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戏剧都起源于民间歌舞，古代希腊也是如此。古代农民庆祝一年的收成，到了冬天都要喝酒歌舞热闹一下；第二年春天又要歌舞祈求天神的保佑，希望得到丰收。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雅典城每年有两次戏剧节，一次演喜剧是在一月底，约当我们的伏腊或元旦；一次演悲剧是在三月底，约当我们的三月上巳（在我国古代，伏腊与上巳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两个节日都叫作“酒神节”，前者是小节，后者是大节；这两个节日显然与古代希腊人的农业劳动有密切联系。每年酒神节举行戏剧汇演时，作家可申请参加，有国家供给歌队和演员排演，演戏的费用由富有的公民负担，并评比剧本发奖。每一个节日都要热闹几天，每次都要上演十几个剧本。戏剧上演是在很大的露天剧场里，雅典的戏剧场可坐三万人，池座前排照例是保留给政府首长和外宾的。雅典人看戏也很便宜，票价一律是两个小银角子(叫作“奥波尔”），约合我们的五百元人民币。在公元前四世纪时，由于贫富差别日益增大，许多公民看不起戏，政府就代他们出钱买票。在古代雅典的自由公民不过七八万人，妇女又是照例不看喜剧的，享有政治权利的成年男子只有两万多人，剧场座位足够，买不买戏票又无所谓，所以雅典的男公民是没有不看戏的。演员也总是男人，戴上木制或布制的面具，穿起花花绿绿的衣服，戏剧角色常常有假的大肚子或其他古怪打扮。
古代雅典戏剧的高度发展是和它的奴隶民主制度分不开的。一方面，由于它是奴隶社会，公民不过七八万人，而奴隶则有三十几万，约当自由公民的四倍；这就使自由公民摆脱了生产劳动，把全部时间都放在享乐、社会及文化活动方面；每天除了逛市场进行交易，就是理发洗澡，或吃酒谈天，在节日则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戏。在这样的悠闲的生活里，当然有许多时间从事社会及文化活动，从事对于戏剧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民主政体，公民都有政治权利，可以选举或罢免他们的领袖，节日的盛会也就是公民开展政治活动的机会；而雅典的民主又是奴隶制的民主，富有而有声望的奴隶主、职业政治家们实际上掌握国家大权，他们可在公开集会中以其煽动言辞取得公民们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很情愿奖励戏剧会演，拿出钱来排戏，或请没有钱的公民看戏，以增加他们的声望，使他们在选举中多得几票；因此戏剧就有了几万自由公民作为经常观众和批评者，又有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奖励和支持。可以说，在过去阶级社会里没有任何国家的戏剧是具备了像古代雅典那样优越的条件的；这就是古代雅典戏剧得到惊人发展的原因。一方面，古代雅典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戏剧的高度发展；反过来，戏剧又启发了民众思想，教人考虑许多问题，从而提高了文化水平，使建立在广泛群众基础上的雅典文化内容更丰富，更有多样性和深刻性。作为雅典社会前进的上层建筑，希腊戏剧是对西方文化做了巨大贡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其他文化中心，虽然也有和古代雅典相类似的经济基础，但缺乏雅典的民主政体，戏剧就没有同样高度的发展。比如说，我国古代也有过初期的喜剧，阿里斯托芬的时代（公元前四四五年到公元前三八五年）也正是我们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田和并齐的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我们可以说当时战国的经济基础和当时的雅典社会是颇为相近的。战国时代的俳优也就是初期的喜剧，当时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晋国的优施等都可算是初期喜剧作家（古代的戏剧作家都是参加表演的）。但战国的俳优显然没有那样好的社会条件，未能发展为成熟的喜剧。我们再看古代希腊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与雅典争霸的斯巴达，在那里喜剧也没有得到发展，原因也是这样。
斯巴达和雅典不同，它是贵族奴隶主经济基础的社会；雅典的工商业奴隶主经济和民主政治与斯巴达的贵族奴隶主经济和贵族政治在发展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阿里斯托芬的时代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这也就是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战争。战争经过长期复杂的变化过程，在战争期间，雅典内部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已被打倒的贵族残余利用战时人们的不满情绪和社会动荡，企图夺取政权；这些党派斗争大大削弱了雅典的力量。最后，数万奴隶的逃亡又给了雅典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遭遇彻底破坏，阶级矛盾尖锐化和军事财政崩溃的情况下，雅典终于失败，繁荣的发展受到阻碍，战后希腊人进入一个衰落时期。现存的十一个阿里斯托芬的剧本中，前九个都是在战争期间上演的，除了讥讽当时一些人物外，这些剧本大半都反映了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志和对和平的强烈要求；最后两个剧本是战后上演的，它们反映了战后雅典的悲惨情况并尖锐地提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阿里斯托芬剧作中最富有幻想的一个剧本，是公元前四一四年上演的《鸟》。这个剧本除了一些暗示而外，政治倾向虽不太明显，但它显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它是欧洲文学上乌托邦最早的一个范例。《鸟》的剧情是这样的：两个老头子，一个叫欧尔庇得斯，一个叫珀斯忒泰洛斯，在雅典都住厌了，想找一个另外的安身之地。他们在鸟市上买了一只喜鹊，一只乌鸦，希望这两只鸟能带他们去找一个神话里的忒柔斯。这个忒柔斯原来是某地的国王，与妻妹通奸，结果他和妻子、妻妹三人都变成了鸟，他变成了一只头上有三簇毛的怪鸟，名为戴胜，他的妻子变成夜莺，妻妹变成燕子。这两个老头子就去找忒柔斯变成的戴胜，希望鸟类能告诉他们何处有安宁的乐土。戴胜建议一些城市，他们都不喜欢。后来珀斯忒泰洛斯忽然想出一个主意，要在空中建一个鸟类的国家，戴胜于是找群鸟来商议，这就是第一段“开场”的内容。
群鸟（即歌队）进场后，他们听说两个凡人要在鸟群中住下，就很生气，因为人们常常迫害鸟类，他们就要攻击这两个人。但珀斯忒泰洛斯说服了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建立了一个空中国家，不使人类的献祭牺牲到达天神那里，他们就可以使天神屈服，夺取他们的统治权。群鸟赞成了这个建议，并为了新城的奠基礼，举行献祭。这时人类听说建立了这个新城，许多要占便宜的人就纷纷赶来。首先来了一个穷诗人，讨去一些衣服；又来了一个算命先生，一个阴阳先生，一个地方官，一个报贩子，这些想要占便宜的人都挨了一顿打，跑开了。后来有报信的告诉珀斯忒泰洛斯城墙建好了，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有个天上的女神飞来警告他们，女神被开了一次玩笑，狼狈而逃。要求过鸟的安宁生活的人继续来此；在这里作者同前面一样又讽刺了当时雅典社会上一些典型人物，如要杀死父亲好去继承遗产的儿子，轻飘飘的舞师，靠打官司吃饭的讼师等，当然鸟国都不接受这些人物。
最后天神们也来了。首先来的是偷火的巨人普罗米修斯，他是反对天神的，因他自己曾遭受过刑罚；他告诉珀斯忒泰洛斯如何夺取神的统治权。接着是天神的代表们来了，谈判结果，天神完全屈服，把统治权让给鸟类；在歌队的退场歌中全剧结束。这剧情也许让人觉得有些想入非非，但通过对剧中一些典型人物的讽刺，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雅典社会的形形色色，和当时人民厌恶战争要求过安宁生活的和平愿望。
在形式上看来，希腊戏剧虽不分为几幕几场，并没有幕起、幕落或更换布景，但它的结构还是有个固定形式的。歌队入场前必先有一段“开场”或“致语”，然后是“歌队进场”，然后是正文，分为若干段，每段与下一段间都有“插曲”，最后是“退场”。开场的致语是为了便于介绍剧情。从歌队的进场和退场可以看出喜剧起源于歌舞，许多方面是与我们宋代的戏曲演变很相像的。正文分为若干段，每段中间有插曲，插曲开始时，歌队到前面且歌且舞，便于后面的角色移动，换景，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后日戏剧的一场或一幕。
阿里斯托芬喜剧里一些很好的东西并不是他独创的，古代喜剧里就有这讽刺当时坏人坏事和对当时一切危害社会的现象进行无情攻击的健康传统。这在我国的古代戏剧里，从战国、秦、汉的俳优，到唐宋的杂戏，也都是这样，直到近代京剧和地方戏里小丑的打诨也还部分保留着这个讽刺时事的传统。这种喜剧里的自由讽刺在古代希腊叫作“巴雷西亚”。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看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又会感觉里面一些关于性行为的粗亵笑话有点刺目，这也是古代希腊喜剧的特点；希腊妇女是不看喜剧的，喜剧只是成年男性公民的娱乐。
当时与阿里斯托芬齐名的其他喜剧作家，如克拉亭诺斯和攸波力斯，他们的作品被保留下来，阿里斯托芬的十一种喜剧被保存下来还是由于亚历山大派学者们把它当作文法范例来研究的缘故。虽然其他希腊喜剧没有被保留下来，但阿里斯托芬是古代喜剧作家中最卓越的一位也是无可置疑的，他的作品单独被保存下来也就说明了这一点。从阿里斯托芬的十一篇喜剧，我们看到了古代希腊喜剧的人民性和现实性，它们的“爱憎分明”，无情地攻击坏人坏事和一切危害社会的现象的严正态度，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