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文化(1)

一、魏皆南北朝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背景

1．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文化的时空范围

魏晋南北朝是长期分裂、战乱频仍、封建王朝不断更替的时代，也是人口大幅度流动、民族融合深广、汉族进一步扩大的时代。这个时期，就王朝更替而言，起自公元220年曹丕受汉禅称帝，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共369年；但史家习惯于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迁献帝都许算起，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前后近400年。

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各路军阀借镇压黄巾军之际，纷纷抢占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诸侯割据状态。经过不停的征战，最后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受汉禅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世称蜀。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但是，这种局面维持得并不长。公元263年魏灭蜀汉，265年，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称帝，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随着吴主孙皓递出降表，东吴灭亡，三国结束，开始了西晋短暂的统一。

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消耗了西晋统治集团的内部力量，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加深，居住在西北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族纷纷爆发起义。公元311年刘曜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又攻破长安，俘获晋愍帝，宣告西晋灭亡。逃到江南的司马氏贵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

西晋灭亡后的北方从刘渊于永嘉二年（308年）称帝开始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共约130年时间，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不断的混战中纷纷自称为王，建立政权，总共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16个政权存在，史称十六国。东晋与十六国南北对峙，史称东晋十六国。

公元420年在南方的东晋司马氏政权被刘宋取代，开始了宋、齐、梁、陈的更替，史称南朝。在北方，北魏于公元439年灭掉最后一个政权北凉，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地方割据、混战不堪的局面。经过约一百年的发展，北魏内外矛盾激化，公元534年高欢逼迫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另立孝静帝，迁都邺城，分裂了北魏，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鸩杀西奔长安的孝武帝，废魏自立，建立北周。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重新统一北方。这一段时期，史称北朝。公元581年杨坚逼迫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分裂了200多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统一的隋政权走上了历史舞台。

2．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特点

第一，政权更替频繁。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少有的朝代更替、国家易姓频仍时期，从三国开始到隋朝统一的360多年中，在整个中原大地、大江南北先后建立过35个不同的政权，其中统治时间较长的东晋和北魏也只有100来年，而短的政权如前赵、后凉、南燕等统治时间只有十数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如走马灯般轮换。政权的频繁更替，带来了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谋杀篡位，以至军事上的征战讨伐，造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极大地影响甚至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门阀制度盛行。

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时期，可以说都是在门阀制度的阴影下生存的。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极其完善，但也开始走向僵化，使品评乡党人物不再重视才能而只重视门第。尤其是南北朝之后，门阀制度被推向极端，九品中正制衰落，仕进完全讲究血统，查阅谱牒、辨别姓氏以防止士庶混淆，先人的名位，成为任人以用的先决条件。高门势族掌握着国家权力，寒门庶族受到严重排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畸形社会治理结构。

第三，礼制控制放松。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社会动乱，政权更替频繁，统治者的精力多集中于对皇权的争夺和巩固，而基本上难以顾及对社会生活的礼制控制和规范，所以，总结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社会风气比前代大为开放，人们社会生活的自由度也较秦汉时期要大。如妇女生活，按照汉代礼仪，“妇人不与宴会”。但三国魏时，“妇女与宴会”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此外，妇女在爱情与婚姻观念上也表现得比较开放。据《晋书。贾充传》记载，贾充次女贾午爱慕韩寿，即与之私通，贾充觉察后，便顺水推舟，把贾午嫁给了韩寿。位极三公之尊的贾充，在女儿婚姻问题上能如此开明，可见当时礼制之宽松。

第四，汉族成分扩大。

从东汉以来，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到西晋时，在辽西、幽并和关陇等地，已“与华人杂居”。两晋之际的中原战乱，使汉族人口大量外流，为西北少数民族的南下和东进提供了可以植入的空间，从而使山东、关东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明显变化。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先后建立了政权，以致“胡旌扬月、羯马腾风”[1]，使华北平原、关中平原的民族成分日益复杂，形成胡汉错杂混淆的局面。在南方，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原是蛮、僚、俚、俣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经汉末和两晋之交两次大规模的北方移民的南下，到东晋时已改为汉蛮、汉僚、汉俚或汉俣杂居之区，如东晋后的僚族，“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2]。南朝时“南蛮杂种，与华人错居”[3]。

在与汉族的“杂居”、“参居”或“错居”中，南北许多少数民族以不同方式，先后被汉族所同化。在北方，入主中原的“五胡”抛弃原来落后的传统，转而接受汉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演变成汉族的成员。在南方，东晋及南朝政权对南方各少数民族，采取各种手段，将他们变为编户、依附民等人口，直接由国家控制起来，最终导致他们被汉化。到隋统一时，北方的鲜卑、羯、氐及匈奴、羌人的大部已散失了其民族特质，融合于汉族之中；南方的蛮、僚、俚、傒等民族的大部分，“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4]，“于诸华不别”[5]。而汉族则在同化南北各少数民族的同时，实行了自秦汉形成以来的第一次大换血，从而壮大充实了自己，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隋唐帝国的历史舞台上。

3．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这一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强烈碰撞和密切交流的时期。就北方而言，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政权的割据到北魏统一北方，再由北魏分裂到被北齐北周取代，汉胡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始终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实行的改制政策，更是促进了汉胡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这一时期的南北民族文化大碰撞、大交流中，由于各民族间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生产方式的不同，也给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抉择机会，从而使此时的社会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调。

频繁的政权变更和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们只是专注于政治上的勾心斗角、篡权争位，而难以顾及思想文化的整肃和控制，故自汉武帝以来一直处于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学，受到冷落，礼制控制放松，代之而起的是玄学的兴盛。同时，在动荡的社会中，到处充满战乱、灾难和死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这就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土着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均得以广泛的传布弘扬，逐渐进入它们的兴盛时期。道教提倡修炼服药，寻求得道成仙、长生不死。因此，从魏晋开始，服散成风，隐居修炼成了一种崇尚。而佛教则渲染来世，人们只要诚心念佛、多做善事、布施财物就可修成来世，往生极乐世界。因此，凿石佛、造寺庙、居家礼佛成一时之风气。宗教文化得以空前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依照自身的规律发生、发展和演变的。

二、魏皆南北朝汉族风俗文化89变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族风俗文化，基本上是以秦汉风俗文化为主体，而有所损益。其中既能寻到秦汉传统的因子，又可发现本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替、礼制宽松、宗教盛行、民族融合等时代特点烙给它的印记。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变迁轨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汉胡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族风俗文化与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最激烈、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两种风俗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时期。此时汉族风俗文化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吸收和摄取首先表现在衣食住行物质生活风俗方面。比如胡床，又名交床、绳床，本是胡族的一种简单轻便的坐具，可开可合，携带方便，东汉时已传人中原，魏晋南北朝时则大为盛行。《晋书·五行志》曰：北方“相尚用胡床……自太始（256～274年）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而且在军旅中也得以广泛使用。《晋书·张重华传》载曰：“谢艾与麻秋华战，下车据胡床，指挥处分。”由于胡床的流行，改变了中原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跪坐和箕踞的坐姿坐式，形成了“交胫肆踞”[6]的胡坐：两脚分叉垂下，着靴或着鞋而坐。《梁书·侯景传》载曰：梁末侯景篡位后，“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因此，魏晋南北朝以后，“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7]又如胡服，此时对汉族的影响也日趋加强，以至当时的汉族社会，穿着胡服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汉族传统服饰是“上衣下裳”，“裳”即裙，虽然汉族在裙子里面也穿裤，但这儿的“裤”是一种开裆裤[8]。而南北朝非常流行的裤褶服，则是上衣下裤的胡服，其裤则是满裆裤。但裤褶服作为胡服，能在汉族地区流行，是经过了改进的。主要特点是变左衽为右衽，变小袖为大袖。这是汉胡交融的结果。流行较广的系身腰带蹀躞带和长筒靴。也属胡人创制。沈括曰：“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缘，短衣长鞃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9]此外，还有胡帽、毡帽、辫发等胡式服饰，胡饼、酪浆等胡式食品，均在魏晋南北朝时纷纷进入中原，为汉族社会所吸取和利用，成为汉族风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影响至今犹存。

此外，原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社会风尚也被汉族社会所吸收和接纳，出现了汉胡交融的风俗文化景观。如北方汉族社会的妇女主家之俗，就是受少数民族社会风尚影响的结果。《颜氏家训。治家篇》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这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汉族传统观念截然不同，是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反叛。

2．南北异趣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风俗文化变迁的又一特点是，南北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这种差异既有地理环境不同的原因，也有民族源流不同的原因，更有南北地方政权割据所带来的政治、文化原因。三国时期，北方的曹魏和南方蜀汉、孙吴的三足鼎立；东晋时，东晋与十六国的南北对峙；南北朝时，南朝政权与北朝政权的对立，其中既有不同民族政权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差异，也有同质文化因地理环境隔绝后发生分化而造成的差别。顾炎武所说的当时南方轻薄奢淫，北方则斗狠劫杀则是这种差异的主要特征。除此以外，当时风俗文化的南北差异是多方面的，它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有各自极其明显的特点和区别，像裤褶与袍衫，茗饮与酪浆，席地与胡床，骑马与乘车等，都显示出强烈的差异性。如裤褶，在南方，因是胡服，而曾为礼所不容，宋后废帝因常穿裤褶而被讥嘲[10]；在北朝，裤褶不仅作为礼服流行于男性社会，而且还为妇女所崇尚。《邺中记》曰：石虎时，“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着紫纶巾、熟锦裤褶”[11]。从中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汉族社会风俗文化南北异趣的变迁特点。

汉族社会风俗文化这种南北异趣的变迁轨迹，在吴越民风前后截然不同的突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三国孙吴时，尚“矫材悍壮”[12]的吴越民风，到齐梁时，已变得文弱怯懦，官僚贵族“肤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13]；到隋统一时，已经“君子尚礼，庸儒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了[14]。考察吴越地区民风变化之原因，最主要的是与当时战乱所引起的大批中原人口南下有关。而此时的北方，则因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其民风依然是“尚武”、“任侠”。如两晋之际的祖逖，《晋书·祖逖传》曰，“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祖逖原居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西晋亡后率乡党宗族南迁，后又以其乡党、宗族为核心聚集精兵，抗击后赵，这与他平时的豪侠之风是分不开的。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南北差异，是由国家分裂、南北阻隔，以及民族融合的程度不同等原因所造成的暂时性局部性差异，是民族文化“大同”中的小异。这种差异随着隋唐时期国家的重新统一和民族文化的重新整合，均融入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长河。

3．注重实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争战杀掠和政治阴谋时刻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这就势必造成社会心理的焦躁和不安。为了求得生存，人们在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实用性，使它更接近于现实、更具有直接目的性和更符合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不在乎它是否合乎社会礼仪和文化传统。如胡服是早在战国时期因为战争需要从赵武灵王开始就已经采用了的，但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争频繁，而胡服紧身窄袖、方便行动，具有实用性，所以能盛行开来，并成为居常服饰，后来又发展为朝服。神灵信仰也是如此，如各地城隍信仰的流行，虽然源自某种神奇的传说，但从社会心理角度去看，它仍然是民众在连绵不绝的战乱中，出于保护生命财产的现实需要，而相沿成俗的。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晋南北朝的薄葬。汉末的战乱，使许多人看到了厚葬之墓被盗挖所带来的暴尸山野的惨境，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厚葬弊端的反思。曹丕曾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15]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曹操在死前遗诏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16]魏文帝曹丕遵父制，实行薄葬。受王室的影响，大臣高官也纷纷实行薄葬，形成一个薄葬的高潮。东晋之后，由于南方社会相对安定，薄葬渐次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