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旭接着说道：“杨嗣昌既建‘四正六隅’之说，乃专委于熊文灿，熊文灿主抚议，与前策相抵牾。既已任之，杨嗣昌乃曲为之解，上疏言网张十面，当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以陕西巡抚断商洛，郧阳巡抚断郧襄，安庐巡抚断英六，凤阳巡抚断颍亳，并以应天巡抚之军出灵陕，保定巡抚之军渡延津，以总理熊文灿提边兵，监臣卢九德提京师禁旅，豫抚提河南陈永福诸军并力合剿。若关中大贼逸出关东，陕西巡抚则提曹变蛟等军出关协击，期以三月之期尽诛巨寇。倘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以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以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届时督抚总兵用心，军旅将士效命，何贼不平。疏定是年（崇祯十年，1637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
“初熊文灿方代王家祯总理五省军务，即请副将左良玉所将六千人为己军，左良玉宿将桀骜，不受文吏节制，终弗与。熊文灿自粤赴任，曾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千人以自护，其弓刀甲胄甚整，亦与左良玉之步卒不睦，左良玉乃大骂不休，熊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然左良玉擅往郧阳攻打张献忠，终不为熊文灿用。及抵安庆，帝所遣中官刘元斌、卢九德监京师勇卫营军者亦至。熊文灿托杨嗣昌言于帝，终得以边将冯举、苗有才兵五千人隶焉。苗有才败于真阳，而京营将黄得功连破贼兵，军威甚振。”
“是时因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众贼均惧不已，及熊文灿督师至，京军屡捷，群贼益惧，熊文灿乃决计招降。熊文灿初抵安庆即遣人招降于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乃益刊招降檄，遍悬通都之地，其文有“心示众家贼，待以不死”，又请尽迁民与粟闭于城中，欲使贼无所掠而自退。帝闻之怒，先帝为之怒，责熊文灿甚深，朝中亦多责难，杨嗣昌心亦非议之，但仍为之曲解，并予畿辅、山西兵各三千。越年刘国能果降，而献忠袭据谷城。会黄得功又大破贼于舞阳，马士秀、杜应金半夜降于信阳城下。”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良玉与总兵陈洪范大破贼于郧西。献贼假官军旗号屯于南阳南关，欲袭南阳，左良玉适至，疑而急召之，献贼逸去，左良玉急引军追之至郧襄一带，部将罗岱箭发两矢射中其肩，左良玉追及，亦以刀拂中献贼面额，献贼面流血几被擒，其部下力救以免，遂逃之谷城。献贼为左良玉大败，损失颇重，本人亦为左良玉所创，其部众困饥多散去，献贼穷困不堪。时熊文灿决计主抚，刊檄招降。是年春，献贼忠以重宝贿赂熊文灿及总兵陈洪范，又使人赴京师贿首辅薛国观，遂于是年四月初八日降于谷城。献贼未举之时长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时军中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献贼乃逃去。是以献贼乞降于陈洪范，请率所部杀贼效力。因有献贼穷蹙，亦因陈洪范以降之语。”
“其时已逾所订三月灭贼之期，杨嗣昌上疏引罪并荐人以代。先帝不许，命察各督抚其间功罪，杨嗣昌乃上疏言熊文灿兼办江北、河南、湖广贼，招抚刘国能、张献忠，大战于舞阳、光山，剿抚俱有功，应免罪。而洪承畴专办秦贼，而贼往来秦蜀自如，剿抚俱无功，不免于罪，宜遣逮，然其受军民爱戴，请削尚书以侍郎行事。其余诸巡抚总兵各有功劳过失，其间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与期五月平贼，逾期与洪承畴一并逮治。”
“其时熊文灿在裕州，马进忠、罗汝才众贼聚于南阳，熊文灿为招抚计，竟下令杀贼者偿死。贼犹不肯从，熊文灿竟以金银玉帛美酒犒之，名曰‘求贼’。先帝得密告知其情状，乃曰‘文灿大言无实’，熊文灿大恐不已。及孙公出关击贼，时杨嗣昌已入主中枢，熊文灿欲以为引，非但不予相助反而掣肘，令不得损其招抚之功，孙公无如奈何，遂引军还。九月间熊文灿至襄阳，群贼则分踞于郧襄险要之处，诸将皆请战，熊文灿乃议分兵，卢九德曰：‘兵分则力弱，一战失利全军动摇，莫若合力而共击之。’众曰善，乃以佥事张大经监大将左良玉、陈洪范军，以通判孔贞会监副将龙在田军，与贼战之于****，大破群贼，斩首二千余级，罗汝才、惠登相率九营走均州，射塌天率三营逃光、固。”
“待大清第四次入关，京师于十一月戒严，朝廷急招洪承畴、孙传庭入卫，罗汝才等皆以为前来讨己，皆惧而叩求于文灿，得熊文灿许之。乃置罗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四营于郧县，置惠登相及王国宁、常德安、杨友贤、王光恩五营于均州。”
“时京军、左良玉军皆已入卫行，马士秀、杜应金遂叛于许州。初马士秀、杜应金等半夜降于信阳城下，左良玉令其就于许州郊外，许州乃左良玉并诸将妻子及所得资帛所在，左良玉久征不归，马士秀、杜应金乃假左良玉军号入城，半夜劫库杀官吏并烧城南楼，挈其资往投贼魁射塌天。次年三月左良玉还军，先破降马进忠，既以刘国能击降射塌天，左良玉始易其名为李万庆，马士秀、杜应金亦再降。熊文灿遂上疏言其兵威震慑群贼降者接踵，十三家反贼仅余革里眼、左金王、马光玉三部，旦月可平矣。先帝优诏报之。”
“先帝以杨嗣昌之才而用之，本非廷臣之意，知其必有谏言者，凡者辄斥。当初后金入寇京师被兵，枢臣皆坐罪。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兵由大安口入，京师告急，兵部尚书王洽急征四方兵入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满桂、赵率教等先后至，皆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兵部侍郎周延儒、检讨项煜乘机构陷，遂下王洽于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次年四月王洽死于狱中，寻论罪竟坐以大辟之罪，时人多为王洽惜之。”【关于王洽】
“崇祯九年兵部尚书张凤翼出督师，服毒死后犹削籍。及是，济南告陷德王被执，清兵游骑达于兖州，竟亡六十余城，给事中李希沆曾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直侵于杨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奈何先帝之眷宠杨嗣昌不衰，竟怒贬李希沆秩，夺王志举官。杨嗣昌既有罪，先帝又数逐言官，中外益不平。杨嗣昌亦不自安，屡疏引罪并荐四川巡抚傅宗龙以代，然终不过落职冠带视事，未几又以叙功复之。先帝又命杨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之罪，罪列五等，上至巡抚总兵总监分监，下达副将游击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杨嗣昌贬削不及，朝野哗然。”
四人再度愕然，李光壂摇头苦笑道：“姜公子厉害，委实厉害了！”姜旭淡淡一笑接着道：“京师戒严之时，廷臣即请以练边兵，杨嗣昌乃定议：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共练兵十八万人，其中三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兵三万，以二万人驻怀来，一万人驻阳和，以期东西策应。余者授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兆五镇练兵十五万人，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两镇练兵二十四万人，其中五总兵各练万人，蓟辽总督练兵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撤通州、昌平二督改任以二侍郎，专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并保定之兵，共练兵十五万，四总兵各练兵二万，总督练兵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畿辅重地议增监司四人，大名、广平、顺德各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间各设一人，蓟辽总督之下增设监军三人。此杨嗣昌所议之兵凡七十三万有奇，然各府民流饷绌，均未尝有其实也。”
“先帝又纳副将杨德政之议，府撤通判，改设以练备，其秩次于守备，州撤判官，县撤主簿，改以练总，其秩次于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额一千，州额七百，县额五百，其职扞乡土不他调。杨嗣昌以事有缓急请先行之以畿辅、山东、河南、山西诸地，于是有练饷之议。初杨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以半数，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于民，杨嗣昌即言：‘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又添练饷七百三十万。”
张文耀叹道：“九边自有额饷，若予新饷，则旧饷何筹？况边兵本多虚额，今指为实数，即饷尽练数亦不足。且边兵分防不能常聚，所行者只顾抽练而其他皆不问，边防愈弱而抽练徒虚，至州县之下民兵之练益无实，徒费厚饷。然既以杨嗣昌主事，事事无巨细皆莫敢难也。万历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为辽饷。现又增剿饷、练饷，其额早溢之。先后增赋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万，致使民不聊生，为盗者益多矣。”
姜旭道：“初张献忠降时，拥兵万人雄踞谷城，索十万人饷，熊文灿但与之，并为之请官请地请关防，张献忠曾列军状曰随时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乃知张献忠必复叛。其后罗汝虽降亦不肯释甲，及马进忠、李万庆等并降，群寇只余于革里眼、左金王、马光玉三部，熊文灿以为得策，只谓天下且无贼也。”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反于谷城，劫罗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惠登相等五营降，置于均州，及张献忠反，其惧官军往讨，又自相疑忌，乃歃血盟拒张献忠，未几亦叛去。”
“先帝闻变大惊，削熊文灿官戴罪视事。七月，左良玉罗英山败于张献忠，先帝闻败大怒，诏逮熊文灿，特旨命杨嗣昌代之督师，并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九月二十九日杨嗣昌抵襄阳入熊文灿军，即逮熊文灿送京师下狱，坐以大辟之罪，熊文灿所亲之姚明、恭柄国皆不能救，杨嗣昌犹为其疏辩，不果，十三年十月，熊文灿弃市。”
李光壂道：“十月初一日，杨嗣昌于襄阳大誓三军，督理中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毕集。时革左五营之贺一龙等掠叶县围沈丘寇光山，焚项城外城，京营副将张琮、刁明忠率京军翻山行九十里及其巢，以劲矢射贼，射杀绛袍而驰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斩首一千七百五十级，十一月，革左五营之兴世王王国宁率众千人来归，置其于襄阳，处其妻子于樊城。张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遁郧阳、兴安山间，掠南漳、谷城诸地。”
“其时诸将骄玩而无斗志，杨嗣昌为剿贼计，乃上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并鞭刁明忠，斩监军佥事殷大白以徇，檄湖广巡抚方孔炤遣杨世恩、罗万邦剿罗汝才、惠登相，不意全军覆于香油坪，杨嗣昌乃劾逮方孔炤，以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