“工党学会”等等。那时在牛津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不到二十人，但牛津的英国教员职工学生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到过中国的却不少，大概总有百八十人，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学会”，每一两星期聚会一次，邀请一两个人来谈中国问题然后大家讨论。
我到牛津时，正值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所以这方面讨论十分热烈。我去了不久，就担任“中国学会”的秘书，第二年又担任该会主席。乃迭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到牛津读书的。她到了牛津不久，就参加了牛津大学的“中国学会”，这是因为她父母都在中国工作，自己又生在北京，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我担任该会主席时，她自愿担任秘书。当然，那时牛津大学还是男女分校，她当时不是与我在同一学院，而是在另外一个女子学院读书。我读的是所谓荣誉学士学位，读期四年，包括一年多希腊和拉丁文；她读的是普通学位，只需要三年，所以她比我在牛津晚一年。她去牛津本来想读法文。我读完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后，又去读法国文学，所以我们做了半年同学。读了半年后，我们都感觉我们的法文基础不够，太吃力，所以我改读英国文学，她也改学中国文学，总之我们也可算做过不到半年同学。
我在牛津“中国学会”担任主席，她担任秘书，大概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以后快毕业了，国内的抗日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没有那么多的宣传工作要做，我们也就不太积极搞“中国学会”工作了。记得我初参加“中国学会”时，会员不过一二百人，后来因为我们积极鼓吹，会员升到两千人左右，这当然也是由于日本侵略我国初期，英国人民中很多人同情中国，后来第二次欧洲战争爆发，英国人民也就顾不得抗日宣传了。乃迭担任牛津中国学会秘书时，工作非常积极认真，我当时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秘书而自豪。
乃迭在中国
乃迭和我于一九四○年秋来中国。我们坐船先到香港，本想从香港经越南到内地，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北平都早已沦陷，我们不想去那里，决定去重庆，然后去昆明教书。结果到了重庆，我母亲不愿我们离开，只好去重庆附近的一个名叫柏溪的小镇，那里有中央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分校，在那里教英文。
我们同当地的同事和学生关系还好，但校方当局怀疑乃迭是共产党，所以只教了一年乃迭就没有被续聘，我们只好又转到贵阳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做英语系教授。我们去贵阳前，因乃迭同我已经结婚，她本想申请中国国籍，同我一起做中国人，但重庆当局一再拖延批准，因为当时外国人申请中国国籍的还不多。我们后来觉得乃迭保留英国国籍也好，因为有英国护照，去外国也比较方便，因此我们就放弃了申请。那时英国方面又通知我们，要乃迭放弃英国护照，理由是战时英国女子同外国人结婚的，应该放弃英国国籍，由大使馆收回护照，除非对方是敌对国家，可以保留原有护照，这样乃迭就变成没有英国国籍的人。这种情况继续了好几年，直到日本鬼子投降，英国政府又改变了政策，由大使馆还给乃迭英国护照，重做英国公民。这一切我们都毫不在意，因为我们反正当时在中国内地，也没有出国的机会或要求。后来乃迭也没有再申请中国国籍。乃迭自己说，她认为中国是她的第二祖国。实际上，乃迭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虽然后来回过英国好几次，所以不管护照国籍如何，她总可以算是大半个中国人。
解放后，她在名义上是外籍专家，外文出版社拿她当作外国人看待。她自己也从不干预中国政治。历届运动都不要她参加，她也从不过问。我记得“文革”初期，江青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各国文化传统的议论，否定在马克思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等在内，当时有编辑建议乃迭翻译介绍这一篇文章，乃迭婉言拒绝了。还有当“四人帮”刚刚垮台时，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短文，把诗人艾青的名字同姚文元等一伙放在一起，那时艾青刚从新疆回到北京，我们同他很要好，常常去看他。这篇骂艾青的短文用的是笔名，不是真名字。我看了这篇文章，提请乃迭注意，乃迭就自己写了一封信，寄去质问《人民日报》副刊。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回了一个电话道歉，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这个人我也认识。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明乃迭虽然平常对当时中国的“左倾”幼稚病是不干预的，但遇到与她有关的人和事，还是立场非常坚定鲜明的。
在那时候，也有人怀疑乃迭给英国朋友写信时说过不适当的话，泄露过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猜疑是无中生有，我知道乃迭给家里人或朋友写信，从不散布什么小道消息，只谈些家常琐事。她的言论一直是非常慎重的，在这一点上，她比我要好得多。
乃迭的翻译工作
我原来并不想做一个翻译匠，小时候读书时也没有想过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但在天津读中学时已经有时把个别英美诗歌试译成中文旧体诗，这只是为了好玩。在牛津读英国文学时，也曾把《离骚》译成十八世纪的英文诗，给我的英国导师看，这只是因为他本人是个诗人。那时我才认识乃迭。乃迭在牛津是第一个选修中文的学生，我当时为了帮助乃迭学中文，也有时同乃迭合译过一些中文古今文学作品，如唐代的传奇小说、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艾青和田间的新诗等。回国后也是这样，记得当时两人就合译过小说《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鲁迅的《朝花夕拾》《阿Q正传》等等。一九四三年两人到了国立编译馆，同译《资治通鉴》，这是两人合作以翻译为职业的正式开始。
解放后，编译馆被取消，我们又一同参加了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此后几十年间我们合译过的中译英文名著不下百余种。记得最初出版的有原来旧译的《儒林外史》，同冯雪峰商讨决定的《鲁迅选集》四卷本，由黄永玉画插图的白族长诗《阿诗玛》，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还有冯雪峰同志自撰的《雪峰寓言》。原来外文出版社社长刘尊棋同志与我一同计划出一套一百种古典文学名著和一百五十种当代文学作品，后来刘尊棋同志离开，这个大计划成为泡影。以后我们只好按照新来的领导旨意，有时为了配合京剧和地方戏出国，翻译一些戏剧剧本，如《白蛇传》《打渔杀家》《秦香莲》《拉郎配》等；有时为了宣传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与友谊，翻译法显的《佛国记》、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的《中印文化史话》等；有时为了宣传毛主席的“不怕鬼”思想，翻译一些《不怕鬼的故事》等。当时因为参加了《中国文学》期刊，所以在杂志上，每月都要介绍一些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同时也还为外文出版社出几本书，后来又为《中国文学》编辑出版了一套《熊猫丛书》。
我们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我翻译初稿，然后由乃迭修改英文，成为定稿。我翻译初稿大致都是在打字机上译一遍，乃迭修改则常常要打两三遍，所以她用的时间一般都比我多。她翻译中文诗歌常常觉得没有把握，有时要改许多次。记得我们合译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时，她曾改了同我商量，又重新修改，一共改了七八次。后来翻译《红楼梦》，碰到书中的诗词时，也改过好几遍，所以我们合作时，她费的工夫总比我多得多。后来她翻译当代小说时，都是她自己译初稿，我只帮她校对一下，这样她的工作量就更多了。今天大家说起来，好像所有译文好坏，都归功于我们两人，其实她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她每天上班工作时，都非常认真，从来不同大家闲谈，浪费时间，同事们也都称赞她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典范。
回忆乃迭生平，值得一提的事还有很多，但我只想写这几条。至于她晚年生活和工作情况，她自己没有写下去，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也不想写下去，留给朋友们补充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