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既无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数是贵族的游戏品。但当时陆海各派各地留学生，倒能通达语言，深入各国社会。所以参谋本部的外国情报，比外交部常来得早。自经两次战役，参谋本部的地位自然加增。故遇到重要事件发生，军人对外交常有容喙之权。特别在中国，有许多浪人做侦探，都是由参谋本部接济的。外交官人数有限，自然不及参谋本部情报网的细密。（现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创办时是第一任参谋总长川上把自己房子卖了做基金的。）最近军人势力增长，外交官只能仰军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退出国际联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赞成，而是现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一手造成的。
自从明治二十六年陆奥担任外交部部长以后，日本外交界始有人才。后来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但日本国民对于他的外交官太对不起了。中日战役时代的陆奥，日俄战争时代的小村，他们用的心血，遭的困难，比参谋总长大得多——至少也是相等——但日本国民一律归功军人而指两度外交为失败，所以两位外交大臣在战后都郁郁不得志而死。在《朴资茅斯和约》签字以后，小村发了四十度的高热还去见罗斯福，实与军人决死相等，但回来时人家用黑旗欢迎他。所以日本的外交将来终久要失败。
从英日同盟、日俄战争到伦敦《海军条约》为止，日本外交方针是与英美接近的。这一派人物日本称为英美随从派。以加藤与币原为主体。但这后面有一条暗流，便是亲俄，但每次都遇到了意外的失败。上文说过伊藤是主张与苏俄妥协的，同时还有一位后藤男爵，他第一次耸动伊藤在日俄战役中与俄国要员在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相会，但到了哈尔滨伊藤被刺。第二次他又耸动桂太郎到俄国旅行，半途即遇明治天皇崩御。第三次在欧战期中一九一五年日本亲皇访问俄国，后来即遇俄国革命。一九二一年这位后藤男爵又请了越飞来日本游历。这是共产党外交官第一次到东方，不久就是日俄复交而后藤却又死了。伦敦会议以后币原外交政策大受攻击，中间经过几次转折而到广田，及亲俄系暗流又得势的证据。广田第一步的成功，即购买中东铁路，那时他最得意，所以大胆声明“广田在位不会有战争”。而在日德《防共协议》的时节，还在东京与俄大使发生一度“破例外交”的近卫。就是告诉俄国说“防共是对英而非对俄。”（广田以不能公开的外交秘密告俄大使，而后者竟违背成例公诸报章，故有破例外交之称。）
日本的外交宣传特别巧妙，但其间有两种流弊，一是对外失信任，自从满洲事变以后，外交界的声明与军队的行动，却成了恰相反对，这种例我不必枚举，我们不敢说外交人员撒谎，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释它。第二是对内失调节。比较缺少自省能力的日本国民经“胜仗”“发展”“大陆政策”尽量地鼓舞人民的气势，结果自己收缩不下来，例如日俄战后的东京烧打事件。
